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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些发电机边徘徊良久，反复欣赏，它们可是能把历史带进一个新时代的‘魔力机器’。”
1893年，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芝加哥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见到了80英尺高的灯塔、以电池为动力的“无马马车”、通用电气的两台800千瓦发电机等当时最先进的电力设备。电作为国家新的驱动力的能量被展示到了全世界面前，历史学家忍不住发出感慨。
发电机使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也引发了他的不安——电力所开启的历史新阶段可能是人类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因此他忍不住问道：“芝加哥在1893年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人民是否知道自己正在驶向何方？”
这是一个敏锐的学者在新技术革命到来前夜激动又焦躁的追问。从电和电力网络中的确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电灯消弭了昼夜的更替，电动组装让流水线诞生，家用电器改变了家庭生活的方式，电梯则使摩天大楼成为可能。电气化历程改变了工业生产的节奏，劳动力市场对工人有了新的要求，这促成了庞大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崛起。而这个群体收入的提升又刺激了家庭生活和娱乐消费，新型大众文化由此诞生……被视作工业时代典型特征的一系列社会结构与形态和交流发电机的产生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新的动力系统对世界的影响就是这样巨大。学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 社会形态是一系列特定经济交换的副产品，而这种特定的经济交换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技术水平。那些被认为是社会长期基础的东西，很可能是临时的结构，它们会像电力时代的水车发电系统一样，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很快消散。
今天的我们对亨利·亚当斯所处的情境并不陌生。21世纪的人类同样站在一场新的动力革命的门口。计算和数字化进程将带来惊人的生产力释放，这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共识。但未来仿佛又隔着一层迷雾，人们好奇那扇大门真正打开之后会释放出什么。
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起点——关注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5G这些热词背后的计算革命给人类社会的各层面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具体而言，本书将从工业生产、大国焦虑和社会治理三个维度来探讨这场动力革命可能的影响。
关注这些话题有着从个体到国家层面的现实意义。
数字和计算革命起源于信息和互联网行业，逐渐向工业生产和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渗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前者是数字和计算发展相对成熟的部分，我们熟悉的互联网、通信行业等都在这个部分。而数字渗透到实体经济的部分则属于产业数字化层面，工业生产制造等就属于这个部分。中国信通院报告认为，产业数字化代表数字经济在实体经济中的融合渗透，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组成，发展潜力巨大。数字产业化占比趋稳、产业数字化占比逐步提升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工业生产制造在线化趋势具有重要的考察意义。
另外，工业制造也是一国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世界工厂”在这波数字经济转型的当下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有着怎样的产业实践，在新经济里竞争力的来源，未来的趋势和走向，这些都关乎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而大国焦虑则深度凸显了“被认为是社会长期基础的东西，很可能是临时的结构”的内涵。基于电气化和工业时代的权力关系及其坚固性在这场生产力剧变前正遭受考验。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有基于自身国情的焦虑，而它们焦虑的点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具有镜鉴价值。
至于数字化和计算革命对社会治理层面带来的影响，则关乎个体生活的当下体验和权益。数字经济将在劳动力市场产生怎样的涟漪、机器是否会让工作机会永远消失、年轻人是否正在远离工厂、数字时代的算法和数据使用如何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国家如何监管算法运转和数据使用、人能否被视作目的本身而非手段、对数字技术的监管是否会阻碍产业发展等现实问题，都是我们想要关注的。
总之，这是一本在技术变迁背景下探讨产业里的生产关系、国家竞争优势及社会治理结构如何演变的书。
“工厂”和生产从来密不可分，它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工厂制造出来的世界里。
作为工业时代的标志性意象，工厂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角色。一个当代人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可能都离不开工业制造品，从婴儿的纸尿裤到死者的入殓袋，从出生到死亡，从白昼到黑夜，衣食住行，工厂制造出来的产品和生产本身构成了人类的生活。轰隆运转的机器、规模空前的劳动力和源源不断产出的标准化产品，以及由此而来的规模化大生产和发达的消费及经济繁荣都与工厂有关。
