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源安全看近代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

张伟保

一、引言

能源安全是一个较新颖的概念，正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以稳定石油供应和石油价格为中心的国家能源安全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进口能源供应必须数量充足……二是进口能源供应必须持续；三是进口能源必须价格合理。” 近年以来，这个课题愈趋复杂，并对以下五个方面日益关注：

（1）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2）能源安全的核心和基础是供应安全；

（3）能源安全也包括能源使用的生态安全；

（4）能源安全涉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核能等多元安全；

（5）能源安全由“国内”向“国际”转变。

本文主要分为两部分，前者分析近代能源工业的发展及其限制，以了解能源安全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后者以晚清至抗战时期的七个案例揭示能源安全在近代中国遭遇的多重波折。

二、近代中国能源的发展及限制

1.中国煤炭储量与分布

中国煤炭工业有悠久的历史，据一般估计，煤炭的储量很丰富。然而，对于近代中国的煤炭总储量，却很难有肯定的答案。原因之一是相关的地质调查工作未臻发达。而且，不同的调查标准和方法，对估计总储量的数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表1是近代以来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估计数字。

数据来源：《中国近代煤矿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煤矿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62—68页。

注:a未包括东三省及新疆。b未包括内蒙古、云、贵、粤、甘、新。c深度在一千米以内，煤层在一米以上。d来源于谢家荣：《中国的煤田》，刊于《科学大众》1954年3月号。该数字指1949年的探明储量。

从表1看出中国煤储量有多个不同的估计，大体而言，应该是“后出转精”。其中，在 1926 年后，由于地质调查工作有相当的进展，估计的储量（按：指探明储量）渐达可靠的程度。要开发矿产，首先有赖于地质调查。近代中国煤业的发展之所以较缓慢，与地质调查开展迟缓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对中国煤田分布及储量作全面而仔细考察的是德人李希霍芬。他在1861年以地质学家身份来访中国,1868年至1872年又在中国内地进行多次考察，走遍大半个中国，收集了许多资料，并把他的调查在上海发表 ^[1] 。他归国后继续用很长时间撰写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李希霍芬对中国的煤储量作出非常乐观的评估。他认为中国的煤储量异常丰富，单就山西一省而言，煤藏之富足即可供全世界数千年之用。较之美国的宾夕法尼亚煤田，不遑多让。更重要的是，它具备地质结构简单、埋藏不深、开采容易等特征 。如果能够利用铁路运往各销场，它的前途是无限的 ^[2] 。1873年，英国国会议员阿克莱德（Akroya）就中国煤炭问题质问外交部次长“是否注意到李希霍芬于1870年至1872年在上海发表的报告，中国若干产煤的省份，尤其是山西省，有煤田约三万平方英里，煤层厚达十二至三十英尺；英国政府是否打算和一同签订天津条约的诸盟国共同协力（与清政府）交涉缔结条约，以便使英国以及欧洲资本能（在中国）进行矿业的投资。” 这段记录正好反映了英人觊觎中国煤矿的迫切心情。

在对煤储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我们进一步看看它的分布情况。据谢家荣在1926年的研究，中国煤田依地理特征，约可分为六大区：（一）沿海区，包括新邱、北票（以上热河）、柳江、开平（以上河北）、章丘、淄川、博山、坊子、莱芜、峄县（以上山东）、贾汪、烈山（以上江苏）等煤田。本区煤质佳，除柳江为半烟煤外，其余皆为烟煤。（二）晋陕直豫区，包括西山、鸡鸣山、玉带山（以上河北）、大同、太原、平定、盂县、晋城（以上山西）及晋陕之间和绥远大青山及河南西部等煤田。此区为北方最重要的煤区，煤质有烟煤、无烟煤两种。（三）东南区，包括长江流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闽、浙、粤诸省煤田。（四）东北区，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主要有本溪湖、烟台、八道壕、抚顺、扎赉诺尔等煤田。其中，抚顺为褐性烟煤，开发既早，产量又多，最为重要。（五）甘新区，包括甘肃、新疆等省。此区僻在西陲，交通不便，矿业不发达。然新疆煤系露头煤，遍及全省，储量可能十分庞大。（六）西南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煤田，其地质及矿业情况,20年代尚未作精密调查，唯四川土法小矿较多，总产量甚大 。

数据来源：《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第14—15页插页两幅；《中国矿业纪要（第五次）》，第35页。

以1933年关内煤业计算，全年共产煤约2 000万吨，当中近600万吨是从以土法开采的煤矿中挖取。换言之，华北四省的新式煤业当时占中国新式煤矿产额的绝大部分，地位特别重要（见表2）。华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在元朝已早经开发。这些以土法开采的小矿，总产量非常巨大，以满足当时民户和手工业对燃料的需求。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山西、山东的小煤矿群，为煤矿区附近的手工业如冶铁、造砖等提供必要而廉价的燃料；河北的西山煤田，更因是供应明清时期北京百万人户的主要燃料来源，而常常成为统治者关注的对象。

然而，这种分布情况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上，却对中国工业化形成不少的障碍。众所周知，煤炭是质重价贱的商品，在欠缺新式运输体系的晚清，如要大量输出煤炭，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结果只会让存煤在井口堆积，限制持续生产的实现。即使是在矿区贴近海岸线的开平煤矿，也需要花费极大的努力才能将运输问题解决。其他矿区均远离沿海重要消费城市及工业中心，所面临的问题遂限制了新式煤矿的迅速发展。

2.中国石油储量与分布

1859年8月23日，美国德类克（E.L.Darke）在宾夕法尼亚州泰塔斯维尔（Titusville）油田用汽机凿井宣告成功，标志着近代石油工业的发轫。石油如未经提炼，仍可供锅炉燃烧之用。但大部分产品都经过炼制才能应用。主要成品有四：汽油、火油（亦称煤油）、燃料油及机器油。汽油是内燃发动机的主要燃料，主要用于飞机、汽车。火油在近代中国为点灯之用。燃料油以用于铁路、轮船、发电为主。机器油以润滑机油为主。其余副产品种类繁多，如白蜡、油焦、沥青，也是油漆、药品、食料、防腐剂、炸药等物品的原材料，可说是用途广泛。同时，它是战时极为重要的军用物资，飞机、潜艇、军用汽车及坦克，非汽油便无法移动，而兵工厂及军舰，也需大量使用石油 。

1945年12月出版的《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指出，中国石油储量因全国性的勘探工作尚待开展，故只能粗加估计。大概而言，当时学者估计中国石油的主要产地在西部及西北地区。其中，谢家荣在1937年曾估计中国石油储量约为1.8亿吨，而李春昱在《国防与矿产》 中对个别主要产油省份的油储量作出估算。《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曾将有关资料加以整合，足以反映当时对储量的较准确估算（见表3）。

数据来源：白家驹：《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地质专报丙种第七种，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1945年，第83页。

*原注：约计储量之总和。

3.地理条件对近代中国能源工业的制约

煤炭和石油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矿物燃料。本节分析直隶开平煤矿、山西保晋煤矿和甘肃玉门油矿在运输等条件方面的差异，以说明地理与能源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煤是体积重量相对大、价值相对小的商品，对运价的负担能力很有限。例如：河北省开平煤矿的储量非常丰富，据庵特生在1869年5月的实地考察，估计开平“煤田长达一百里”。但是庵氏在考虑运输问题后，发现难以解决，便取消了计划。他说：

因为目前对于煤的迫切需要，再加上从开平到天津路上有三十五里很难走的道路，煤矿主和车夫们都索价较高，最低的煤价是三百文一担，每担九十五斤。大车运煤价二百八十五文至三百文一担，运到芦台；从芦台到天津剥船运价九十二文一担；因此最贱的煤的最低价格在天津是8.484两一吨。……这次探查使我认为，我们要找最好的轮船用煤，只好依靠斋堂（按：在北京附近）的煤了。

七年后（1876），唐廷枢在调查同一矿区时，曾假定“仿照西法采煤，每天应运五六千担，须雇大车三百乘方足敷用，不独无此多车，且车价腾贵，更难化算” 。唐氏预计运输费用会因需求大增而急涨，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在新式运输方法被采用以前，以陆路运输为主的传统煤矿业存在着结构性的限制，使其产量增加的潜力限制在一定水平上，弹性很低。

因此，中国首个成功以西法大量开采的开平煤矿，它是如何打破大量运输的限制的，值得进一步探究。1877年8月1日，李鸿章的亲信、天津海关道黎兆棠曾致函盛宣怀，论及北方发展矿务的困难。他说：

早间衙参，谈及易州琉璃河煤矿。伯相（李鸿章）以逼近京师，恐滋物议，事难举办。弟因详思北地用洋法开煤颇多窒碍。缘洋法开采每日可取数百吨煤。北地山路固多辽远，河道亦难畅行。即用驳船远运，为数无多，恐难敷运，即能敷运，而冬三月封河，其煤即已滞销。计百日所取数万吨之煤，何处堆存？此河道之难也。即使大为兴作，用铁路直达天津，而海舶已停，即到天津，亦难销售。此海船之难也。若为本地过冬之用，所售无几。若停工不挖，则矿水浸灌，明年举办费用转多。加以北洋三口，不能照台湾减税，而运道之费较南省开采有窑，即不能绳商人舍贱而买贵。故历来筹议北地开煤，俱不敢妄赞一词，伯相谓所筹颇为近理，嘱函致台湾酌核。

