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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从《管子》一书中选取了五篇文献。《管子》一书，目前学术界通行的见解是，它并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时之书。因此，《管子》的内容显得有些庞杂，有些地方存在着前后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该书的作者，一般认为应该是管仲去世后承袭管仲治国思想的后人，这些后人因此被人统称为“管仲学派”
。在整理管仲相齐时的治国理财思想与做法的基础上，这些人加入了许多自身的见解。关于该书的形成时间，一般认为部分篇章从春秋战国时就已产生，而有些篇章可能晚至秦汉时期才完成。
当然，该书既然名为《管子》，其思想显然与管仲相关。管仲（约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姬姓，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有关他的生平，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是这样说的：“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最为后人称道也因此让人高度重视《管子》一书的原因在于，管仲在齐国所发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以及他为政时“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以至于在短短7年时间内就让齐国实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今天《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在先秦时已广为流传，《韩非子》一书就曾提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牧民》等篇章，“世多有之”。在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后，《管子》一书遭到贬斥，地位远不及儒家经典著作。不过，在历代治国理财的实践中，这本书仍然得到重视，尤其在唐代出现多本关于《管子》的著作，如魏征的《管子治要》、杜佑的《管子指略》、尹知章的《管子》等。在宋、明、清等王朝期间，也有不少学者对《管子》加以校注与研究。到近代中国国家面临生存危机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大力肯定管仲化固从新、开拓进取的精神，竭力抬高《管子》一书的地位。在梁启超所著的《管子评传》中，他甚至略带夸张地称赞管子为“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在梁启超之后，《管子》研究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
历代学者肯定甚至推崇《管子》一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肯定管仲治理齐国时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试图从管仲的言行中总结治国理财的方略，尤其是他开发利用工商业资源的做法；二，推崇管仲的改革勇气与改革策略，设法学习管仲革弊创新的做法，以尽快帮助自己的国家赢得生存竞争或实现王朝中兴，并因此奠定个人的历史地位；三，认识到《管子》一书中包含的儒、法、道、墨、兵、农、纵横、阴阳等诸家丰富的思想资源，希望从该书学习和开发这些思想资源。
《管子》真正成书，主要是在汉成帝时的学者刘向手中。他广泛搜集了皇宫密藏、太史府藏和私人藏书中有关《管子》的部分，共564篇，经勘校文字、删除重复，最后定为86篇。刘向之后，又陆续有10篇内容遗失，只剩篇名。因此，《管子》一书在今天仅存76篇。在结构上，一般认为是刘向将《管子》一书分为以下8个部分，可惜区分的依据今天已不可知：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9篇）；短语（18篇）；区言（5篇）；杂篇（13篇）；管子解（5篇）；管子轻重（19篇）。从内容看，各部分大致如下：“经言”反映了管仲相齐时的原始思想，被奉为经典；“外言”与“内言”的区分依据目前已不清楚，但“内言”记载管仲的功业与言行较多；“短语”的篇幅大多短小，但也有像《侈靡》等长篇；“区言”何指，目前不清楚；“杂篇”应该是指其中的内容庞杂；“管子解”的内容，是对《管子》中若干篇目的解释；“管子轻重”是一组专题论文，因自成体系而区别于其他篇章。在体裁上，《管子》一书包含了论文、问答、记述、疏解等四类。
《管子》一书的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道家，但历代学者大多将其作为法家著作来看待。若从治国理财的视角来考察《管子》一书，可以发现其中一半以上的篇幅包含了对财政治国的内容论述，这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还是少见的。特别是相对独立的“管子轻重”（原有19篇，遗失3篇，实际为16篇），与本书后面将讨论的《盐铁论》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两部专业财政文献。
本章以“管子轻重”为主兼及其他部分，共选取五篇文献来加以阐释，以展现在中华帝国来临前后管仲学派对于治国理财方略的思考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
《牧民》篇位列《管子》诸篇之首。牧民就是治民，本篇的内容集中阐述治理国家、统治民众的理论与原则。此篇包含的文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千百年来都是中国人治国的至高原则。传统上将这一篇分为“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和“六亲五法”五个部分。“国颂”开宗明义，首先指明农业生产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提出了有关经济与道德先后关系的千古名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引出了“国之四维”的概念，主张把礼、义、廉、耻作为国家治理的道德准绳，并具体给出了可行的评判标准（“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四顺”分析了民之四恶（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与“四欲”（佚乐、富贵、存安、生育），提出君王要按照四恶四欲管理民众，这符合“予之为取”的为政之道。“士经”的内容，是对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十一项措施的总结。“六亲五法”，是为君王制定的一套详细的行为准则。这五个章节紧密联系，最终都立足在“牧民”上，体现了以管子为代表的早期学者对于国家善治的追求。
