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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每一种情境都像一个空白的本子，等着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写出剧本。比如，某人对我们表现得很粗鲁，其实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然而，由于我们的自我形象在工作，这个人的言行会让我们感到很难受。他的观点和我们的自我价值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这正是我们的“自我”在施加影响力——它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赋予了意义。我们的自尊心越强，我们就越不容易受到别人冒犯。因为假如我们爱自己，那么（1）我们就不会认为，某人的某一行为意味着他不尊重我们；（2）我们即使得出了这个结论也不会生气，因为我们不需要先获得他的尊重后才意识到要尊重自己。
我们经常下意识地评估各种情境，以确定别人是否在针对自己，或自己是否受到冒犯。例如，一辆车在路上挡了道，此时我们往往很想看看这个司机长什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根据司机的外貌来确定对方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如果看到的是一位戴着灰色浅顶软呢帽，驾驶1983年产的奥兹莫比尔汽车的老人，我们就不会像看到一个抽着烟，任凭吵闹的音乐声从打开的车窗中传出来的年轻人那样勃然大怒。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位年长的绅士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我们的车，而这位年轻人则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他不尊重我们，不在乎我们。你能理解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逻辑吗？有人故意超车，挡了我们的道，我们赶紧追了上去，因为想看看这个冒犯了我们的司机长什么样，并据此判断是否应该生气。
无论是在何种情境下，我们问自己的问题都是同一个：“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会生气的根本原因：你认为对方是在针对你。不仅如此，你还会这样想：“这个家伙这样对待我，一定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我身上有什么问题或缺点。”正如我们在第2节中谈到的那样，如果你不爱自己，不尊重自己，你就无法想象为什么其他人会对你产生好感。“我不喜欢我自己，所以你一定也不喜欢我。”我们会把别人行为中的各种细枝末节联系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个让自己伤心的结论。我们认为，对方会这样对待我们，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相。这种可怕的想法让我们质疑自我价值：也许这是我应得的。
如果我们觉得轻慢我们的是一个聪明、富有或充满魅力的人，我们就会更加难受。“自我”让我们认定这个人更有价值，因此他如何对待我们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事实上，我们与此人的关系，也决定了对方的态度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对着我们大喊大叫的家伙是一个疯子，那么此事对我们的影响很可能微不足道。但如果冲我们大喊大叫的人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受人尊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爱人呢？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觉不快，更容易生气呢？因为对方非常了解我们——他了解我们的所有优点和缺点，所有的隐私和丑事。因此他更容易让我们质疑自我价值。我们会想：“这个人真的很了解我。也许我的确有什么问题呢？”
这种思维方式的错误之处在于，将对方是否了解我们与他如何对待我们联系了起来。对方只是对你了如指掌，这并不意味着对方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如果一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自尊心，那么从理论上讲，他会爱所有人，尊重所有人。即便他和一个生性粗鲁的人交谈，他的心中也会充满同理心。因此，他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想法。他也许会这么想：“我是多好的一个人啊，他怎么对我这样不友善，他的内心该有多痛苦？”再说一遍，只有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才能给予别人。我们给予爱，给予尊重。一个人如何对待你，正是他的自我价值感的写照，与你的内在价值无关——除非你（你的“自我”）觉得这与你有关。
同样，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当你在某个时刻感觉自信满满，觉得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此时其他人变得更值得你尊重，更值得你友善对待了？事实上，除了你自己，谁都没变。当我们的情绪恶化时，我们的情感就会变得吝啬起来，此时我们只会尊重那些我们需要的人。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付出什么，而是将伪装当成了付出。
在前一节中我们解释过，当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局限性之后，我们对他的敌意就会消失。因为一旦我们看到对方的脆弱和无助，就不会把他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一个人的外表越傲慢，他的内心就越软弱、越无助。而决定我们是否能透过外表看到本质的，是我们自己。一旦“自我”介入，我们就会心生恐惧，就会不由自主地得出结论：“他怎么敢！”——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了。然而，假如我们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能够冷静观察他如此行事背后的心理基础，即他的内心充斥着不安全感和匮乏感，我们就不会轻易动怒了。如果你无法对对方产生同理心，那么至少可以试着去同情对方。只要能感觉到对方的痛苦，双方之间互动的大背景就会自动改变，我们就不会感到痛苦了，因为我们一点儿都不痛苦。但是，假如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如此对待我，是因为我有问题，而不是他有问题。这是很可怕的。这样的结论会令人相当不快。
决定你感受的并不是当时的情境，而是我们赋予这一情境的意义，这往往基于一点：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某一事件会引起我们的某种情绪反应，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理性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赋予发生的事一定的意义。当你选择认为这件事就是针对你个人的时候——没错，这是一种选择——你就会和你自己的本性对抗。比如，在一次聚会上，有个人突然冲你大喊大叫起来，说你是个说谎的骗子、一无是处的小贼，并对你进行了一番指责。这时，音乐停下了，大家都盯着你看。你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直到……他叫错了你的名字。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方认错了人。你当然也知道这点，这时你不再觉得羞耻，而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你关注的焦点也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他该有多么尴尬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如果你的“自我”没有横插一脚，那么你一定明白，“他认错了人”，他说的不是你，除非你自己认为他说的就是你。没错，他觉得你是个差劲的人，这并不会让你变得差劲。可如果你觉得自己变得差劲了，你就会勃然大怒。