次日，李鸿章亲自致函盛宣怀，信中亦提及开平煤矿：

直隶开平矿产，去岁（1876）景星（唐廷枢）履勘，煤质中等，陆运价昂，现尚未经筹办，欲俟阁下在鄂开采有效，庶开平仿办亦易。……德人勒托芬（即李希霍芬）日记所言南北煤矿颇为详晰，然皆挟匆匆游历所得其大路，初非逐处细察，未必一一足据。今有郭师敦在局率同勘查，正可实事求是，不必远征勒托芬之虚言。……开平之矿陆运一百数十里，骡价车脚每吨……（共）约四两之谱，津关出口税亦重。西法取煤每日所得必旺……大概必需铁路；次则用马车路。昨与景星核计，利益无多，尚在迟疑。

盛宣怀既深悉北方开采所面对的困难，更希望在南方先拔头筹。稍后，他对郭师敦说：“开平虽已开工，而煤铁质地不及湖北，陆路转运愈觉艰难。想来中国矿务必可阁下先得首功也，余日望之！”但是，湖北煤储不丰，并非盛氏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早在上一年9月，矿师马利师已亲至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武穴一带决无佳煤，虚费工力” 。盛氏后来更因开矿亏本，被户部参赔，几至“出为负欠官债之员，入为不肖毁家之子”，而湖北广济、荆门煤矿亦以失败告终 。

黎兆棠、李鸿章的函件，反映以李氏为中心的洋务派官员对在北方能够成功引用西法开采煤铁的观点，是极有保留的，其最主要原因大概是对于煤炭的大量转运和销售没有把握。

开平煤矿在1881年正式投产前，运道总算勉强贯通起来。以新式方法开采的开平煤，从矿厂起计，煤车从唐胥路运至一条河水很浅的运河，经特别修造的剥船（每艘载重二三十吨，吃水二十四至三十英寸） 运出。工程师金达指出：“在北塘（运）河上使用拖船拖带剥船……很困难。所以，只好用纤绳，但每日运输量超过二千吨时，拉纤运输才值得。” 由此可见，每日产量仅500吨左右的开平煤矿必须增加其产量，才能更经济地把煤运出。然而，运河却有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1882年12月10日《北华捷报》有一则报道：

矿局在两条运河上已花费了很多钱，但冬季冰冻时全然无用，并且淤塞很快。……矿局急望此铁路（唐胥路）能修至北塘河，则煤斤即可运载上船。冬季人工较贱，市场又需要煤时，矿上却只做半天工，因为矿局无法加强运输，只好在当地卖一卖；每天用大车运走约一百吨，（而）每日煤产量本来很容易地提到一千吨。

这种令人难以满意的运输状况，促使矿局认真考虑各种解决办法。这是因为开平当时的运输线与原来唐廷枢所构想的不同。唐氏曾预计“由开平至涧河口筑铁路（一百里），每年运煤十五万吨” 的规模，但由于筑路计划受阻，开平出现“以运定产”的严重问题，此亦即唐氏所谓“煤本不难取，所难者，使其逐日运出费力” 。煤炭运输既出现阻碍，则生产未能发挥其最大效力，对煤炭的成本和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1884年4月，李鸿章正式向朝廷申办开平煤矿，并请恩准“开平出口煤斤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 。有了减低税厘的批准后，开平煤矿的产、运、销总算稍有把握。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开平矿务总局总工程师金达安排了一个机会，使他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会晤，以便他得以表达对延长铁路的意见。最后，李鸿章同意金达把铁路延至芦台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唐廷枢对金达也是大力支持的。得到李氏首肯后，开平矿局遂以其所设铁路难以适应运煤需要，“恐误各兵船之用”为理由，要求展筑唐胥路 。为了更有效地发展这个铁路系统，“经邀集众商公议，咸愿凑合股银，接办铁路65里，从胥各庄至阎庄止，名曰开平铁路公司。……如蒙宪台（按：指李鸿章）批准，应将铁路公司与开平矿局分为两事，出入银款，各不相涉” 。同年10月，李鸿章致函奕譞，向他推荐这个计划。信中，他介绍了开平的性质及其经营情况后，对奕譞说：

臣鸿章稔知西洋煤矿，必有火车接连，乃能兴旺。开平既仿西法开采，日出煤八九百吨，北洋兵船、机器局实赖此煤应用，以敌洋产，遇事必当量予维持。察其所拟接修铁路办法，尚属妥当，遂批准令其试办。拟俟有成效，再行奏陈。

李氏并向奕譞表示自己虽“忧时感事，亦未敢冒不韪以独申己见”，只是希望“藉此渐开风气” 。稍后李鸿章更扩大其计划，把铁路“接至大沽北岸，以就兵船领煤，商船运货之用”，但在资金筹集方面却出现困难。奕譞对李氏的计划表示支持，并建议“由阎（庄）至（大）沽一段，可否由海署（海军衙门）奏明，由贵处（指北洋公署）筹筑，为调兵运军之用，名曰试办……徐为扩充” 。

李鸿章得到奕譞支持后，便立即筹备把铁路展筑至大沽。为了获得朝廷支持，他强调这条新铁路对国防的关系至大。他指出：

直隶海岸亘七百里……大沽口距山海关约五百余里，夏秋海滨水阻泥淖，炮车日行不过二三十里，且有旱道不通之处，猝然有警，深虞缓不济急。且……防营太少，究嫌空虚。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今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七年（1881）创造铁路三十里后，因兵船运煤不便，复接铁路六十五里，南抵蓟河边阎庄为止。此即北塘至山海关中段之路，运兵必经之地。若将此铁路南接至大沽口岸，北接山海关，则……（军队万人），在此数十（百？）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且北洋兵船用煤，全恃开平矿产，尤为（北洋）水师命脉所系。开平若接至大沽北岸，北接至山海关，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藉充养铁路之费。

从1886年11月铁路在胥各庄一端动工起计，至1887年8月奉上谕批准兴建天津—大沽口—阎庄铁路，整个工程进展迅速,1888年8月初全路完成。整条铁路由改组的中国铁路公司负责，“自天津府门外河岸起，经宁河县之塘沽、芦台，以至阎庄止，计长175里，桥梁、栈房、机车、客货等车，一律齐备，共享银 130 万两。中除招集商股外，暂借洋债（百万——引者注） 并动用公款16万两。……自阎庄起至滦州之唐山止，计长85里，为各商旧造铁路” 。

同年9月5日，李鸿章“前往查验，直抵唐山。并就便履勘唐山煤矿。（该矿）出产既旺，销路亦畅，北洋兵商各船及各机器局，无不取给于此，规模宏阔，机器毕具，自中国有煤矿以来殆未见有如此局势者” 。有了便利的运输，唐廷枢遂决定在林西增建另一大井，并筑铁路二十里以连接原来的铁路 。

就开平矿局而言，开平至天津铁路既通，运道无碍，原来“以运定产”的难题迎刃而解。开平煤源源不断地运抵天津，再经轮船运往东北之牛庄、山东之烟台及长江各口岸，销量大增，使开平矿局有迅速的发展。能够完成阎庄至天津的铁路实赖李鸿章、奕譞二人之维持和保护。

有了直接而快捷的运输系统后，开平煤矿进入稳定发展期。表4是庚子事变（1900）前开平煤矿的产量和外销额。

数据来源：《中国近代煤矿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煤矿史》，第33页。

根据上表，我们知道开平煤矿投产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883—1888年为第一阶段，它的产量从10万余吨增至24万余吨，发展虽然迅速，但曾因运输能力的限制，出现一些反复。1889—1898年可称为第二阶段，产量开始稳步上升，运输和销售有良好的发展,1898年产量达73万余吨，约是十年前的三倍，成为中国第一个年产超过50万吨的大矿，这种成就自然与它拥有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关系最大，也反映出唐廷枢等建设者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努力。

开平煤矿是1900年以前中国以西法采煤的唯一成功案例，其位置靠近海岸，又能利用铁路和轮船将煤炭运到主要消费大城市，如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和香港等。其他中国煤矿多位于内陆，它们距海口相对较远，约有200—500公里的距离。即使有较佳的铁路运输，由于距离市场较远，运费自然较昂，难以与开平等近海煤矿竞争。加上内地煤矿所承担的税厘较重，而治安及政局等外部条件更难与前者并论。因此，除一战期间因营业条件稍有改善外，这些新式煤矿的经营都极其困难。赖特（Tim Wright）曾指出:20世纪20年代长期的内战，严重损害华北煤矿的发展。其中,20年代中后期南北铁路交通近乎中断，京汉铁路在1926—1930年间的运输能力只有1923年的25%。即使到了1932—1933年间，也只达1923年的66%。同时，华北铁路沿线新式煤矿在1927年的生产力仅及1923年的24%，不少煤矿濒于破产，需要银行的大量贷款才能勉强维持 ^[3] 。