《治国》篇为《管子》一书的第四十八篇，从篇名即可看出本篇主要内容为论述治国之道，其重点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为此而理财。在开篇，文章即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观点，阐明以富民来实现治国的方略，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中的这一看法，在古代的国家治理文献中是非常突出的。接下来，本篇为“富民”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两条路径：其一是发展农业，储存粮食（“必国富而粟多也”），其二是限制工商，反对奢侈（“必先禁末作文巧”）。在此基础上，本篇提出民富不能实现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处于以下四种情况而只能借高利贷，相当于“一民养四主”：官府临时征税、雇用帮工、富商操纵粮价、杂税徭役等。农民因此“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因此，君主必须为民“除害兴利”，调和“士农工商”的利益分配，让农民“作一而得均”，专心务农。最后，本篇再次强调粮食多寡对于国家治理成效影响巨大，粮食积累对于实现“众民、强兵、广地、富国”具有重要的作用。
《乘马数》为《管子》第六十九篇，与接下来本章选取的《国蓄》《山至数》两篇同在“管子轻重”十九篇之内，属于《管子》中集中阐述治国理财思想的独立篇章，特别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乘马数”一词，指的是经济筹划的方法。本篇采用对话体形式，通过齐桓公与管子就“乘马数”问题一问一答来加以叙述。开篇即提出国家治理的“以时行”的原则，要求君主做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从而实现对国家经济的全面掌控。接下来比较分析“霸国守分”和“王国守始”两种模式，指出王国以轻重之术掌控财货生产并实现国家治理，比起霸国仅利用物价高低赚取差价来更胜一筹。所谓“守始”，就是控制好财货价格，每年做足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遭遇灾荒，就要征调无业农民修建大型工程，完成特殊时期的经济政策（“以平国策也”）。所谓“轻重之术”，就是国家基于对市场供求关系及其影响物价的认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来谋取利益或实施调控，而这又需要国家掌握相应储备，这样才能调控货物流通。不过粮食问题较为特殊，“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需要单独制定相关政策。最后提出要“相壤定籍”，根据土地等级来征税，在此基础上补贴贫瘠土地、调控四时物价、掌握市场收放、让百姓安居等。
《国蓄》篇为《管子》一书的第七十三篇。本篇在形式上是一篇较长的专题论文，集中阐述国家财政积蓄粮食与货币的方法，以及因此而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本篇在“管子轻重”诸篇中地位特殊，按马非百先生的说法，它是轻重理论的总纲，“全书之理论纲领，其他诸篇所提出之种种具体问题及其讨论与解决问题之种种方法，或则就此纲领中之原理原则加以补充发挥，或则提出与纲领相反之意见，或则将此纲领中之特别术语加以解释”
。本篇开篇在肯定国蓄的重要性以及私利作为人之动力的重要意义之后，提出财政积蓄与国家治理的方法，就是以“轻重之术”掌控国家的货币与粮食，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规范财政收入来源，逐渐用租税代替征籍（临时附加税），实现财政收入的制度化（“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二要坚持“利出一孔”的原则，让民众只能从国家控制或允许的途径获取利益（“塞民之养，隘其利途”）；三要“分并财利而调民事”，设法缩小民众收入差距、调节不同阶层粮食与钱币的余缺。在此基础上，本篇还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君主行轻重之术来调节粮食、物资、货币的余缺状况的做法，促进资源与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国家与民众之间的配置，并特别提出国家通过粮食专卖来隐性征税并调控社会的方法（“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最后，本篇还分析了不同规模国家的治理方法，再次申明君主务必要减少强征暴敛，改用轻重之术来获取财政收入。
《山至数》为《管子》一书的第七十六篇，“至数”的意思是指轻重术的极致，而“山”字有学者疑为衍文，也有学者认为指财用所出。本篇收录了齐桓公与管子就有关“轻重之术”的十一节对话，从多方面详细解释了“轻重之术”的含义和具体措施。第一、二节，主张用赋税、薪俸、物价等经济手段激发农民、士兵、官员从事经济活动或为国效力的积极性。第三、四、五节，探讨的是大夫和君王间的利益斗争，阐明君王如何使用“轻重之术”来控制粮食的生产与销售，让大夫无法私自聚敛财货，从而实现“藏富于民”，并进而实现国家的统一与集权。第六节，批判厚葬制度对商品流入市场的阻断作用。第七节批评按血缘分封的土地制度，认为它是导致天下争夺的源头。第八节提出“币乘马（货币计划）”的模式，即君主利用货币进行大规模收购，以此管控国内资源，并以“轻重之术”调节国内粮食、货币、黄金三者的价格平衡，此为“守天下之数”。第九节，论述“轻重之术”在畜牧业领域的应用。第十节，论述不同地势对农业产出与“轻重之术”策略的影响。第十一节设想齐国统一诸侯后的治国策略，提出君主仍要善用“轻重之术”，坚持“守大奉一（控制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原则，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