当某个我们亲近的人（比如我们的配偶）做了一件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时，其实让我们生气的并不是对方的行为本身，而是我们对此的想法。因为我们认定，配偶的行为说明其并没有那么爱我们，并没有那么关心我们、尊重我们。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自我”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如果你的配偶惹你生气了，但随后对方真诚地向你道了歉，并恳求你原谅他，他做了能做的一切来补偿你，那么你还会一直生他的气吗？你也许仍然不满他的行为，但如果你的配偶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告诉你，他之所以把事情搞砸，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或不欣赏你，你就很难继续生气了。现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但你赋予对方这一行为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你对对方这一行为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当然，你也许会觉得，这只适用于一些小事、轻微的过失或过错。我们可以想象一两个无论“自我”是否介入都会让我们勃然大怒的情境。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在遇到大事时，或在对方严重辜负你信任的情况下，让自己平息怒气。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假如我们的配偶的确不尊重我们，那该如何呢？同样，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也许这意味着我们的配偶缺乏自尊心，因此其无法去爱别人、尊重别人，也无法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也许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一下：“我对他友善吗？有爱心吗？他这样对待我，是否受到了我之前的某些行为的影响？”不管我们得出的是什么样的结论，下面这个结论都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自己有问题。”也许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是好人，不该得到爱和幸福”。如果这是意识层面的想法，那么我们就会过着受害者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活该”得到这样的待遇。如果这是潜意识层面的想法，那么我们就会大为恼火，因为我们觉得对方不尊重我们，或者对方的确不尊重我们，而且还会寻找各种蛛丝马迹，证明我们的确不配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即使没有找到这样的线索，我们也会过度揣测、妄下结论，说服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的线索。这就是妒忌的根源：“我配不上你，所以你一定会背叛我。”如果我们已经认定了这点，我们就会把任何事都纳入这个思维模式，继续证实这个想法。为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会“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把一个个小事件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让它印证我们的想法。
错综复杂的愤怒情绪往往被简化到不完整的程度。我们因为害怕或痛苦而生气，就像电灯亮了是因为按下了开关一样。这句话说得没错，但电灯能亮的深层次原因——通了电，却完全没有被提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导致愤怒，恐惧也不会。爬山和填字游戏会让人疲惫不堪，坐过山车或看恐怖片也很让人害怕，但这些事情也是令人兴奋、令人愉快的。然而，如果一辆18轮的大卡车驶入你的车道，你的孩子自己乱跑到了街上，一个粗心的人在工作时撞了你，或者你的老板冲你大吼大叫，此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事很可能会激怒你。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答案就是控制。
激发愤怒的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情感或身体上的痛苦。恐惧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恐惧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痛苦，而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则是人们完全无法控制的，因此有可能带来最大的痛苦。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痛苦会带来恐惧，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恐惧也会带来痛苦，这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寻求控制的是“自我”，因此，即便是情感上的痛苦，在适当的情境中（在更开阔的、无我的视角之下）也会得到缓解。比如，一个人因为听到了一件关于自己密友的坏消息而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十分激动。因为在替朋友感到伤心的同理心的作用下，尴尬的感觉变得没有那么强烈了。一个爱我们的人会愤怒地冲我们发火，因为我们让他伤心了，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被对方遗弃的感觉，而是会同情他，并设法减轻他内心的恐惧。
人类所体验到的两大主要情感：基于灵魂的爱和基于自我的恐惧。所有积极的情绪都源于爱，所有消极的情绪都源于恐惧——对孤独的恐惧，而孤独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不配被别人爱。而这会让我们感到羞耻。羞耻是我们的良知，是来自灵魂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说：“是我的行为让我变得差劲。”是我的行为使我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人接受；再进一步说，这意味着，我所爱的一切，都是既不安全也不稳固的。这样的想法会让人觉得痛苦。这种合理的羞耻之痛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表现低于自己的潜能。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免除了情感上的债务，还能从中获益——我们的自尊心增强了。与此同时，爱和被爱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了，在情感方面，我们也能得到不小的收获，包括相信自己未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详见第11节）。然而，在情势所迫，拒绝承担责任时，我们的意识中会多多少少留下耻辱的痕迹，因为我们无法欺骗内心深处的自己。（第四章展现了如何将我们自己从羞愧中解放出来，并使自我价值感恢复至先前水平的过程。）
愤怒的根源就在于此：当“自我”试着补偿这种令我们无所适从的羞愧时，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虚假的羞愧：如果你认为我是差劲的，那么我就是差劲的。