再以中国储量约占全国一半的山西煤业为例。在收回山西矿权时成立了“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简称“保晋矿务公司”。这个承办山西全省煤炭开采的保晋公司，在成立之初因赎回矿权而被借用了117.9万两，导致“资本不敷，开矿工程不能如期进行，营业不振，股东股息不能按年照付” 。而在煤炭运输方面，则面对难以跨越的困难，严重影响其健康发展。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地势高耸，陆路转运困难。山西的东边是宽广而平坦的华北平原，距离海口约400—500公里。要从山西运出煤炭，必须承担高昂的运费。而且，山西东边有临城、井陉等新式煤矿；东南边则有六河沟、怡立、中和等矿；再往南面则有福公司、中原公司等新式煤矿。面对这些同业的竞争，已极感困难。如要与开滦、抚顺等近岸外资煤矿或日本煤矿竞争，更是毫无胜算。因此，保晋公司历年产额有限，营业情况并不理想（见表5）。

数据来源：《中国近代煤矿史》附表2。

据上表，保晋公司初期的产量仅1万余吨，在1916年整理后，八年内增产近两倍，达41万余吨，发展的速度较快。由于受战争及运输的影响，产量急降，到1928年，仅产25万余吨，下跌接近四成。这种情况到30年代才有所改善，总产量逾60万吨,1936年比1932年仅多12 334吨，仅微增2%。我们知道晋省的煤储极为丰富，而保晋又是山西最重要的新式煤矿公司，它在经历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在1936年的产额不及当时开滦煤矿（是年产额为4 044 706吨）的六分之一，反映保晋公司发展的水平有限，其原因，大概与各项税捐负担及运费高昂关系最大。

关于保晋公司的运输问题，据虞和寅的实地调查，“阳泉在崇山之间，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虽有桃河横衡于前，而河水盈涸不常，不特无舟楫之便，反有碍于交通，故曩日煤铁出境，俱用驴骡载运” 。保晋公司的煤必须利用正太路才能大量运出。在公司建立不久后，总理渠本翘已向晋抚宝棻禀称：“矿务发达，必以减轻成本，疏通运道为切要之图。晋矿因各路运费过巨，转输不便，而正太一路为尤甚。现计平定煤产，由矿井运至屯栈，每吨所费不及3元，以每车20吨计，不过20元上下。而自平定所属之阳泉，由火车运至石家庄，再（经京汉，京奉路）运天津，统计运费200元上下，是运费较煤价竟增至四分之三，每吨核该成本12元有零，而津地营销之唐山煤，仅售洋元9元上下。价值悬殊，何能畅销？此后晋矿出货日多，全赖火车源源输运，若为运路所阻，则矿务必致坐困。……影响将及于全局”，要求减价五成。此事经宝棻向清政府上奏，经邮传部指出唐山煤矿与京奉路订有互惠合同，并认为“铁路所得运价，即是国家常项。……查铁路系子母商业，其订定运价，均按各国通例，以本路每年支出经费及拨本还息之数为比例，并非意为增减，否则暗中亏折，从何取偿”。故对其申请减价一事，只予轻微调整 。当时正太路对阳泉保晋公司规定之运价为每吨每公里3分2厘 ，以公司距石家庄120公里计，平均每吨煤炭运费为3.84元。由于运费奇昂，销路自然大减。所以，表面上阳泉煤因产销量不多，以致托运有限，运输似乎没有多少阻滞，实际上却是销售有限，故运费稀少。1918—1922年是一段较为繁荣的时期，阳泉煤经正太路运出的数量只有1 067 145吨，平均每年只有20万余吨 。1924—1928年五年内共运出1 423 990吨，平均每年运出284 788吨，平均较前一期增加三分之一左右 。

由于保晋公司在石家庄将煤装上京汉路火车，手续较繁，装卸费也不少，故保晋公司的主要销场便集中在石家庄 。更甚的是，“京汉路转载车辆，异常缺乏” ，引致运输出现瓶颈，阻碍公司的发展。而且，京汉路运价“原章亦重，虽经……核减一次，仍较各大矿为重” 。对阳泉煤的销售，仍产生不良之影响。再加上山西距离主要消费市场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极远，故它所处的地位就更加不利 。此外，虞和寅的调查也指出：“阳泉附近，煤窑煤栈，星罗棋布，自由售煤，跌价竞争”，也是保晋公司发展遇到障碍的一个主要原因 。

保晋公司自1925年后，因交通阻断，营业亏损，到了30年代初期，战事渐缓，交通陆续恢复，经营才稍有起色 。正太铁路的运费在1936年有明显下降，这表示阳泉煤输出的费用能够进一步降低，对它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将会进一步加强，可惜不久抗日战争开始，一切改革亦告吹。正太铁路原来的高价政策，对保晋阳泉煤矿在初期发展上设置不少障碍。当然，它的经营者也曾对此作出辩护。他们的理由是：“这条铁路的经营费用比其他铁路高，因为它行驶过比较困难的地形；并且带到山西的回头货又比较少。” 然而，正太路在所有中国铁路中赚得了最高的营业利润，因此，正太路的运费率是可以减低的 。

除了煤炭外，石油也是近代重要的能源。中国当时主要筹备的石油生产，基本集中在陕西、甘肃、四川、新疆等四省，其中尤以甘肃玉门的石油储量最有希望。但是，甘肃地处中国边陲，在抗战以前，基本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交通条件恶劣，工业化水平极低。然而，正是抗战爆发促使对玉门油矿的全力开发。由于战前进口汽油、柴油都比较方便，不但造成严重的漏卮，也极度抑压中国本土石油工业的正常发展。例如，陕北延长油矿在近代曾三次尝试大规模开采，均以不利的外部条件而被迫结束，整体成效并不理想 。

甘肃丰富的石油蕴藏，早有文献记录，但分布和储量均因未经详细勘探，总是不太明了。加上“地处西陲，荒漠僻壤，毫未具备工业条件，且西北公路尚未完成，无法从事开发” 。由于抗战爆发后海口被封锁，进口油料骤降，迫使政府力筹方法，以解决液体燃料的供给问题。1938年底，经济部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以严爽为处长，选定玉门老君庙一区从事勘探。当局为求改善油料短缺情况，曾调动一切资源加以配合。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惟甘肃油矿油田之所在地，为一荒漠僻壤，海拔2 400公尺，地处祁连山麓，草木不生，距战时首都重庆有2 500公里，而天高地寒，一年之中，兴建工程有四五月不能从事。自探勘见油，以向无人烟之地，骤然集居多人，于是生活必需品供应问题，随以发生。以言粮食，则需自300公里外购运，日常蔬菜，亦须取至100公里以外之酒泉；即使砖瓦，亦不能就地建窑制陶，盖以其地多沙，不适于用，而须求诸百十公里以外。至若采炼器材，最近来源尚在西安、重庆，已距矿 1 500 公里至2 500公里，其更远者实不胜计。

1938年12月23日，勘探队由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8人组成，骑着骆驼从酒泉出发，“骆驼背上驮着蒙古包、测量仪器、行李、粮食、木材和油、盐、酱、醋，以及锅、瓢、碗、筷等”，经过4天的艰辛旅程，到达石油河区域。他们在老君庙旁安营扎寨，搭起蒙古包式帐篷 。石油河区域海拔高，遍地是冰雪，十分寒冷。“老君庙一片荒凉，四无人烟。” 一切安顿后，勘探队便兵分两路，孙健初等骑着骆驼到石油沟察看油苗，考察油田地质，指出：“老君庙油田为一不对称之穹状背斜构造，北翼陡而南翼缓，闭合差在450米以上，构造宽3公里，长6.5公里，面积约19.5平方公里……生油地层属于白垩纪，储油层属于第三纪。” 另一方面，靳锡庚则带领人员进行测量工作。由于环境恶劣，天气太冷，“我们在外面工作都吊起一条长鼻涕……工作一会儿，又冷又饿，但是带出的饭已经变成冰块。这时我们就顺手拔些骆驼草烧起来，一边热饭，一边取暖” 。这区域工作条件的恶劣，可见一斑。此外，当时购运钻探机器亦异常困难，为求尽快开采，遂拆运了陕北延长油矿所余下的机件，运往玉门应用。在众人的艰苦奋战下，“1939年3月2日17时，当第一号井用人工挖掘深达23米时，原油自砂砾中流出，采油工作遂即开始，日产原油约1.5吨……8月11日，该井凿至115.51米时遇到了K油层，于是完井投产，日产原油10吨左右”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较重要的油矿在玉门投产，当中曾经历过极大的波折，孙健初等克服重重困难，方能成功 。

玉门油田即使能够顺利开采原油，但仍受到一些人事与天然的限制。以开采石油所需的器材而言，自1939年底“资源委员会……以苏联接壤西北，运输较便，曾一度接洽，希望就近供应，未果。乃决定派工程师赴美订购，预计30年（1941）冬季可以陆续内运应用……太平洋突起战事……在途器材抢运不及，大半散失……（又）自28年（1939）开始钻井，始则利用陕北之旧有钻机，翌年以急于普遍钻探，复将高坑、湘潭、萍乡各地原用以采煤钻机移运玉门” 。此外，“玉门原油，含蜡甚重，冬季输送不易，在采炼过程中，尚须有温油之设备，使原油不致因寒冷而凝结，此亦为其他油田所少有……至34年（1945），井场与炼厂间输油改用油管，可免温油之烦” 。加上“矿区草木具无，兴建房屋，极费周章”。后来经过多番努力，才将这个荒漠建设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并“自办运输事务，备卡车数百辆，运输路线最长时计5 000公里，设站20余处，南起云南昆明，北迄新疆之乌苏” 。