在一份1924年的美国出版物中，一名汽车工人将机器生产视作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节奏。“当你置身工厂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当你和工厂的节奏保持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与以前完全不同了。每一个站在流水线前面的工人，他们的身体都会跟随着机器的摆动而前后摇摆。”工厂在当时还被艺术家视作灵感的来源，展现了力量与活力。女摄影家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发出了“我崇拜工厂”的宣言。
工厂强大的力量被作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做过展示。他提供了一幅坐标图，坐标的横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纵轴是人口数量和人类社会发展指数。在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18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数还处于缓慢爬坡阶段。18世纪末期，剧变发生了，人口和社会发展使得人类历史的发展曲线几乎以陡峭的直线开始攀升。
这条直线的出现被伊恩·莫里斯归因于18世纪后半叶蒸汽机改良技术的出现。瓦特之前的蒸汽机燃烧效率极低，煤炭燃烧产生的热量只有1%能够被利用，瓦特的发明把蒸汽机的热效率提高了3倍。
改良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进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由此展开。化石能源的动能让人类摆脱了生理和体能的局限。交流发电机问世后，工厂的生产线更是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莫里斯说，工业革命使得整个人类世界早期发展史的所有剧本都显得拙劣无比。
工厂被视作一种实现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的途径而得以推广。大型工业项目不仅能增加利润，还带来了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经济历史学家们估计，在1750年至185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在之前极低的水平上提高了大约三分之一。之后的福特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也带来了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当时的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称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出于自私或者满足个人利益的目的，生产效率最大化带来了个人工资待遇的提高以及社会财富的全面分配。
这所有的荣光都是工业革命、电气化后的产物。
计算革命和数字时代的到来正在重塑工业时代的作业方式，数据正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工业时代里的生产方式、消费习惯和产业连接形式会成为过去式吗？哪些在工业时代被视作恒定的规则在数字时代将被消解，哪些是短期的注定会被改变的结构，哪些定律会继续维持？ 这些是我们想要在生产层面探讨和关注的点。在线、看见、规模和融合是从四个不同维度来展示数字时代相比此前工业时代的变与不变的关键词。
我们试图捕捉数字技术在从工厂到市场的生产流程里萌芽、发展和进化的细节——它可能发生在一颗螺丝钉以更快的速度到达了亟待运转的工厂车间的那一刻；它也可能出现在摄像头而不是人眼“辨认”出钢材厂里钢铁表面瑕疵的瞬间；它可能是服装厂成功向7天前下单的50名分布在天南海北的消费者寄出的T恤；它还可能意味着消费者的意志反向影响生产厂商的产品设计。这些技术变迁带来的，有渐进的物理变化，也有剧烈的化学反应。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是“未来工厂”意象的最前沿试炼场。
追溯工业史的过往总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混乱里找到秩序。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但旋律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数字技术变革里，恒定的东西当然存在。精益和创新依然是这场浪潮最大的两个发展方向。它一方面指向了生产流程中成本控制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指向了由于消费者偏好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变化也在发生。
以“规模”为例，美国商业史学者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他的经典著作《规模与范围》中回溯过石油产业的集中化倾向，当时世界上有近四分之一的煤油产自标准石油公司的几个炼油厂。他感慨，如果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鞋子、纺织品和木材生产集中在三个工厂里，将会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因为在这些产业里劳动力和机器集结，既无经济意义，也没有社会意义。
这是上个世纪的企业史大家对工业和制造逻辑在不同产业扩张的思考。
