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至上信条

事实证明，在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工厂车间只是泰勒在整个社会领域发动效率革命的滩头堡。泰勒主义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与科学紧密相连，这赋予了它合理性，使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眼就能看明白并且接纳它。人们在使用效率一词（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描述机器性能的工程术语）的时候，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机器的时代。令人惊叹的新发明被快速地推上市场：电话、发电机、电、电灯、汽车、飞机、摩天大楼、收音机、电影、自动化装配线、家用电器等等。

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开始，到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已经有数百万家庭参观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举办的大型世界博览会。人们在那里体验到了触手可及的乌托邦世界，而正是现代科学和新的商业效率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所有的展品向公众展示的都是他们即将步入的未来生活。

还有哪里比家庭能更好地向公众灌输这种新世界观呢？流行杂志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们灌输“做进步者，加入效率运动”的思想。这些文章一边蛊惑煽动，一边也旁敲侧击。它们告诫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不要在工作这件事上“当逃兵”，提醒她们家庭也是“全民参与的伟大工厂的一部分”。 美国家庭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在一份颇受欢迎的杂志《女性之家》（ Ladies’ Home Journal ）上发表文章，教导家庭主妇在经营家庭经济时应该更加科学和高效。

她坦言：“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仅在洗衣服这件事上就做了80个错误的动作，更别提在收拾杂物、擦拭和摆放物品的过程中犯的错误了。” 弗雷德里克呼吁全美国的家庭主妇在洗碗的时候都采用标准做法，“找出哪些动作有效，哪些动作不必要的和低效” 。

当时，还有人建立了家政实验站以研究家务劳动。在那里，人们对做家务的时间和动作进行研究，找出做每项家务的最佳动作并优化其时间分配。他们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然后依靠这些数据用“家务工程的原理”来培训家庭主妇。 效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家庭……将被机械化、系统化”并按照效率标准进行优化。

尽管家庭是向全社会推广泰勒主义的起点，但最终成为“效率工程”的导师、领导者、仲裁者和执行者的却是学校系统。人们运用科学管理原理，依照工厂的样子对学校进行改造，把孩子们塑造成一个个“小泰勒主义者”，以为这样他们就能为面对“明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大众媒体歇斯底里地鼓吹传统的教育方法已经过时，无法满足学生将来所需要的职业技能要求，或者更准确地说，学校应该成为新兴工业体系的附属物，而新兴工业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科学管理原理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经济效益。《星期六晚邮报》（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发表了一篇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檄文”，标题是《我们的中世纪高中——我们究竟是在为12世纪还是20世纪教育孩子？》。作者强烈抨击了普通人所认可的“绅士教育”，认为这种教育“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商界——没有用处”。 另一位泰勒派人士斥责“许多学校的管理效率低下，这在商业世界中不可容忍” 。

美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接受了这一挑战。学校负责人首先要敦促按照科学管理的方式对公立学校系统的职务进行大规模重组。首要任务是让教师无法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的个性化教学方法。泰勒主义者认为，课程设置、课堂演示和学期测验都需要由学校管理者及学校董事会负责，并向每位教师提供如何授课的说明，这样才能使教学内容标准化。

在这种新模式下，学校负责人相当于工业企业里的管理人员；教师则类似于工厂车间里的工人，他们被指派特定的任务，同时被分发如何把课程内容教授给学生的详细说明。知识被分解成容易消化的碎片，以便学生在标准化测试的时候回忆和反刍。

标准化测试和数字打分成为一种常态。面对事物时思考“为什么”的古老思想传统被抛诸脑后，让位给了狂热推崇效率者对“如何进行优化”的追求。效率成为衡量表现的主要标准。每项任务都被严格限定了截止日期。知识被分割成孤立的学科——这种分裂的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学习简化为完成指定的学术任务。学校系统的好坏靠通过标准化国家考试并进入下一年级的学生的人数来评判——此后还要由SAT和ACT考试机构来评估学生在国家考试中的成绩。

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里泰勒式的教育方法有过一些细微的改动，但实在微不足道。20世纪的教育几乎完全致力于把学生塑造成“泰勒主义者”，好让他们将来可以在工商业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美国联邦政府推出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就是“泰勒工具箱”的产物。该法案的主要特点包括对学生进行“高利害性标准化测试”，对教师如何完成课堂教学做出详细说明。凡是难以简化为标准化评分的课程都将被逐出课堂。

华盛顿大学教育项目的教授韦恩·奥（Wayne Au）在《课程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泰勒主义下的教学：一考定乾坤和21世纪课程的标准化》的文章，描述了美国学校一直遵循泰勒主义信条对当今的教育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为了应付“美国高利害性考试”而学到的知识，沦为一系列互不关联的事实、操作、程序或数据，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便于死记硬背……因此，学生学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只需要低级思维能力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通常是在孤立的考试环境下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的。通过这种方式，高利害性考试有效地扼杀了美国学校的教师们对知识本身进行重构的实践活动。

在公共讨论中，没有哪个议题比自然保护更重视效率运动，更容易在辩论中被误解。当时，许多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出于审美目的而希望保护大自然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希望保护生态系统，从而使美国本土的动植物物种能够在日益工业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然而，专业协会和企业与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达成了一致，对保护自然资源进行重新定位，纳入效率议程的范围。他们争辩说，自然资源是美国作为主要工业强国迅速崛起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本钱。不过，他们也警告说，如果占有、征用和开发国家自然资源宝库操之过急，就会害死这只正在下金蛋的鹅，所以敦促社会要更有效地利用自然的馈赠，用以推动美国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源的使用属于技术性问题，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应该交给最懂如何有效管理国家自然财富的专家进行监督。

环境历史学家塞缪尔·P.海斯（Samuel P. Hays）这样总结资源保护运动的症结：“效率至上信条的拥趸认为审美是从属于功利主义的。在他们的计划中，保护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工业生产力。”

如果有人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国家公共土地资源的使用方式有了任何变化，那么请看看下面这些数据。目前，90%的公共土地“可以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而只有10%的土地用于资源保护和其他用途，包括休闲度假区和荒地” 。更糟糕的是，根据美国内政部最近对联邦土地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美国42%的煤炭、22%的原油和15%的天然气都是在联邦的土地上开采的，在导致全球变暖方面，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7%。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对效率的追捧成为回避公平、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剥夺政治权利、道德败坏乃至人类对自然应担负的责任等基本问题的挡箭牌。效率被吹嘘为一种中立的力量。正如达尔文改写了自然之书，认为物种选择的过程保证了适者生存，不存在任何神圣的目的或神学问题一样，科学管理的法则也有其自身的基本原理，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你争我夺的背后皆是效率在主宰。挑战效率就是挑战令人费解的科学定律和自然界的运作机制。我们错得太离谱了。 rxR0ou0anH9Y4AWCnCUqr1/zTU/9NoVbBBQsSuvMs8l0MG1rIvHz71IX5bguSy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