通过这些人和事，我们更能了解前人为开拓中国能源所付出的血汗。他们为建设国家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默默地利用自己的专业，以实践自己的抱负。这也客观地反映出我国能源在分布和开发上存在不少限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突破。

三、近代中国能源安全的个案分析

1.晚清轮船运输兴起对优质煤炭的需求

现代世界各国工业化的主要特点是机械化的生产，各种机器的制造都以铜铁为主要原料，而各种机器的转动又有赖于以煤和石油为最主要来源的燃料或动力消耗，故煤、石油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实在是机械化的生产或工业化的成功的主要条件 。与此同时，轮船大量出现于中国沿海，它们的燃料均依赖外煤进口，亦使中国出现严重的漏卮。

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资轮船大量涌入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渗入埠际贸易的航运业，剧烈地冲击着上海传统的沙船业。轮船凭借技术（按：指安全、快捷）及子口税等优惠导致上海沙船业一落千丈 。据黄苇估计，轮船进口在此时期发展极为迅速，以 1863 年为例，进入上海的各国轮船达3 400余艘，较六七年前净增约6倍 。这方面对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可能是决定性的。此后，上海轮船进出口数量大增，使上海一埠对煤炭的需求急速膨胀，引致外煤进口数量日增（见表6）。

数据来源：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03、225、258、336页。

上表记载了咸丰末年至同治年间上海进口外煤的数量，其中最显著的为1862年进口煤量呈大幅增长。这一年的进口量差不多是前四年的总和。这一情形与轮船进出上海数量的增加而引致对煤炭需求急增有关。除在1865年和1870—1871年因经济不景气引致下挫外 ，上海对煤炭的需求可以说相当稳定。

因此，面对轮船的兴起及土法采煤的缺点，李鸿章积极推动新式煤、铁矿的开采。除委派盛宣怀在湖北荆门、兴国一带勘探、开采煤、铁矿外，亦在1876年委派轮船招商局商总唐廷枢前往直隶唐山开平勘探煤、铁矿。到了光绪七年（1881）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直境开办矿务折》中向朝廷上奏：

窃维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之立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风气未开，菁华闷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大宗。从前江西之乐平及山西、湖南等省皆以土法开采煤铁等矿，工力较繁，而所得较微，无裨大局。

李鸿章的观点可归纳为两个重点：（1）开采煤铁等自然之利，有财政上的效益；（2）土法开采的效果较微，无裨大局。因此，他主张大力开发中土煤、铁矿，而准备采用新法开采实为不二法门。早在1867年，李鸿章曾提出：“外国挖煤之器与法，精巧倍于内地，故煤铁视内地尤佳。沪、宁各制造局，仿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必向行内购办，轮船亦然。”可由“洋人择地开穹”，再加以适当的监察，“或用洋匠，购造机器，自行开挖，准洋商贩用”，从而“裕军需”“收利权”。

19世纪70年代初，内阁学士宋晋抨击福州船局靡费太重，主张裁撤闽、沪两处轮船局 ，由此引起了一场有关继续造船与否的大争论。由于矛头直指左宗棠与曾国藩两人，故二人交章上奏，力图保存二局，沈葆桢亦上奏抗辩。李鸿章为巩固洋务派实力，力主保持船局而稍加变通。他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上了《筹议制轮船未可撤折》，痛陈“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指出：“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他又解释“洋匠工价之贵，轮机件数之繁，倘制造甚多，牵算尚为合计，若制器无几，逐物以求，分析工料之多寡，则造成一器，其价有逾数倍者矣。凡造枪炮轮船等项，无事不然”。最后李鸿章用更积极的态度去解决这次争议，他主张“多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以减低造船成本，并借此改善日趋严重的漕运问题 。李氏等人的见解因得到恭亲王支持，两轮船局不但可以保存，更促成轮船招商局的建立。

在同一个奏章中，李鸿章在论述如何减低靡费、改善财政状况时，也曾强调开采煤铁的重要性。他说：

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甚夥，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需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闻日本现用西法开采煤矿，以兴大利，亦因与船器相为表里。

仅在一个月前，上海机器局总办冯焌光曾以上海为例，指出：“旗昌、怡和两洋行轮船，不下二十余号，别家轮船尚多，周年需煤，为数甚巨，即卑局厂内及轮船用煤，亦复不少，一遇煤炭缺乏，往往洋煤进口，故意居奇。”提议“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如（西）法开采” 。

土法开采的煤炭不适合新式轮船及机械设备之用，利用西法开采蕴藏相对丰富的华北煤是客观需要。换言之，李鸿章与冯焌光是以能源战略观点看煤炭供应问题。无论是从闭关绝市还是从价格平稳方面考虑，正如上文所述，两者均属于能源安全的课题。

2.保存中国能源大省的利权：山西收回矿路权运动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上海成为急速发展的通商口岸。到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正式批准外国在华开设工厂，使条约港口的工业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大大刺激了本国民族资本对工矿企业的投资。这些工厂对燃料的需求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煤炭消费市场。它的存在促使了中、外资金投向煤炭工业。同时，中国铁路的建筑亦渐趋蓬勃。有了便捷的运输系统，人们更乐于把资金投向这个新兴产业。因此，在1895年后，中国的煤炭工业便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部分外资以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不少煤矿开采权。除开平、抚顺、本溪湖、鲁大、河南福公司等较重大的矿权外，也有不少中外合资开办的中小型煤矿，包括下表开列的9个煤矿。

数据来源：引自《中国近代煤矿史》表2-6-13,第124—126页。

在上表的名单内，中日合资的共有7个，其中5个集中在山东章丘、博山地区，反映日人积极在山东进行煤业投资的趋势。再加上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日人在山东的势力日益膨胀。到了1905年，由于中美工约风潮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收回路权运动。其中收回的煤炭开采权，有4个在华北地区（见表8）。

数据来源：《中国近代煤矿史》，第135—136页。

（a）系赎回部分矿区之款项。

在各个赎回矿权的案例中，以英商福公司的盂、平、潞、泽、平阳各府最为重要。山西是中国煤储量特别丰富的省份，以当时的勘探水平而论，是中国煤炭蕴藏最丰富的省份。福公司所取得的开采权几乎遍及整个山西省，其利权的丧失至为惊人。据光绪《山西通志》的记载，胡聘之是一名有为的洋务官员，曾于光绪十八年（1892）任山西布政使，大力疏请“开发山西石炭和铁矿资源以兴工业”，并曾主持建成山西第一家现代工厂——太原火柴厂。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辗转升任山西巡抚，适值中国甲午战败，遂积极发展山西新式工业。为发展交通，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他派遣山西商务局曹中裕赴京，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柳太铁路合同》十六条，借款2 500万法郎，修筑正太铁路。同年五月，又与英商福公司签订《山西开矿制铁及转运各地矿产章程》20条，借银1 000万两，开发盂、平、潞、泽、平阳各府的煤、铁各矿 。其时，晋籍在京官员抗议，转由福公司与总理衙门直接交涉。最后，在英国的胁迫下，总理衙门与福公司拟出《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条，经由山西商务局和福公司在总理衙门内画押。条约中所牵涉的范围，除平定、盂县、泽州、潞安之外，又加上平阳一带和“他处煤油等矿”。而且由山西商务局直接“转请福公司办理”，一切工程、用人、理财，皆规定由福公司全权负责。新章程议定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山西内地无铁路，交通不便，福公司迟迟未开展勘探工程。其后，正太铁路即将修通，福公司即派人到晋勘矿，并请英公使照会外务部，谓按照所订章程，“凡潞、泽、平、盂、平阳各矿，不准他人再开。并土人所开各洞，均一律封闭”。由此引起了山西人民的公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收回矿权运动。全省士绅、商人、学生纷纷起来要求废除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的议约，收回矿权，自行开办 。

1906年初，福公司董事哲美森到达太原，要求晋抚发给开矿凭单，并尝试平息各界的反对。可是，他的活动被山西的学生所悉，遂群起向他抗议，迫使哲美森折返北京 ^[4] 。此次“哲董来晋，与商务局绅会议二次，意见未合” ，又哲美森在开会期间“有索赔语” ，显示福公司态度有了转变。