大多数时刻，工业崇尚规模。根据维基百科，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是波音艾弗雷特工厂，它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以北35公里，占地399，480平方米，也是工业史上最巨型的建筑。由于它的目的是用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客机，自然也需要一个比客机还要大的空间。
除了对巨大空间的迷恋，生产和制造推崇规模还体现在它所调用的人力资源数量上。富士康的郑州园区拥有超过25万名工人，高峰期接近30万人，宛如一座小型城市。2016年时，世界上大约一半的iPhone在郑州生产。
规模带来利润。富士康代工的对象苹果公司，过去10年从智能手机热潮中获得了大部分利润。在2021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的利润占智能手机行业利润的四分之三。在高端制造领域，全世界的芯片生产也高度集中。2020年，台积电生产了全球24%的半导体产品（不包括存储器产值），在一些特殊芯片如车载半导体芯片生产上，台积电生产了全球约70%的MCU芯片（IHS Markit数据）。
制造推崇规模的原因有纵向的一体化因素。美国学者乔舒亚·B.弗里曼认为工厂能扩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的原因除了在于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还在于销售其产品的零售商而非制造者掌握着生产节奏。这反映的是代工模式的崛起。产品设计、品牌与制造环节的剥离成了工厂规模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扩张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变化，卖的产品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当制造商要生产更多的产品时，就需要投入更多原料、零件、销售、仓储等周边资源。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意味着，用更少的投入制造更多的产品来抵消更高的投入成本。但当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后，成本总会压垮收益，“规模不经济”随之而来。这意味着工业时代规模总有上限和下限。
中国服装行业里的一些新变化，让我们意识到“规模”概念中某些层面的因子在被超越。当产业里供给和需求出现严重错配，市场处于过度供应阶段时，服装厂单方面追求的产品规模可能会成为压倒品牌商的最后一根稻草，规模可能意味着库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单测款，大单快反”成了这些企业的解决方案。规模效应还存在，但在此之前，更小的规模反而成为企业获得灵活性和某种确定性的根本。这样，通过大数据的预测和对从需求到生产制造环节的管控，服装产业在成本、速度和规模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对“规模”实现了某种超越。
这是数字技术和计算带来的改变。“信息是被浪费的物力资源的替代品”，用大数据和计算取代那些生产出来却因滞销而可能被销毁的衣服，这是最好的案例。
技术和数字化让新的行业产生，也在让旧的行业消失。 正如电气化普及悄然带走了在美国北部以数百万美元为单位制造冰块的产业，它也可能让传统优势产业的地区和国家从原有的中心位置被抛下。
当下全球生产力在地理上的分布深受此前半个世纪里工业化进程和技术演进的影响，创新、设计等环节与生产制造环节出现了剥离现象。 数字技术变得愈加发达后，制造端相比其他环节的权力关系会发生变化吗？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国际竞争加剧，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信贷紧缩和通货膨胀，许多企业迫于股东压力，在降低成本的需求之下，不断削减利润较低的业务。他们将一部分支持类工种外包给其他公司，如客服等。到80年代许多美国企业甚至将制造环节的部分也交给了代工方。典型的代表有电子产业里的得州仪器和思科等。思科与专业的制造商合作，授权这些制造商生产前沿产品，贴上自己的品牌销售。得州仪器则是将制造部门出售给其他公司，而后与之签订合同，生产产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80年代一批超级零售商开始崛起，沃尔玛是典型案例。沃尔玛自身不生产产品，但由于有强大的销售能力和渠道优势及高效的物流，它很快赢得了比供应产品的制造商们更大的优势。
1992年，宏碁电脑时任董事长施振荣在《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它将企业价值分为三个部分呈现在同一张图片上。按照先后流程分为左、中、右三段，分别指代技术、专利，组装、制造，品牌、服务三大部分。施振荣认为，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的附加值都比较高，而处于中间位置的组装制造的附加价值较低，如此整个曲线看起来像是个微笑符号，因此被命名为“微笑曲线”。这个理论将组装制造环节安在了价值链条的较低环节。
超级零售商们和只专注设计创意环节的品牌商们把控产业链条里较重要的位置，而负责生产制造的工厂为了争取订单，不断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区域转移，寻找劳动力及土地资源的价值洼地。同时，工厂也在不断扩大规模，试图利用规模效应来从单件产品的微薄利润里得到超额回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东南沿海珠三角和长三角形成了超大型工厂或者大型工业园区。中国也成长为“世界工厂”。
但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及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试图重塑制造业的雄心，人们又重新强调制造本身的价值。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制造和工业、工厂的认知也在悄然颠覆过去的认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制造环节的重要性严重被人们低估，如果将创新视作一个从研发走向市场的过程，那么制造环节本身就可能隐藏着让创新诞生的秘密。
