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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文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歌手多莉·帕顿的话：
朝九晚五，这是怎样的谋生方式啊！
不久之前，我决定进行这样一次试验：把主要的工作时间改成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这样，我的工作时间就减少了——实际上可能减少了一半——不过我的工作量却没有减半。我个人并没有将被动收入当作实现财务自由的好方法，虽然我确实认为被动收入是收入的来源。然而，我从来没有主动停止工作，因为我爱我的事业。老实说，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完全放弃工作并不实际，毕竟我们还是得吃饭，不是吗？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工作与否的权利，我们不得不努力谋求生存。不过，近年来，我们平均的工作时长通常可达每周60个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真的一直在“忙工作”吗？或者仅仅是“在上班”？
我们以狩猎为生的先祖们每天“工作”约三到五个小时。在工作时，他们非常努力——应对危机，寻找住处和食物，但不需要主动寻求其他的工作以填补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他们只需要按照对食物、住处和当时“正常的作息”的基本要求所设定的节奏而生活。然而现在，我们通常看不到工作之外的生活。工作将我们牢牢束缚住了，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时间。
如今，许多人可能为了身体健康而不再一周工作60个小时了，但是仍然在为了工作拼命。20世纪50年代，美国伊利诺伊州理工学院对科学家的工作情况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工作地工作25个小时的科学家们，工作效率并不比只在工作地工作5个小时的科学家高。每周工作时长为35个小时的科学家们，工作效率只有每周工作20个小时的同行们的一半。那些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科学家们是工作效率最低的。“在工作”和“真正在工作”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儿。
简而言之，工作时间越长不等于工作效率就越高。根据一项研究，76%的工作者认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工作时间灵活的职位。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在家办公，就会出现全天候的工作心态，那我们就有不断承受工作压力、不断因工作而感到焦虑的风险。
我们认为，反朝九晚五工作模式的理念是近现代才开始有的，然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出现的时间比你想的要早得多。你肯定知道查尔斯·达尔文，他是现代进化学理论研究之父，也是《物种起源》一书的作者。但你可能不知道，达尔文可谓是他那个时代的蒂姆·费里斯（美国知名的创业家和演讲家，“每周工作4小时”观念的首创者和成功实践者，致力于寻找最高效的学习与工作方式），总是在努力以最少的时间创造最多的成效。他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陆龟时，平均每天会花4.5小时来工作，其他的时间就去散散步、小憩、处理信件并享受家庭聚餐。
作家查尔斯·狄金斯和史蒂芬·金，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和G.H.哈迪都以每日工作4至6个小时而闻名。1926年，美国实业家和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就对自己公司的员工进行了一次试验。他将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每天10个小时减少到每天8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减少为每周5天。结果，他发现员工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商业圆桌会议在198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而言，你连续工作的时间越长，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就会因身体疲累而降低。原文如下：
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的工作模式持续超过约两个月后，生产力减少的累积效应就会使工作延时，且比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工作模式延时更长。
我们必须要让主要的工作时间为我们所用。那么，就让我们来说说怎么提高工作效率以及珍惜睡眠、休息时间的重要性。
从理论上而言，每天早上5点起床是很棒的习惯（比如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作、阅读、冥想……甚至能完成更多的工作），但是我真的无法做到每晚8点入睡。优先考虑我的睡眠时间对我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对大多数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如果你仍然想要每天早起，那么就应该考虑多小睡几次。达·芬奇每天小睡很多次，晚上的睡眠时间就会少一些；肯尼迪总统每天都在床上吃午餐，吃完就午睡；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午睡时间是固定的，他认为午睡能让他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
我小时候就不爱午睡，这让我的父母很烦恼。而且午睡这种事儿，我现在都做不到。我曾经想要将我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决定在午休时多做做运动，或者增加冥想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到4点，我会习惯回顾这一天的工作，删除过期的电子邮件，并为第二天做规划。当然，我定的时间不见得适合其他人。当我发现我的黄金工作时间是上午，我就开始更加认真、高效地去利用这段时间。这样，我下午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玩啦！
事实上，大部分人现在仍然遵从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被我们认定为最合适的工作模式。大部分老板都希望，员工们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能工作。相反，作为员工的我们越来越希望工作少一点，工资高一点。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衡量工作效率，而不是用实际的工作时长来衡量呢？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们可能要归咎于蒂姆·费里斯在10多年前掀起的“每周4小时工作制”热潮，还因为现在许多人都开始自己创业并开启适于自己的工作模式。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希望在抚养孩子的同时，探索全新的事业。因为传统的工作环境往往要求人们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来使自己在工作上获得重视，从而在职业上获得成功。
企业家精神和副业的兴起，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发生暴露了一个事实，即这种朝九晚五在办公室工作的模式都是基于“工作效率与在办公室的时间成正比”这样一种观念。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却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重视工作时间的方式。
按我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想更好地管控自己的时间，那么设定自己的工作时间时，工作量并不是你要面对的唯一问题（如果你是雇员，这一点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但如果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可以跟你的上司说一说）。在朝八晚四的那两周时间里，我学到了如下的经验：