稍后，晋省绅民鉴于空言反对福公司未必能收回利权，遂设立一公司，来直接开发全省矿产。当时，山西的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逐步兴起。太原等地陆续出现了火柴厂、招商局、机械局等一批近代工业。这些工业的投资者包括渠本翘、刘懋赏、冯济川等是由经营票号转为第一批投资新式企业的山西商人。这批绅商都积极参与此次争矿运动 。地方官员如巡抚张人骏、恩寿等都在舆论压力下表示支持争矿运动，恩寿并密电外务部，指出：“福公司矿务合同本已大错，哲美森尚求专办，若不争回，则数十万穷民生机立断，故绅民争持甚坚。……乞兄维持，若能挽回，则造福无量，非仅弟一人之私感也。” 在这个背景下，由绅商刘懋赏、冯济川等联名禀请恩寿创设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简称保晋矿务公司或保晋公司，推举山西票号商人渠本翘为总理，负责开采全省各种矿产。1907年春，复经山西京官赵国良等拟具章程呈请农工商部奏准立案。他们先领亩捐银二十万两作为创办资本。嗣由晋省当局通饬所属，劝集矿股，大县三万两，中县一万五千两，小县一万二千两，另将平遥、太谷、榆次、祁县四个较富的县提出特别办理，限三个月报齐。经派员分道协催，先后共收股银169万余两，又各省附股18万两，官场设股5万余两，共收股193万余两。至福公司方面，则迭经晋省官绅向外务部与福公司力争，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由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另订赎矿合同十三条，议定以275万两将潞、泽、平、盂、平阳各矿产向福公司赎回，该款就晋省亩捐项下按期交付 。福公司愿意把矿权交出，用以换取赎金，主要是因为他们发觉该计划受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运煤方面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后，他们换取了一大笔的资金来发展其在河南方面的煤炭事业 。

3.《实业计划》对能源的世纪规划

1894年，孙中山先生撰写《上李鸿章陈救国大计书》时，已对矿业与国家发展的重要关系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其中，在“物能尽其用”内，他指出电力的用途非常广泛，它“无形无质，似物非物，其气附于万物之中，运乎六合之内，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可以作烛，可以传邮，可以运机，可以毓物，可以开矿。……而取电必资乎力，而发力必藉乎煤” 。此外，孙氏也特别强调“货能畅其流”的重要性，如铁路使“山僻之区”也能“转输利便” 。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了早日完成国家统一，在袁世凯答允尊重共和、遵守约法、南下就职三个条件后，自愿退处一隅，“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并希望能在“内力日竭，外患日逼”的情势下，“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 。从此，孙中山先生在主持革命活动外，更研究中国实业的发展，并于1919年完成了宏大的中国经济发展蓝图——《实业计划》。可以这样说，《实业计划》结合了他多年研究的心血，并寄望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结束，将会为中国实业的大规模开展提供千载一时之机会。虽然，孙中山的计划终因国内外条件不成熟而落空，但它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却产生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实业计划》除了发展国家资本、利用外资及对外开放外，最主要是以发展交通为突破点。“实业”一词包括农、工、商各经济部门，但重点在工、矿、交通 。孙中山认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 又说：“余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 孙中山尝为上海民众解释中国贫弱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他说：

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国家之富，在于矿产，今中华煤矿，甲于全球，英美亦有所未及。如能合全国之资与力，分头开采，并多筑铁路以便转运，能如是则民富矣。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虽以筑路、辟港、治河、移民、造林等为手段，最终目的则在救贫，亦即是为了达至中国的富强，并由人民分享有关成果。

从《实业计划》的内容看，涉及煤炭开采的较多，而关于石油及水力的开采则只稍加提及。原因是《实业计划》在论述铁路、士敏土厂、家用燃料时，多与煤矿有关，而在“第六计划”（矿业）关于煤炭开采及汽车制造时涉及液体燃料。至于水力开发只在篇首提及，篇中似未涉及。他后来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开发水力作了较具体的补充。在论述中，孙中山以发展经济学的眼光，从宏观角度为中国制定了一幅跨世纪的发展蓝图，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孙中山先生“第一计划”第五部拟定的标题是“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厂”。他指出，自行大规模开采直隶、山西煤铁矿藏，是势所必然的，可以成为出口商品，以供应正在面临生产衰退的西方国家 。此外，他在论述于长江沿岸大规模兴建士敏土厂时，指出：“长江谷地特富于士敏土原料，自镇江而上可航之水道，夹岸皆有灰石及煤”，可供利用 。在“第四计划”之“北方大港西安线”中，计划将正太路改为标准轨距，以便利沿线所经“煤、铁、石油丰富广大之矿田”的转输 。在“第五计划”“家用物之供给”中，他认为要以煤炭取代柴薪，“厨用燃料在中国为日用者”分别占乡村和城市居民生活费的10%和20%，“为国民最大的耗费”。所以，必须“使乡村中以煤炭代木草，城市用煤气或电力” 。由于《实业计划》中主张“造大路100万英里”，所以需要设置汽车工业，包括制造“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并）须供给廉价的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故）须开发中国所有之煤、油矿” 。

在“第六计划”中，孙中山表示：“中国矿业尚属幼稚，惟经营之权，素归国有，几成习惯……当由政府总其成。” 同时，就煤矿开采而言，参照美国每年产煤六亿吨，中国“依其人口之比例以为衡，则产出之煤应四倍于美国” ，即24亿吨。孙中山先生更认为目前“中国煤矿素称丰富，而煤田之开掘，不过仅采及皮毛而已”。他估计中国煤业发展能迅速遍及全国各地，“其产额亦可以预定” 。他可能是中国煤业首位主张“预定产额”的人。此时，孙中山先生似乎心目中已掌握了一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同时，他预计中国对煤的需求量将会急剧增长，“除为钢铁工厂使用外，开始计划当以产出二万万吨，备为他项事业之用”。他并指出“沿海岸河岸各矿，交通既便，当先开采，内地次之”。孙中山先生认为当时欧洲各国急欲进行重建工作，急需购买中国煤炭，所以他肯定这个产煤数量断“无过多之虑” 。这方面也可“为矿工增加工资”和“使煤价低落” ，减轻老百姓和各种工厂的能源开支。最后，他乐观地表示“此之新工业，既无人与之竞争，且在中国又有无限之市场，故资本之投放，其利益之大，可断言者” 。

关于油矿部分，孙先生认为“开采煤油矿为最有利益之事业……四川、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已发见有油源，虽其分量之多寡，尚未能确实调查” 。他深感“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由外国入口之煤油、汽油年年增加，未免可惜” ，对漏卮问题深表关注。他又从能源安全角度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将来汽车盛行之时，煤汽之需或增至千倍……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以供中国之需要……如煤油区域、稠密民居、工业中心以及河岸、海港等地方，皆宜用油管办法互相联络” 。

可能因《实业计划》没有讨论水力发电，他在1924年1月起演讲《三民主义》时，在“民生主义”第三讲中做了较详细的补充。在提及制造化肥时，他说：“近来科学发达，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到处可以用电来造（人工）硝……近来极便宜的电，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来外国利用瀑布的和河滩的水力来运动发电机，发生很大的电力……制造出来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他认为“这种瀑布和河滩在中国是很多的，像（从）西江到梧州……广西的抚河、红河……广东北部的滃江”，都可以利用 。更重要的，孙中山提出在长江三峡和黄河上游建造水力发电设施，认为“像扬子江上游……从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同时，“黄河的龙门，也可以生几千万匹马力的电力” 。

整体而言，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矿业，特别是煤矿业的发展素有研究，因此他的计划所涉范围极广，对开采地点、生产数量、运输条件、投资回报、提高工人收入及协助其他工业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论述。此外，对油矿和水力的规划，也深具高瞻远瞩的视野。孙中山先生这一计划是为了加强中国的整体国力。他在《实业计划》篇末提及：“今日中国已醒觉，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 ，明显针对日本侵华的野心，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经济发展蓝图也成为日后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总原则。

4.日煤倾销对煤炭供应的冲击

上海位于长江的入海口，距日煤产地往往较其他华资煤矿为近。同时，轮船运输远较陆路运输便宜，加上日本海运业的发达，和我国欠缺关税自主之权利等因素，要抗拒日煤之垄断上海市场，是比较困难的。以1928年为例，上海的煤炭消费达330万吨（包括由上海转输内地的），它们的分配比率如表9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矿业纪要（第三次）》，第265页。

无论是日本煤还是安南煤，都乘着我国内政动荡、运输梗塞、生产停顿之际，大量扩大其在上海及长江流域一带市场的销售（见表10）。

数据来源：侯德封：《日煤对华倾销问题的研究》，收入《中国矿业纪要（第四次）》，附录三，第437页。

吴半农在《日煤倾销中之国煤问题》一文中认为1932年是国煤最困难的时候。他指出两个阻碍国煤发展的根本问题：（一）中国国民经济，近数年来，业已遭破坏；加上去年洪水泛滥，全国农村迅速地趋于破产；农民生活极度贫穷化，购买力愈见低下；工业制造品的销路已远不如往昔。（二）1929年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我国出口大受打击，而国内市场亦因之变本加厉，愈见为外货所充斥。我国民族工业原已苟延残喘，现在国内的市场既日见狭窄，而国外的压力又日见加重 。日煤把价格一再减低，结果令它有30%的增长。这样一方面迫使国煤销售量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因煤价的下跌，华资煤矿的财政状况更为恶劣。国煤救济委员会在 1933 年12月指出：“自九一八以后，社会不景气日见深刻，如工厂停歇者多，销数本减，复以外煤倾销、遍地皆是，价格狂落，为数十年来未有的低价。政府虽增加外煤进口税率，然东邻蓄意倾销，查其来煤，既加运费、关税，而售价反较本国为廉。”在这种情况下，“国煤受其排挤，销路日蹙，然犹不免同业之竞争” 。为保护国煤，该会遂根据中兴煤矿之议案，转请政府依据“国民政府于廿年（1931）二月公布倾销货物税法（第）九条：‘凡外国货物以倾销方法，在中国市场与中国相同货物竞争时，除进口关税外，得征倾销货物税。’”请求政府对日本煤和抚顺煤加征倾销税 。以下两表是该会调查的结果。