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的核心论点。这一机构的主席苏珊娜·伯杰认为，一个国家关于制造业的认知、学习和积累是在产品从雏形到销售再到消费者手中整个链条中完成的。即使是深得大规模制造之道的公司也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学习。生产剃须刀片、尿布、路标、便利贴这些毫不起眼产品的公司也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宝洁、3M公司等就是在制造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不断找到新的创新点来增加利润空间的。
对制造和工厂价值的强调并非新鲜事。2004年，日本新力索尼（Sony）中村研究所的所长中村末广就提出过“武藏曲线”。该研究所对日本的制造业进行调查发现，制造业的业务流程中“组装、制造”阶段的流程有较高的利润，而“零件、材料”以及“销售、服务”的利润反而较低。如此，若以利润高低为纵轴，以业务流程为横轴，将上述的调查结果绘成曲线，将可以得到一个“左右位低、中间位高”的曲线，此即称为“武藏曲线”。武藏曲线与微笑曲线在特性表现上全然相反。中村末广的观察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对400家制造企业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一致，并被写入了《2004年度制造业白皮书》中。
当下，在新一轮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制造和工厂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与全球化滥觞的年代里的分工合作似乎背道而驰，产业链安全及国家战略储备等因素被前所未有地强调。
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生产？
2021年8月，台积电市值超越腾讯和阿里，成为亚洲市值第一的企业。制造业里的芯片代工巨子掌握的权力被空前放大，代工制造企业早就不能被视作生产零部件的车间，而是汇集了高精尖技术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巨头。
同年9月，日本的制造巨头基恩士创始人滝崎武光超过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问鼎日本首富。基恩士是一家连工厂都没有的企业，生产制造环节全部外包，但该公司却是高端制造业的翘楚和典型代表，在机器视觉领域垄断了全球一半的市场。
而在全球层面，全世界范围内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与制造相关的企业只有两家，一家是苹果，一家是特斯拉，其他的万亿美元市值企业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数字公司，例如微软、亚马逊和META（前Facebook）。同时，苹果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也是市值最先超越万亿美元的企业。
代工巨头登顶亚洲市值第一，没有工厂的机器视觉翘楚问鼎一国首富，软硬一体的企业登顶世界企业市值榜，这些都是我们时代制造行业的现实。
在国内的环境里，互联网巨头们意识到当下处于巨大的换轨期。它们在人口红利见顶、增长乏力之际，既想延续消费互联网领域的指数级增长，又切实掌握了数字处理手段和软件及算法等技术工具。对它们而言，从消费互联网转身投入产业巨浪中，是新的监管背景下合法性的新来源，也寄托了增长愿景和未来发展空间的希冀。
而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动力从“工业互联网”的首提者通用电气（GE）身上可见一斑。通用电气、西门子等制造业巨头十年前便将硅谷而非同类企业视作最大竞争对手。微软、IBM、谷歌、亚马逊这一类“原生态信息产品”生产企业逐步渗透、侵入，倒逼传统行业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同时，数字企业繁盛的溢出效应——包括平台开发、软件运营、数据价值挖掘在内的全方位人才与管理经验，也在为传统行业提供转型的工具和支撑。这一现象在国内也同样明显，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基于自身能力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三一重工孵化的树根互联、海尔公司旗下的卡奥斯、美的公司的美云智数，这些企业都在积极将制造能力与软件工具、数字经验结合。今天，你很难将这些企业界定为单一的制造企业。
软件更重要还是硬件更重要？数字还是制造？这是个问题。
数字经济向实体经济融合的产业数字化过程中所蕴含的参差正拷问着人们的想象力。
有人称，数字技术可能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大的红利。这是事实，却只是一部分的事实。它也带来了焦虑。
国家的焦虑非常明显。工业时代，因为技术换轨导致不同产业的兴衰，事实上带来了国家间的权力更迭。改良的蒸汽机带来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发达，英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铁路、钢铁、石油、流水线和汽车产业的发展，使美国成了世界制造的中心。日本的精益制造让丰田的小汽车打败了美国的汽车产业，日本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制造业巨子。数字浪潮里，中、美、德、日四大制造业强国都需要面对自己的心病。
对美国而言，在几十年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全球分散趋势下，本土的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已不可避免。这种制造业的全球分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分工和区域比较优势的背景下追求更高利润的自然结果。美国创新—全球生产，这种方式充分利用了生产制造所在地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特点，美国通过价值链的设计创新和品牌市场环节来获取更高的溢价，生产制造环节被剥离和外包给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最初是日本，很快是“亚洲四小龙”，最后是中国和东南亚等地。这也与微笑曲线理论相符。