感到自己遭到任何形式的排斥（尴尬、受到批评、感觉不被需要、被嘲笑等等）都是极其痛苦、令人恐惧的，因为它给我们（我们的“自我”——一个假我）带来了真正的羞耻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会把任何遭到别人排斥的情形都解释为“是我自己不够好，我不被接纳是因为我不配得到爱，不配得到别人的善意”。这样的错误想法再往前推进一步，就为这种错位的羞耻提供了解释。这种错位的羞耻，其实根植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即我要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你都会对这种感觉难辞其咎，因为你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是对方事实上的同谋。在第14节中，我们会说道，由于孩子天生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如果他们认为别人的所作所为是自己没有做好事情，没有做对事情造成的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一直认为自己不够优秀，不配得到父母的爱和认可；或者受到虐待，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被迫承担本不应由他承担的责任，那么羞耻——自己失败了，没有发挥出潜能的感觉就会在孩子心中烙上深深的印记。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都有过羞耻。（这就是我们会为自己固有的缺陷和缺点感到羞耻的原因，尽管这些缺陷和缺点并不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而且，当然了，所有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缺点。）一个人的童年遭遇对他造成的破坏越强，他的“自我”以及伴随“自我”而来的羞耻就越强。
“自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寻找任何有可能质疑我们价值的情境，担心自己不惹人喜爱，担心自己会遭到拒绝和排斥。所以，任何使我们失去控制的场景，任何我们有可能遭到别人攻击的情形（哪怕只是被人盯了一眼，更别提遭到别人轻慢和嘲笑），都会让以自我为中心的大脑急速运转，产生上述反应。这就是为何我们和别人，特别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交往、相处时反而更容易勃然大怒。这种心理点燃了一根根情感导火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孩子没有听父母的话时，孩子的父母会觉得：
·内疚（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不被尊重（他怎么敢不听我的话！）
·被排斥（他不爱我。）
·尴尬（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他们会怎么看我？”）
·恐惧（他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
·委屈（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却这样对我。）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的情绪自我（或生理自我）受到威胁时，如果总体上他的自尊心程度越低，并且令人不适的现实对他的神经和他的自我形象产生的影响越大，他就越害怕感知那种痛苦，这也会导致他的控制欲更强。当超越自己的天性，试图控制自己时，我们就能实现真正的控制，从而使恐惧/痛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愤怒是控制的幻觉，因为从生理上说，当一个人生气时，他的体内会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一种神经递质）和肾上腺素（一种激素），这将使他的意识活动更剧烈、精力更充沛、力量更强大。而从情绪上说，愤怒会让我们转移注意力，从而不再聚焦于恐惧或痛苦，这也模拟了控制感。当然，事实上，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伴随着每一个过激想法或行动的出现，我们会逐渐失去控制，变得越来越弱。我们的个性决定了我们会如何表现内心的愤怒（在第21节中将进一步解释）。它也能反映在面临威胁时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战斗还是逃跑。
·积极攻击（战斗）：既然大家都想控制局面，我们出来公开较量较量。
·消极攻击（逃跑）：愤怒会以更微妙的方式发泄出来。由于无法直接交战，我们只能偷偷地寻求控制。
·投降或压抑（逃跑）：因为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愤怒，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不应该坚持自我或者压抑自己的情感，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被激怒，以此来控制局面。
·不作为（原地不动）：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免受痛苦。我可以避开这些痛苦。我可以将整个世界关闭在外。这样我马上就安全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战斗或逃跑反应是人体对感知到的威胁产生的一种生理反应，无论危险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都会触发这种反应。举个例子，人体对“我在树林里看到了一只熊”与“我相信我在树林里看到了一只熊”的反应是一样的：交感神经系统激活了肾上腺，于是肾上腺分泌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这些激素和神经递质进入人体的血液中，并将威胁从前额叶皮质（负责思维活动的大脑区域）转移到杏仁核（大脑的恐惧和焦虑反应中心）。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树林中并没有熊的时候，这种反应就即刻停止了——因为危险已不复存在。同样，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没有体验到羞耻，我们体验到的只是羞耻的假冒产品时，威胁就消除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没有必要去控制什么，因为这种痛苦并不是真实的。我们并没有危险，我们已经安全了。 [1]
[1] When the threat is not real, as in the case of a horror movie or haunted house, the fight or flight mechanism is still active to the degree that we suspend belief. However, as noted, we do not become angry because we remain in control. Therefore, in real-life scenarios, whenever our imagination gets the better of us, remind yourself that you are safe and in control, and follow the protocol in Chapter 27.
It will not happen automatically because your neural network has been habituated to responding to false alarms — becoming frightened even when we know the fear is not real. But, in a short time, you can create a different, dominant network that will override the fear-based one. The method is akin to desensitization or exposure therapy, a highly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a range of phobic and anxiety disorders, that helps the sufferer process the situation logically and rationally, rather than emotio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