数据来源：《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第15页。

数据来源：《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第16页。

表11 载抚顺煤在大连的售价，每吨除去运费及装卸费，它的价格为6.2日元，在上海售价，应合为11.8日元，现以7.5日元出售，即较原来者减少4.3 日元，以当时 100 日元兑换 77 两计算，共减少 3.3 两以上 。表12载日煤在上海出售的价格，在扣除关税、码头费、海运费后，在日本海口交货成本最高为2.7两，最低仅0.97两。由此可见，日煤之蓄意倾销，已毫无疑义 。为了救济国煤，政府和民间在共同努力下，经过差不多三年时间，最终将问题基本解决。

数据来源：《中国矿业纪要（第五次）》，第120—122页。

表13记录了 1931 年至 1934 年间上海——中国最大的煤炭消费城市——的煤炭来源。它反映出四年间上海从一个重要的以抚顺煤及外煤供应为主力的城市渐渐变为以华资及中外合资为主的煤炭消费城市，显示出抵制日煤倾销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发展经过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最先是日煤占主导。（2）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民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日煤销售量急速下降。与此同时，为补充200万吨日煤，各大华北煤矿都努力增加生产、改善运输，以扩大其销售量。（3）淞沪战役后，由于战火波及，工商各界的生产大受破坏，煤炭消费急降，上海的煤荒问题无形中消失。（4）由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日本的煤炭销售量急降，原来的生产便呈过盛状态，为保护日本国内的市场，日人限制抚顺煤的进口，并把日本过剩的煤炭向中国倾销。与此同时，抚顺煤在东北也因工业不景气而滞销，加上日本限制进口，为了自救，抚顺煤便大力向内地跌价倾销，对已经滞销的华商煤炭形成极大的压力。（5）其后，华北及部分长江流域一带的煤矿生产渐次恢复，运输能力也日渐增强，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煤炭主要销场如上海、武汉、广州等有所增加，而日煤进口的数量持续下降，令国煤得到较稳健的发展 。

到了1935年，为了协助华商长久地发展，国煤救济委员会拟请政府“设立经济科，酌量情形，予以经济之援助，或由政府发行债券，或以较低利率，凭相当担保，贷与款项，俾各矿得能经营其业，以图发展” 。该会建议发行公债（二千万）之计划 ，后因“担保品难于切实指定，且恐影响其他公债，故未实行” 。关于担保借款一事，实业部经过与外商多次洽商，终于在1935年8月1日与麦克班公司（George McBain Co.）订下合同，由该公司提供年息8厘的借款，款额以1 000万元为限，“以分贷于我国煤炭公司，为开发或救济之用”。借款方法是“先与本部（实业部）订立一总纲合同，规定借款总数，及外商利息，暨一切概括条件，俾可适用于各矿，并须由本部指定每年矿区税（每年六十万）收入，作为担保”。该贷款是借予“双方认可之矿业公司，概由矿方与贷款公司，直接分别另订借款合同，将详细条件，悉行载入。但均须以本部与该公司所订总纲合同条件为范围”。实业部“只须（在）……合同上，加以核准证明”（第三条）。同时，实业部设立一个“矿业金融调剂委员会”，“管理关于介绍投资、监督借款，以开发新矿，维持旧矿等事项”。此外，“合同草案规定矿方借款后，须提每年赢余百分之十，作为贷款公司之报酬”（第四条）。这条规定，实业部认为因借款年息较国内银行实低减甚多，余利提成，作为报酬，“实寓有调剂之意”。而且，“矿方贷款后，所有工程包工及购买材料等事，并非必须由贷款公司”负责（第十条） 。所以，整体而论，这个贷款条件称得上是相当合理的，它对促进我国煤炭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帮助。实业部并希望“藉此可将国内矿业，陆续整理，俾得建立统制之基础，并可限制生产或奖励输出，使我经营矿业者，不致如现时有破产之虞” 。可惜的是，这个合同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1936年，更有一些煤矿要求“划分区域，规定国内销场” 。原来，在日煤倾销的压力下，已出现一些要求各矿商合作的声音。实业部鉴于煤炭是一种国防资源，在面对日人的军事威胁下，理应加以适当的统制，来为将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这个理由，为防受到日人的抗议，自然不便形之于口。适值上述意见的提出，实业部便以“国内煤业，苟无合作之组织，终将因竞争而同归破产；值此煤业倾轧，多采竞销状态之下，未始不可用政府力量，施行统制。……（暂）由政府督促各公司，自行团结，依产煤区域及已占有之市场，组成联合售销之机关。……该机关之主旨，一在解除国内销路之竞争，一在增加国内输出之力量”。并由实业部拟订《煤业联合销售办法草案》，于同年6月1 日举行煤业会议，商定施行办法。草案主要内容共有五点：（1）就产煤地点运输情形划分销售区域；（2）按每一区域内各煤已占有之市场，分配各矿之销量；（3）分别煤类等级，规定公平市价；（4）联合销售力量，防遏外煤倾销；（5）节省竞争费用，补助国煤出口 。

政府虽然急切希望推行煤业之统制，各商矿对新政策多抱观望态度。例如，代表开滦、中兴、中福、六河沟、晋北、怡立、正丰、大通、华东、长兴等公司的中华民国矿联合会表示：“钧部解除国内销路竞争、增加国内输出力量之主旨，莫不同声钦服。惟详究各煤矿营业所感之困难，属于销售倾轧，固无何讳言。然其何以致（此）……者，仍以运费、税捐为最大原因。” 因此，联合销售之议，卒以未能获多数矿商支持而作罢。究其失败之因素，主要是实业部缺乏吸引众商追随此计划的基础。但无论如何，实业部对于煤业的支持和保护已远较清末或北洋政府为多。

5.九一八事变、华北危机与新能源基地的开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均极感愤慨，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 。结果获得蒋氏首肯，并请钱昌照拟订名单。稍后，钱氏交出一张45人的名单，均为社会知名专家学者和各个领域的代表，包括吴鼎昌、张嘉璈、吴蕴初、刘鸿生、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伯庄等。蒋氏只增加了1人 。这批人之中的二三十人，在钱氏的安排下，分别在1932年春、夏、秋三季与蒋介石见面，或为他讲学，成为国民党政权以外一批团结在蒋氏周围的社会贤达。同年10月，蒋介石决定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了减轻日本的外交压力，委员会对外保密。蒋介石自任委员长，并决定邀请翁文灏任秘书长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目的如下：（1）认定日本将大举侵略中国；（2）发展中国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3）利用这批社会贤达制约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如宋子文、孔祥熙等。它的主要工作有八个方面，其中与本文最有关的是原料制造、交通运输及粮食等方面 。

1933年，中国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年初，日军进逼山海关。同年3月，热河全境被控制。其时，赵登禹、关麟征等奋起击敌，掀起了长城抗战。4月下旬，日军不断增兵。5月，日军突破各口防线，侵占了密云、唐山等22个县。南京政府内政部长黄郛北上谈判，达成《塘沽协议》。之后，日本暂时采取“渐进蚕食”的方式，务求使华北成为第二个东北。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重点是实行“华北分离”。这一政策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军事威胁下逐步实现华北“自治”以至“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自欺欺人的闹剧，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缓和国际干涉。不幸的是，为推迟战争的爆发以争取建设国防的时间，南京政府采取忍辱负重的政策，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结果是不但使普通百姓和学生大为不满，日军则更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遂使华北爆发严重的危机 。

日本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压迫中国退让和撤兵，包括谋划建立“蒙古国”、两次“张北事件”及在1935年6月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予伪满洲国等。1935年7月，更胁迫南京政府承诺“何梅协议”，同意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此外，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与此同时，日本浪人在军事的保护下大量走私各种轻工业制品以打击苟延残喘的民族工业，并对中国金融体系肆意破坏，直接冲击中国的经济及抵抗能力。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将工作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资源的调查研究；（2）关于资源的开发；（3）关于资料的动员。”调查研究逐步过渡到重工业建设阶段。这次改变主要是响应日本侵华的危机日益加深，国民政府针对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参考了淞沪战役沿海交通被切断的经验，预计中国内地重工业必将急速发展，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事实上，“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政府以具体行动响应日本侵华，是在“为一个预计中的战争作准备” 。同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一个以国防经济为本的“三年计划”，希望在战争爆发前增强内地重工业的力量。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统制钨制，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 000吨；（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钢厂，年产30万吨；（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 600吨；（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 000吨；（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 500万加仑；（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硝酸；（9）建设飞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 。