但伴随着大国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理念重塑，制造变成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课题。对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而言，他们越来越担忧随着制造环节的流失，设计和创新环节也越来越远离美国本土。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中将美国的创新—制造逻辑分成了几个阶段，“在这里创新，在这里制造”逐渐转向“在这里创新，在那里制造”，而当下他们最担忧的是“在那里制造，在那里创新”。
制造和创新之间的神秘链路是否会被潜在的竞争对手打通，从而导致世界创新中心的转移。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当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选择了与国家利益相背离的道路时，国家的意志和政府重拾产业工具能否改变产业的分布，就是当下美国最大的焦虑。美国如何应对这种焦虑，直接关乎中美关系的走向。
相比而言，日本和欧洲的焦虑则分别是社会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减少和传统优势汽车产业在新的能源及新的生产资料冲击下能否保有原本优势地位。
这些国家在数字时代里命运的观照，对中国而言有现实意义。
老工业基地在新时代里的命运走向，是德国制造在数字时代遭遇的最大挑战。疆域辽阔、工业门类齐全、发展水平存在参差梯级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困扰。东北传统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人甚至调侃“投资不过山海关”。“锈带”能向“智带”转变吗？它转型的路径是什么？这是我们关注德国斯图尔特的未来的原因。
而日本应对数字时代到来的社会5.0政策和日本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则体现了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特性。这也是中国未来难以回避的话题。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亿人，占比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了5.44%。日本的应对可能是全球国家在数字时代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参考系。
中国在数字时代，补课与赶超并行。2021年8月11日，创新工厂CEO李开复在《时代周刊》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关于AI和中国制造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依然是世界工厂，它正在用AI来设计其未来”。这个标题或许就能概述中国当下的工厂和制造业的现实——多年来，中国一直被喻为“世界工厂”，即便在全球其他经济体纷纷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重击的2020年，中国制造产业仍然维持稳健的增长范式，全年产值高达3.854万亿美元，占到全球市场近三分之一。文章称，如果你脑中的中国工厂是传统的“血汗工厂”，那么是时候修正你的刻板印象了。中国经济已经迅速地从疫情冲击下复苏，疫情同时催化了各种各样人工智能（AI）应用场景的加速实现。
在新的技术浪潮下工厂命运的变迁就成了关乎中国未来的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关注未来的生产，就是关注未来的大国权力关系，关注中国的比较竞争优势。
数字技术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数字技术解放了生产力，正在各种层面重构生产关系，制度、法律及伦理道德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软性环境是否做好了迎接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准备？
人类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就一直被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所困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这种焦虑被进一步放大。经验是否会被算法和数据取代，快速发展的智能制造技术是否会让中国的工人们丢掉饭碗，生产线自动化之后劳动力的价值在哪？同时，产品的形态可能也在发生变化。特斯拉发生车祸以后行车数据的公开与否引发巨大争议，这些让所有人意识到数字化产品的数据归属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真问题。
尼古拉斯·卡尔说，互联网是一个有着许多自相矛盾之处的机器，从它的工作方式到它被使用、被感知的方式都是如此。它是一个实行中心制控制的工具，也是个体解放的工具；它是一个去中心化表达个体观点的渠道，也是一个赚取企业利润的渠道。当计算力像电力一样被装载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场景，渗透到人们可以想象的每一个角落时，技术、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就会变得明显。
社会形态的变迁具有某种滞后性，应对这些重构的关系也需要时间。从技术和经济视角观察数字技术的演进，效率提升、成本结构优化是主要指标，但进入社会治理层面，社会福利、公平、个体权益保护和人本精神就成为新的考量标准。
