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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是一个时间值，韧性则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确实，提高效率往往会削弱韧性，但时间值的作用不在于提高效率，而在于增加适应性，这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地球就像一个自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形式的生命体都在时刻适应地球的能量流动和变化，也在适应地球环境的演化。适应性与自然界中“和谐”的概念非常相似，这也是东方的神学和哲学所强调的独特概念。
效率意味着消除摩擦，它是消除那些可能减缓经济活动速度和优化经济活动程度的冗余代名词。然而，韧性至少在本质上就是指冗余和多样性。例如，就某个特定品种的作物生长成熟的速度而言，进行单一化种植可能更为高效，但这种单一化种植一旦受到枯萎病的影响，损失可能无法估量。
长期以来，效率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指挥棒，但不论是商学院的学生还是企业的掌权人，大家突然发现对效率的追求反而大大增加了风险，使得经济和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所有这些都会破坏我们所说的综合韧性——这犹如平地起惊雷。既然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审慎地重新思考究竟该怎么做了。
如果我们对效率的执着已经开始动摇，那么我们如何对待效率的孪生兄弟——生产力，以及经济赖以存在的其他关键代理关系呢？效率是一个时间值，而生产力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率，尤其是那些与技术投入和创新商业实践相关的投入。效率和生产力都是严格的线性过程，并且在生产环节和市场交换过程中都受到时间的制约。这两个概念很少关注或计算在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更别提商品交换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了）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过，正是由于忽略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企业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才看起来是增长的。
生物系统是围绕一个非常不同的运行机制组织起来的。对生物系统而言，适应性而不是效率才是时间留下的标签，再生能力而不是生产力才是衡量绩效的标准。在所有生物体和生态系统中，适应性和再生能力密不可分。我们以生物学中的自噬过程为例来考虑这个问题。
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是日本一位77岁的细胞生物学家，他一生都在研究细胞自噬的过程。“自噬”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自我吞食”。自噬系统是细胞的废物处理系统。自噬是“细胞内的垃圾被捕获并密封在一种称为自噬体的袋状膜囊中……（并被）运输到一个称为溶酶体的细胞器里的过程”。长期以来，生物学家一直以为溶酶体只是一个“细胞的垃圾箱”，没有其他特别功能，就类似于人类社会的垃圾场和填埋场。
但大隅良典发现，自噬是生物体的一种循环机制。它会把细胞的“报废”组分收集起来，有用的部分被剥离出来，用以产生能量或新的细胞。大隅良典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生物体内有很多奇妙的过程和模式，自噬机制只是其中之一。这些过程和模式对我们重新理解经济生活助益匪浅。近年来，在经济领域流行模仿生物体的“再生惯例”（商业术语就是“回收”）。再生循环的概念被嵌入经济过程的每个环节（从采掘到生产、存储、物流和消费），目的是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其间几乎没有浪费任何废弃物，相反，这些废弃物通过再生的方法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账单，不仅惠及眼前，也益于子孙后代。
这些关于效率与适应性、生产力与再生性的讨论，是否只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供应链、物流和备用库存崩溃，让世界措手不及而引发的短暂反思？抑或有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开始扎根呢？无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还是沃顿商学院的学生），还是后来（1995—2010年）我在沃顿商学院的总裁班和高级管理课程中担任教职时，我都不记得发生过任何关于效率和进步的缺点的讨论，更不用说关于适应性和韧性这样违背经济学主流的话题了。
改变的只有不断升级的各种危机。仅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就目睹了世界各地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快速兴起，例如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亲历了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和大衰退；见证了随着全球金融和商业精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崛起，全球劳动力日益短缺，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感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也面临着强权统治和人民对民主治理逐渐丧失信心。但是，这些威胁到人类文明稳定基石的危机，与越来越频发的全球性疫病大流行以及地球气候迅速变暖这两大生存危机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后两者正在把我们人类和其他物种引向第六次地球生命大灭绝。
人类上一次面临同样的危机是在7个世纪前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从1348年开始暴发，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持续在欧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肆虐。随着黑死病的蔓延，欧亚大陆有7500万~2亿人死亡。
但那一次危机在规模和范围上与今天的都相差甚远。当时黑死病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让人们对天主教会的治理及其宣扬的世界观和宗教故事产生了普遍失望的情绪。这些宗教故事和其中蕴涵的世界观长期以来一直是信徒的精神依托，一千多年来，它们一直指引着西方文明的进程。基督的故事及教会关于救赎和永生的承诺对老百姓来说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一直被西方世界接纳，但科学最终证明瘟疫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弱小的对手，是小到连肉眼都无法看见的鼠疫耶尔森菌。
然而，混乱中也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世界观和相应的叙事方式。新的政府治理形式以及新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应运而生。在这种新的文明秩序（我们姑且称之为“进步时代”的主旋律）的引领下，欧洲、美国乃至世界很多地区都步入了现代。
“进步时代”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情，包括民主治理的兴起、更大的个人自由度、更长的寿命和人权的伸张。但是，这个新时代的主旋律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它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广泛应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范式转变的核心是对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承诺。但这一次实现这个目标的决定性因素是：科学的奇迹和数学的精确性、能让生活变得更轻松的新的实用技术，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在促进社会经济福祉方面的诱惑。这三个要素是“进步时代”的基石。把这些要素绑定在一起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方法，它被用来组织个人、社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方向。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术语，但很少有人讨论它，更少有人质疑它。尽管如此，它仍然被普遍认为是节省时间、拓展空间来创造人间天堂的不二法门。
效率是现代化的时间动态体现。效率重新组织安排了我们对时间的使用方式，同样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空间。对效率这个词的使用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有效率，也就是可节省时间、积累时间、赢取时间、延长时间，这也就相当于延长了个人甚至社会的时间。个人、群体或社会的效率越高，他们就越相信自己延展了未来的边界，也就越来越接近“不朽”的尺度。现代科学的兴起、更先进的技术和市场资本主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新三位一体”，取代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效率将取代上帝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原动力，成为“进步时代”的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