这是中国第一个最全面、最具体的工业发展计划，其规划的最高原则为：（1）为国防所必需，应该由国家特别经营；（2）在国防上或经济上有统筹之必要的事业，由国家经营；（3）特种产品在国际上近乎独占的事业，由国家经营；（4）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和人才的事业，由国家经营；（5）精密制品为自给上所必需，由国家经营；（6）私人经营事业，出品不够供应所需，国家可同时经营；（7）私人力有不及，国家可酌予协助；（8）私人经营的事业，国家应给予以政治和精神上的协助 。

这些原则，一方面为抗战提供相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划清了国营与私营的关系，以求获得国人的支持。上述三年计划，与能源有关的是第六、七两项。如前文所述，华北是国煤生产的核心地区。当时华北正岌岌可危。如果战争爆发，华北的沦陷恐怕难以避免。同时，各处海口将被封闭，也将影响从外国输入汽油、柴油及煤炭，严重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

为了减轻有关影响，国防三年计划必须开拓新能源基地。其中，江西、湖南两省最有机会补充华北煤的中断。1936年有关工作逐步展开，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共成立了21个厂矿单位，包括煤矿和石油矿的开采。这批厂矿因考虑国防因素，都分布在距海岸较远的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1935年双十节正式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在同年12月4日制定《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强调“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又以“便利于国防经济之动员……纵使一旦交通隔绝，或暴力侵袭，社会经济生活仍得持续，而不致立时溃乱” 。对敌人将实行的经济封锁，已有一定的部署，也包含能源安全的重要观念。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民营工厂内迁，以尽量保存战前的生产能力，加快补充近乎空白的内地工业。由于我国大部分的工矿业皆集中于沿海各地，不免受敌人的摧残。厂矿内迁并设法保全，俾能继续生产，对充实内地生产当有所贡献。其中，位于“河北、山东、安徽等省之煤矿设备……择要内移，以为开采湖南、四川等省新矿之用” 。关于燃料及动力方面，针对新选定的工业中心，为其工厂提供“电力及煤炭之供给，以为动力来源，亦应由政府设立电厂，开发煤矿，以资供给。例如……开采湖南湘潭煤矿，以供湘鄂之用”。“促进萍乡、大冶、禹县及湘之涟水流域各矿增产煤斤：另以一部分机器转运入川，扩充天府煤矿，开发嘉阳煤矿，嗣复建设威远煤矿，整理石燕煤矿。川省旧有煤矿……则协助其扩充设备，开辟运道。此外新成立之煤矿……或由资源委员会投入资金，或由工矿调整处协助贷款……关于滇省煤矿，资源委员会最初即将明良煤矿改组，投入资本，成立明良公司，以供应昆明工厂及滇越、叙昆两路之用，复开办宣明煤矿，从事炼焦……又曾一度筹办祥云煤矿……（又）改组筑东煤矿，成立贵州煤矿公司……（民）33年（1944）度黔桂路需煤甚殷，乃设立黔西煤矿处。”其余湖南、江西等煤矿因接近战区，生产多受影响。估计战前湘、赣及西南、西北各省的产量约200万吨，到抗战后期增至约660万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后方的能源需求 （见表14）。

数据来源：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第245页。

*豫、湘、桂等省煤矿在1944年沦陷。

6.中国石油工业的艰难前进

中国近代最先使用机器钻凿油井始于1877年。早在1864年，粤籍商人邱苟在台湾苗栗县出磺坑牛头山挖井采集石油，每日可产石油约50斤。其后，他将油井私自租给英国商人。事为沈葆桢知悉，遂将油井收归官府实行官办。到1877年，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奏请开办苗栗油矿，获得批准，遂委派唐廷枢主持钻凿工作。唐廷枢向美国购买了一部小型钻机并聘请了两名美国技师，在苗栗县出磺坑距后垄约3英里处钻凿第一口油井，当钻凿至120米时遇到油层，即装上油管抽油，日产约1.5吨。其后因钻具落井、美国技师染疾回国，生产遂告停顿。1885年，台湾改设行省，首任巡抚刘铭传获准续开苗栗油矿，先后开凿5井。由于技术和设备有限，无法扩充，刘铭传拟将油矿交英商花嘉士承办，为朝廷所反对，计划告吹。甲午战争之后，日人侵占台湾岛，苗栗油矿遂落入其手中，直至抗战胜利收复台湾为止 。

另一个较早开采的油矿位于陕北延长县。1906年清政府聘用日本技师于延长西门外钻凿一、二号油井，日产约 800 余斤。到了 1914—1916年间，中美曾达成协议，由美方派遣技师“将陕北油田作一普遍之探勘。于中部肤施、延长等县共钻七井，深达二三千尺，仅于延长烟雾沟之井遇油，日产二三百斤，其余均未得可采油层” 。后因政局迭变，工程停顿。整体而言，延长油矿的产额较少，加上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作用有限。

迄至抗战爆发，我国石油生产几乎完全空白，所用各种油料悉依赖进口，造成严重漏卮（见表15）。七七事变后，我国“国际交通梗阻，油料来源断绝，遂积极展开油矿探勘工作，力谋自产”，但当时自产数量有限，唯有厉行节约，并急谋替代方法，如寻求酒精及植物油裂炼轻油为代替品 。

数据来源：张丽门、何葆善：《十年来之石油事业》，第H4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实行经济战，截断国军的补给线，全面封锁沿海港口。为减轻所受的影响，国民政府遂积极开展油矿探采工作，主要集中在最有希望的甘肃、四川、新疆三省。但直到抗战结束，四川的勘探并无成果。只有甘、新两省有较佳成绩。其中，甘肃省西部的玉门的石油河、石油沟最为集中，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 。

事实上，资源委员会在战前即开始组织石油勘探工作，并从1938年起加紧进行。但是，由于“器材输入困难，其炼炉悉在本国自行制造，另向美国订购钻机、抽油机、油管、套管及日炼原油7万加仑设备等”。整体而言，甘肃油矿在增产中面临不少困难，包括：（1）运输不便，致存油过多，不得不调节生产。（2）环境荒僻，日常给养不足。（3）器材缺乏。（4）原油易于胶结，采油时井口常发生自行渚（堵）塞之障碍。（5）向美购到之裂炼炉，因缅甸战事影响不能输入（见表16） 。

数据来源：张丽门、何葆善：《十年来之石油事业》，第H7—8页；参看白家驹编：《第七次中国矿业纪要》，第295页。

抗战时期另一重要石油生产基地是新疆的乌苏独山子油田,1941—1942年产量较巨，平均日产约63.7吨。炼厂则由俄籍工程师主持，炼油最大容量曾达每日240吨（原油）。其后，由甘肃油矿局兼为开采，“每月出油3万余加仑”。

此外，天然气的出产，迄至抗战时期，只有四川省较有工业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自贡盐亭、蓬安等县，年产气700余万立方公尺。其他如资中等处则以产量不丰，尚未加以利用。而四川油矿勘探处，从1941年8月起亦有天然气出产，故总计全国（自由区）年产量约为750万立方公尺 。

更有一鲜为人注意的工作值得在此介绍。重庆政府在抗战中期曾尝试打破日方封锁，从东南亚和印度方面输入石油，并取得一定成果。早在1935年初，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便建议，“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铺设油管到重庆”。他认为：“一旦战争爆发，运输口岸被敌切断，抗战必需的汽油，只有从管道运输，既畅通，又安全。”他得到“美国油管公司支持，并获得铺设油管的技术数据和经济成本核算数据，又对一些铺设油管的具体问题作了实际调查，确认在中缅两国铺设油管，需及早筹备”，向政府提出铺设全长2 256公里，“油管及国内运管专用汽车500辆，需美金650万，国内安装的工程费需国币1 700万元，管理人员工资及管理费国币2 200万元……预计从开工到输油共需 6 个月，油料即可由缅甸通至重庆” 。有关建议于1937年5月送交行政院，未被采纳。他又于同年10月将建议送交军事委员会运输总司令部，获移交通部审核。美国顾问谢安认为中国无力开展此项工作，建议遂被搁置。

1940年10月，郑华再次设法将油管建议提交蒋介石。蒋氏原则上同意郑华的建议，交经济部、交通部办理，并请宋子文请美国油管专家来华研讨具体方案。“美国专家霍尔到云南，在滇缅公路沿线考察后，认为可行，决定先铺设由缅甸腊戍至昆明的油管，此段全长1 146公里。”油管款项由美国商借，工程费则由国民政府拨付。正调运油管之际，日军逼近仰光，滇缅公路运输中断，铺设工程中止。而后方油料主要依靠的滇缅公路也同时中断。此后，输入汽油只能依靠空中航线，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唯运输数量有限，大后方出现了严重的油荒。于是，郑华再次提出建议铺设中印油管 。

