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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公元前395—前338年），出生于卫国，是卫国公子（国君儿子中除继承人“世子”之外的儿子）的儿子，因此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因为他后来从秦国君主那里获得的封地在“商”而被称为商鞅，或被尊称为商君。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青年时期到魏国谋生。此时的魏国，因大力推行变法措施而取得显著成效，支配了当时的战国格局近半个世纪之久。在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商鞅也渐渐形成了自己更为成熟的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不过在魏国，商鞅并未得到重用，因秦孝公求贤，他携带李悝的《法经》离魏至秦。在秦国，商鞅主持了两次变法活动，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变法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各方面，其中财政制度的内容是变法的核心。商鞅变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硬生生地将战国中实力最弱的秦国，提升为最为强悍的国家。当然，商鞅个人的下场并不美妙，因变法时得罪太子而在太子即位后不得不逃亡，却又因法治的成功而在秦国无处可逃，最终留下“作法自毙”的成语故事而凄惨收场。后世无数以变法为使命的政治家，在钦慕商鞅成功的同时，也为其结局而洒泪。
《商君书》一书现存26篇，其中2篇仅剩篇名而无文字内容。学界迄今比较公认的意见是，该书不是商鞅一人所著，而应该是商鞅以及后学的著作汇编。尽管如此，该书仍然大体反映商鞅在变法时所持有的理论基础与采用的具体措施。在后世两千多年的帝国治理中，《商君书》虽然不断遭到占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家批评，但作为治国理财经典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而且，由于百代都行秦政法，商鞅治国理财的思想事实上渗透到后世帝国制度运行之中，并进而影响着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正因如此，本书将选录的《商君书》文本作为开篇第一章。
在该书现存文字内容的24篇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表现的体例不一，有的属于论辩体如《更法》，有的属于政论体如《农战》，还有的属于法规条文与解释如《垦令》。在该书的文字风格上，多数篇章语言风格冷峻、朴实无华，但也有些篇章因运用了修辞手段而显得颇具文学色彩。
本章从《商君书》中选取了5篇文字，下面来对它们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更法》是《商君书》的第一篇，也是该书的先导篇章，它交代了商鞅变法前在朝堂上发生的一场辩论。在体例上，该篇是《商君书》中唯一的对话体文章。一般认为，此篇并非商鞅本人的作品（因出现了“孝公”这一秦国君主死后才获得的谥号），但类似的辩论应该真实发生过。该篇的主要内容是，在孝公主持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臣就秦国是实行变法还是遵循古法这一治国方略问题展开辩论。公孙鞅显然主张变法，强调礼法的目的是“爱民”“便民”，断言“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商鞅因说中了秦孝公的变法心思而得到称赞，并在事后主持变法事业。而甘龙、杜挚两位大臣则反对变法，强调“知者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其实，这样两种态度或类似的辩论场景，在古今中外变法或改革过程中都存在或者都发生过。用英国思想家哈耶克的著名理论框架“建构理性主义/演进理性主义”来衡量，商鞅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者，要求重新创造新法律；而甘龙、杜挚则属于演进理性主义者，要求尊重传统的规则，只有在有把握获得更大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做边际的改进。
《垦令》是《商君书》的第二篇，其内容是说明鼓励垦荒的20项法令，并对法令制定的缘由给予解释。后世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商鞅提交给秦孝公供他考虑的一篇法律建议案。《垦令》的内容，涉及行政管理、赋税征收、官吏任用、劳动力管理、粮食买卖、音乐服装的控制、雇佣的禁止、旅馆的废除、矿藏资源的国有化、酒肉的价格政策、刑罚制度、居住制度、贵族特权的限制、高级官员的管理、军队管理、政治制度的统一、关税商品税政策、抑商的徭役制度与粮食运输制度、刑狱制度等。对这些法令的解释，最终目的都归于促进百姓垦荒。这些内容鲜明地体现出商鞅重农抑商的主张，如提高商贾的赋税，迫使人们放弃经商念头，想方设法地让高门贵族的食客和仆役去务农等。
《农战》是《商君书》的第三篇，也是商鞅变法的主题，即主张加强农业、增强军队战斗力，是治国、强国、富国的根本。此篇开始就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到该篇的后面，再次强调“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认为，要发展农战，关键在于利出一孔，即奖赏、官爵乃至一切利益都只能通过致力于农战才能获得。与此同时，国家还要排除那些干扰民众积极从事农战的因素，特别是要去贬抑商人、排斥那些学习儒家《诗》《书》的豪杰与辩说之士。因此，该篇大力宣扬要贬学抑商。在修辞上，此篇是《商君书》中比较少见的有文采的一篇，在文中多处可见递进、排比句式，还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对比与论证，颇显说服力。
《去强》是《商君书》的第四篇，它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对待不法之民，并管理好国家的内政，其中涉及农、商、官三个阶层。商鞅认为，治理百姓有强民政策和弱民政策。所谓强民，主要指用儒家主张的兴《诗》《书》等教化的办法对待民众。但商鞅主张实行弱民措施，即鼓励民众用粮食购买官爵、国家用金钱将百姓手中粮食大量买走，这样就可以做到国强民弱。与此同时，国家还要赏罚并用，以农战为赏罚依据，同时实行重罚轻赏、以刑去刑，以便将民众的力量集中起来。在他看来，儒家的《诗》《书》是民众不听从政令的原因之一，要大力清除。另外，商鞅还建议从户口管理、吏治、关乎国计民生的数据统计、粮食的储存等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内政的管理。对于本篇的阅读，可以配合本书未选录的《说民》《弱民》等篇章一起进行。
《算地》是《商君书》的第六篇，也是对国家土地管理政策的说明。帝国这一国家类型，依土地为支撑点而运行，国家治理与财赋征收，都离不开土地的规划和使用。算地的结果，可用来“任地待役”，以地养战，保证军队的力量。商鞅建议的算地，具体内容有：土地面积要与居住人口相适应；国土中山林、湖泊、溪流、都邑、道路、农田的比例要适当等。同时，为了提高民众耕田和作战的积极性，国家要充分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制定严苛的法令堵塞其他获得荣誉与利益的途径，而只留下从农业和战争两个途径获取名、利的出路，即利出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