你需要严格安排好与你的团队和客户进行沟通的时间：你在会议和通话时越有条理，那么你的用时就越少。团队人数越少，彼此沟通、核对工作就越容易。不过，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有一点出入，我们就有必要确定一下交接、核对工作的时间，也不要忽视每周的团队会议。
除了面对工作团队、上司和同事，你可能还需要面对客户，如果你不够细致，他们的日程安排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查看一周的总体情况，为某些特定的事项分配特定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你可能需要灵活一点，不过提前计划并坚持总体安排总归是一个好主意。相比在同一时间内做多个事项，我发现为特定的事项去设定时间会更容易完成。你可以设定“客户日”，明确规划好各种事项的完成时间。
别人可能难以接受你的时间安排，在对待工作这件事上，我们似乎都持有“永远在线”的心态。事实上，生产力高的国家，反而工作时间短、收入多。卢森堡人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0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6个小时），平均收入却比工作时间更长的国家的人要多。
不过，你可能并不住在卢森堡，可能已经习惯了要长时间工作才把事情忙完。我只是给你一个提醒：别人可能会难以接受你的时间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都希望你按照他们的时间安排行事，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安排是唯一可行的。
如果你想要每天下午3点下班，但有人在4点时给你发来了工作邮件，你可以有三个选择：
1.你马上回复他们，对方会觉得你总会工作到下午3点以后；
2.你第二天上午再回复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下午3点后就不会工作了，且你第二天一开始工作就可以帮助他们；
3.设定一个自动回复，告诉他们你的工作时间，并承诺他们：一旦开始工作了，你就会及时回复他们。
设定界限是必要的：写作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可能每周要花四五个小时来写作。我的写作时间是不容更改的。为此，我设定了明确的界限来确保写作时间不会被其他事情所占用，包括处理邮件、通告以及和我的团队交接工作。
我这样做可不只是调整时间，因为我还发现自己正在改变对工作文化的认知：你想要创造一种怎样的工作文化？对我来说，使用监控监督员工工作是不健康的。当我们主要根据实际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来获取报酬时，监控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自由工作者不能以小时计算工资的原因。诸多研究证实这是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的地方（以及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成功）。
我是在16岁时正式开始工作的，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辅导小孩子，教授英语。我总是喜欢让自己忙碌起来，让自己充满活力。在我的生命中，我似乎从来没有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我教过书，后来又成为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营销顾问，我还曾在夏季摘水果，就为了可以买新的笔记本。我总是在做全职工作的同时，去兼顾另一份职业。
我曾经想成为一名音乐记者，但音乐发行公司不给我钱，只会给我一些演唱会门票和唱片。在工作几年后，我才开始发现事业要长久就必须要有持续的收入。然而我那时年轻，只想埋头干活，我想要当全职作家，因此我写作，然后兼做家教，还帮我的姨妈整理账单、发票来赚取零花钱。
所以，我在“组合型职业”这一词出现之前就体验过这种职业了。
在过去的5年里，职场文化确确实实改变了。越来越多的“Z世代”年轻人（1996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开始通过网络进行谋生，而且做得相当成功。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的学术领域：大部分专家就是通过网上学习来获得大学学位的。2019年，《福布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根据市场预测和研究显示，网上教育所带来的收益将在2025年达到3250亿美元，是2015年的三倍。
此外，雇员们总是向雇主们提出工作时间要灵活，工作要看成效的要求。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要允许我的团队成员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然而，就和任何新事物一样，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若我们缺乏周密的安排，就无法有条理地完成工作。
我没有获得商学院的学位（尽管我参加了网上商学院的课程），但我必须学习怎样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和工作——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任何商业课程都无法完全讲透的。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被上司时刻盯着的员工和习惯了在工作时间通过监控来监视员工的企业领导来说，新冠疫情的流行的确给他们的传统生产力输出带来了麻烦。企业领导需要培养对员工的信任，让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脱离监控，独立完成工作，员工则需要建立起他们之前没有过的全新的工作制度。我以前开过一门名叫“好好把握你的时间”的课程，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有关工作效率的经验，那就是：你需要不断地改进和训练提高工作效率的技能。
被忽略的另一项关键技能是好好休息。亚里克斯·索勇·金·庞在他的《休息》一书中，指明了这一点：
我已经说过，我们应该平等地对待工作和休息；我们应该将好好休息视为一种技能；最能恢复体力的、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主动去休息；只要休息得好，我们就能更有创意，工作效率也会更高，而不是强迫我们自己像哈哈镜一样面对无穷无尽的工作和不断上升的期望。认真对待休息，不仅仅会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当我们利用好休息的权利，让自己真正学会好好休息时，我们的生活也将会变得更加丰富且充实。
跟他人谈及本书中介绍的理念时，我遇到的反对意见之一是，它是否会受到热衷于忙碌的工作者的反对。不过，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工作时间更长并不代表工作效率更高，也不代表在工作上就更成功，因此热衷工作不应成为人们向同事和上司炫耀的资本（例如，有的员工会说“我是最累、最辛苦的，因此我也是最成功的”）。
《赫芬顿邮报》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的成长公司（Thrive）的创始理念就是，工作更少能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表现力和整体的幸福感。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和幸福。某项调查结果显示，从2015至2017年，企业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每年增长4.8%；预计到2022年，健康行业的净资产将翻一番。
我经常回想这样的案例：当你老了，不再需要去工作时，你想要在人生的末日回忆人生之途的哪个阶段？你会深情地回想起处理电子邮件和赶忙去参加迟到的会议，还是会回忆你因为工作而得到了你想要的生活？我认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的工作文化环境格格不入。我们看待工作的方式与我们祖先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们现在是时候去坦诚地谈谈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到底是什么样的了。显然，我们真正渴望达到的目标是拥有更充实、更切实、更日常化的工作体验和更高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