这时，中国战区缺油的情况同时受到盟军首脑的重视，在1943年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确定铺设自印度加尔各答至中国昆明的输油管，并决定于同年12月开始施工。印度的起点是加尔各答船坞内的运油船。油管是美制轻质无缝管，一人可扛一节。“全部油管美国用飞机运往印度，再以汽车沿中印公路运到各分段铺装。每公里需油管161节，从印度经缅甸铺装至中国，要翻山越岭，渡江过河，油管铺设多数裸露在地面上，少数掩埋地下。”油管涉高山，穿丛林，越河谷，蜿蜒3 200多公里，堪称世纪工程。工程在1943年12月开工,1945年5月5日宣布完成,6月正式通油，平均每天输油600吨，大大改善了后方飞机和汽车用油，解决了中、印、缅战区盟军的战时能源困难 。

7.抗日战争与替代能源的研发

一·二八淞沪战役后，日军封锁港口以削弱我国的抵抗能力，曾造成进口物资的紧绌。华北事变后，日方步步进逼，战事即将来临。当时中国自产汽油、柴油的能力极低，绝大部分均依赖外国输入。此外，从30年代前期开始，中国的公路建设迅速发展，各类汽车大量进口，对汽车燃料的需求剧增。为免中国因战事爆发、日方实行经济封锁而出现的液体燃料短缺危机，国民政府在30年代中期努力推动酒精、植物油料等的生产，以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

其实酒精工业在欧美早已十分发达，并成为重要的工业部门。因为酒精是有机化学制品的重要原料，并可作为汽车等的内燃机的主要燃料。伴随中国公路运输的日渐发达，对液体燃料之需求自然十分急迫。由于汽油进口可能受到封锁，故国民政府积极提倡替代品，故对酒精生产予以鼓励。由于制造酒精的原料多属植物性产物，供应较为可靠。根据当时的研究，酒精的效率相当于汽油的八成，政府遂大力提倡 。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减少漏卮；二是替代石油产品，以免在战争时公路运输骤然停顿。据相关记载，最早引入的省份是陕西省、湖南省和广西省：

（民）25年（1936）陕西省政府自德商礼和洋行收购日产无水酒精4 500公升之机械全套，设陕西酒精厂于咸阳，用喜轭Hiag法制造无水酒精。同年湖南省政府亦从德商禅臣洋行订购机械，开设湖南酒精厂于沅江，日产酒精1 000加仑。广西省政府设柳州酒精厂于柳州，日产酒精3 000加仑。26年（1937）战事发生，沿海各地相继沦陷，资源委员会以四川为后方抗战重要根据地，决设四川酒精厂于内江椑木镇，以上海中国酒精厂蒸馏机图样为蓝本，在渝翻制。自27年（1938）春开始筹备，同年8月试车,9月正式出货，日产酒精1 000加仑。国人自制蒸馏机既已成功，于是后方酒精厂风起云涌，平均年产量可达1 000余万加仑，对于战时液体燃料之供给，贡献良多。

抗战不久，我国重要海口相继陷落，液体燃料供应大减，而后方交通以汽车为主，对油料需求极为迫切。酒精作为替代品，当时尚未普遍，“社会成见未除，对酒精用作汽车燃料，颇存观望，抱疑虑之态度，旋经各方试用，事实证明确为汽油之唯一代用品，群起采用，于是酒精需要大增，各方需求不断” 。其中，川滇东路之管理与运输的情况，可以反映当时使用酒精替作汽油的情况。有关报告指出：

东路车辆燃料早经改用酒精及木炭 2 种，酒精每月平均需用61 984加仑，除自制酒精外，尚须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制定之酒精厂购用。木炭每月平均需用35 716公斤，系由泸州叙永就地购买。润滑车辆机件，每月平均消耗机油2 396加仑。酒精车及木炭车有时发动引擎，尚需用汽油或代汽油，每月平均消耗830加仑。各修车厂……每月约需柴油372加仑。现在自设之酒精厂及炼油厂已出产酒精代汽油、代柴油不少，惟应收运费，各托运机关暂不付现，以致每月经费较为拮据……将来经费宽裕，即按照预定计划，大量酿制或提炼，则燃料达到自给自足之目的，不成问题。

战后，经济部的资深部员齐植璐曾就战时液体燃料工业的发展加以概述，反映当时曾利用酒精、植物油（菜油、花生油、桐油）提炼轻油及低温蒸馏（由焦油厂提炼）。其过程如下：

战时运输频繁，工具胥赖汽车，而所需汽油，以西北矿油取给不便，国外油料输入日难。甚感难敷供应，经济部为迅谋增产液体燃料计，于抗战开始，即先行从事于动力酒精之制造，责由资源委员会将咸阳酒精厂机器设备，拆运资中，筹设新厂，其原设内江之四川酒精厂，同于二十八年开工出货，此后该会经营之简阳、泸县、北泉、开远、遵义、兰州各厂，军政部交通司及后方勤务部经营之盘县、安顺、纳溪、广汉、褒城各厂，民营之大成、国民、复兴、胜利各厂，以及省营之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各厂相继成立，酒精生产顿呈突飞猛进之势，如二十七年仅为三十万加仑，二十八年增为八十一万加仑，二十九年陡升至四百五十九万加仑，三十年续增为五百四十万加仑，三十一年再增达七百八十万加仑之最高峰，是为后方酒精工业最繁荣之时期。嗣是以降……产量稍减，然三十二年以次二年中，则仍维持每年七百（万？）加仑之标准。代汽油之生产，以资源委员会二十七年在重庆所设之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后改为动力油料厂）开其先河，利用土产之菜油、花生油（后改用桐油）经高温制化程序、提制轻质油料，可用作汽车燃料，几经研究，幸告成功。于二十八年正式开工出品。及太平洋战起，汽油输入与桐油输出，倍感困难，是项事业，乃转为各方所重视，三十一年中央特拨专款，交由前运输统制局筹设新厂，经济部除督导原有公私各厂增加设备、扩充产量外，并在各桐油产区提倡商民广设新厂，以资提炼。迄三十二年六月止，经核准登记之公私炼油厂，已达六十余家，代汽油生产能力，年约二百九十万加仑，但因技术及设备，尚多困难，实际产量仅能达生产能力三分之一。三十三年间，行政院以桐油供应不足，价格复趋上涨，代汽油生产成本日益加高，殊不合经济条件，应酌予收缩，饬由经济局拟定办法，分区分期，逐步停办，产量因以锐减。三十三、四两年仅达原有生产能力十分之一。代汽油之另一种来源，为低温蒸馏，由资源委员会建为焦油厂提炼，该厂二十九年开始筹办，三十年正式出货，利用五通桥附近煤产，提制汽油、柴油、灯油及焦炭沥青、来苏水，全年可产汽油六千加仑，煤油六百加仑，柴油八千加仑，所出汽油，质量甚佳，辛烷值已达九十度以上，惟以设备所限，迄未能大量增产。

四、结论

能源安全在中国具有特别意义。鉴于中国煤储量较丰，而石油储备则不太理想。同时，由于能源分布的不均衡，主要储量均集中于远离海口和消费城市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等西北省份。这些都是储煤、储油的大省，但多属苦寒之地，自然地理条件难称理想。因此，质重价贱的煤炭在产、运、销方面存在极大的矛盾。至于石油的开采，抗战前的成绩真是惨不忍睹。此外，近代中国国势积弱不振，外患迭至，政局动荡，交通阻梗，为开采煤炭、石油等能源更增添不少困难。因此，自晚清到抗战时期，与能源安全有关的观念不断出现。

本文以七个相关个案为例，尝试将涉及能源安全的事例逐一讨论，以便更深入了解其中的递变过程。首先，李鸿章等官员提及在战争爆发时，外煤不但供应断绝，而且价格亦会急涨。此时，中国的能源安全课题便正式出现。其后，山西作为中国煤储量最丰富的省份，竟被官员含糊地交予英商，让福公司垄断山西煤、铁的生产。这种行径大大刺激了全国人民，并促使山西百姓集资赎回有关矿权及设厂自办，反映国人不容许把中国最重要的煤炭资源拱手让与外人。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考虑煤矿开采与国家发展的紧密关系，显示能源开发关乎国家前途，重要性不言而喻。九一八事变后，适值世界经济的恶化，日本煤大肆倾销，将所有民族资本煤矿置于死地，经政府与民间的不断努力，危机才得以解决。而自淞沪战役爆发后，沿海城市的封锁，迫使国民政府积极开发内地煤矿、油井及研发替代能源，以免在战时坐以待毙。国民政府更曾尝试用管道从缅甸及印度输入石油，修筑了世界上最长的中印运油管道。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能源安全问题不断获得认真的关注，并导致相关问题得以纾缓或解决。这些事例或许能为现阶段的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1] Richthofon, Baron Richthofon ’ s Letters , 1870-1872 ,Shanghai,1903,2 nd edition.

[2] Richthofon, Baron Richthofon ’ s Letters , 1870-1872 ,pp.26-59,112-138.

[3] Tim Wright（蒂姆·赖特）,The Nationalist State and the Regul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Competition and Control in Coal Mining,David Pong& Edmund S.K.Fung eds., Ideal& Reality :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 1860-1949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p.134-135.

[4] 《北华捷报》（ NorthChina Herald ）1906年1月12日，第56页“太原府”；《汪编史料》下册，第744—745页。 NheA5LyMOHRziLlqccWawSCKh1yOh1HIFD9ytzbnQT/rRzhXUUsO3+10UxtKmf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