20世纪末，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浪潮开启时，曾呼吁用比特移动来替代原子移动。但今天，我们可能也需要明确，人作为原子世界的存在，进步和效率是工具，人的存在本身即为目的。
回到本书的内容框架， 未来的生产、大国焦虑和社会治理三大板块分为八章来论述全书的内容。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记录了工厂和生产环节数字化的时代背景及本质特征。“在线”，在今天的生活里，它如此普遍，如此触手可及，却又难以捉摸。但正是“在线”将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相连接，带来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数字世界。通过对比特的处理来取代对原子的移动，提升效率、节省资源、实现创新，从而带来社会总福祉的提升。这是人类拥抱数字时代、迎接技术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从消费走向生产的数字化，又是一条漫长的旅途。
对具体的生产制造企业而言，是否要迈出这一步，以怎样的节奏迈出这一步，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成本测算及时机考量。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时代的到来并不是按动一个按钮的结果，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企业主艰难的决策和复杂的利益平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当然也看到了机遇，震坤行的探索与尝试就是典型的案例。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企业在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可供借鉴的对象，中国本身就是最前沿的市场。
探讨完“在线”这一共性特征后，我们尝试从某种纵向的技术应用到实践和横向的具体产业里的数字探索这两个剖面来观察当下中国的数字化进展。这也是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
第二章以工厂智能化变革里的重要特征“看见”为关键词来探讨工业视觉能力在中国工厂的应用。工业能“看见”，这是数字技术给工厂带来的重大变化。探讨这一技术的产业应用，引入了海康威视的具体实践来观察工业视觉产业在国内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个领域也在上演着本土品牌十年磨一剑，实现国产替代的故事。而海尔卡奥斯里的智能工厂方案输出团队的故事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让我们看到新旧生产力在工厂智能化之路上的角力。
在以关键词“规模”统领的第三章，我们以具体的服装行业的数字化为案例，分析互联网基因和制造思维在数字化解决方案里的差异。选择以服装产业作为样本行业，在于它古老又时尚的特性，同时服装的软体非标产品的属性让数字化技术在进入这个行业时遭遇了重重困境。而互联网平台公司阿里巴巴的犀牛智造和服装品牌SHEIN各自提出了基于自身目标的解决方案。它们的路径并不一致，实现方法自然迥异。服装棉纺行业的数字化方案到底要走哪条道路？终局还远未到来。
第四章以“融合”为关键词，我们从离工厂稍远的消费终端观察，探讨数字技术是如何让消费从生产流程的末端转变为生产流程的起点。生产和消费这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的消失得益于消费者自身意愿的反馈捕捉及与生产流程的打通，其中最重要的角色自然是数字技术对消费者意愿、画像、需求偏好的捕捉。
要揭示今天新出现的生产关系，回溯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产品丰盈历史是必要的，那里是消费者主权的起点。在那段往事里，新的社会生产部门广告公司、市场调查机构和消费者研究部门诞生，它们反映了消费者地位的提升和崛起，也预示着今天的生产—消费关系的融合之路。当然，“融合”本身也是生产端主导的融合。未来工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会走向何方，依然是一个颇具挑战且值得思考的话题。
在本书的第五到第七章，我们引入海外视角观察海外工业大国在数字时代的焦虑。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焦虑各不相同，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并不一致。对美国、德国和日本数字化历程的观察，是从中国人关切的问题切入，这也是本书在中国视角、全球视野上所做出的努力。
在本书的第八章，我们思考的是数字化之后社会治理层面的新变化。在社会形态层面，许多制度、规章要随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改变。但数字技术和计算革命本身也需要被纳入监管和规则范围内。互联网正在成为被监管的行业，许多人对平台级企业的未来忧心忡忡，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数字技术的全面否定。
总之，数字技术是一场新的革命，也是一个观察原子—比特关系演化的绝佳场域。
生产力的剧变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洗牌，力量和利益发生分化，格局在重塑。这里正发生着最复杂、最激动人心的变迁——大型企业挺进无人区，中型体量公司积极守疆土；老牌思考转型，小微蓬勃崛起；能看到本土企业的新气象，也能看到跨国企业在更新中国经验。冲突和磨合在所难免，它关乎新旧生产力的撕扯，是中国经验与全球适配的角力，是制造基因和互联网思维的碰撞，还需处理生产和消费间的对立关系。
对于企业、国家和个体而言，前方已经没有了现成的路，一切都在迈进无人区。
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或许，变化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