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曹锦清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政治承诺。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反贫困的斗争从未停歇，只不过受特定物质条件和发展阶段的限制，过去无论在减贫规模还是在减贫效果上，都不能与今天相比。在新时代，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到2020年彻底解决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这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我们躬逢其盛，即将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当然，若能亲自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就更是人生幸事。

上海财经大学青年才俊曹东勃博士作为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挂职干部，于2018年至2019年远赴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挂职副县长。挂职期间，东勃不仅圆满完成了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还深入基层，访民情、听民意，开展了扎实的调查研究，对县级贫困治理有了系统的认识。眼前呈现给读者的这本《红河边的中国》，便是他这一年来在基层工作的观察、记录和思考。我认为，这本书对我们从县级层面来考察精准扶贫的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0年至2015年间，东勃在华东理工大学任教，出于对农村研究的热爱，在教学之余，他也作为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曾多次跟随团队到各地农村做社会调查。他笔头快、思考勤，对周遭生活的观察细致，于访谈研讨中常有新见。2015年，东勃回到其母校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临行前他到我家中跟我道别，我勉励他始终要对社会存有敬畏之情，认真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时刻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性，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去守护我们的民族。近几年与东勃的交往虽不如以前密集，但我还是不时能够听到他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喜讯，我为东勃取得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2019年年初，我们一行几人前往华东理工大学对口帮扶的昆明市寻甸县调研。在滇期间，东勃得知我们的行程后，便盛情邀请我们到他所挂职的元阳县看看。结束寻甸的行程之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南下元阳县，一睹红河边中国的风采。在东勃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先后考察了产业扶贫基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劳动力转移就业典型、板蓝根染料提纯加工厂、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土司府等处。元阳之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攀枝花乡参观土司府，看到了关于此地土司制度历史演变的个案材料和详实数据。透过土司府兴衰史的分析，我们可以想见整个西南地区是如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中国郡县制传统在这些地区是如何延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如何达成的。在元阳县看到的各种“活”历史，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理解大一统局面大有助益。

东勃这部书稿，同步形成于他挂职期间。成书后的谋篇布局，基本也对应于他到地方工作后所接触实际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的先后顺序。从中能够读到一个年轻挂职干部超脱于日常的事务主义牵绊，始终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问题意识，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书中不少地方，不仅描摹呈现了事实的基本面向，更挖掘思考到深层的动力结构。这里仅例举二三。

第一，脱贫攻坚背后的制度结构。东勃敏于观察，初到地方，即用心留意贫困县治理中的制度结构，特别是帮扶力量的多元构成。他虽来自上海，严格说来却属于教育部部属高校的派出干部；而当地同时还有来自大型央企、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以及云南省、红河州的多名挂职干部。这一观察，随即勾连起他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有关“部门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等“条块关系”论的深刻印象。由此入手，将触角再向上延展，到明清地方志中去找寻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样态和彼时地方干部“异地交流”的蛛丝马迹；向下探问，理解“三线”建设到东西部扶贫“结对”的当代脉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在其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赶超与复兴的价值取向。实现把全体人民“一个不少”地带入全面小康社会，仅仅是其历史使命的一个篇章、一部序曲。但是完成这一攻坚任务，需要的不仅是一腔热血和蛮干硬干，更要有持久深入的制度建设作为支撑。我们要看到脱贫攻坚过程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更应该看到背后的强大制度力量，这对我们理解当下这张纵横交错的精准扶贫网络，无疑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当然，我们也应当思考，如何更有效地确保这套制度在其执行和落地的过程中不打折扣、减少“跑冒滴漏”。对于后面一个问题，东勃也在书中专门做了思考，讨论到如何克服县域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我以为，本书第一部分的这些思考是中肯的。

第二，产业扶贫过程中的可持续性。东勃在元阳县政府中的分管领域，并不涉及产业、就业等方面。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灵活机动地就近从旁观察，获得鲜活的直观感受，最终形成书中第二部分的不少真知灼见。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在边远山区发展产业，谈何容易。绿水青山，世界遗产，脱贫攻坚，这三个标签同时落在元阳的头上，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有沉重的责任。如何在旅游资源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当前的脱贫要求与长久的发展源泉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随着后2020时代的到来，以往那种疾风骤雨式的资源投入可能很难再有，那么在精准扶贫阶段贫困地区所进行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后续的维护成本由谁消化，那些没有配套支撑的产业项目怎样避免“人走茶凉”和“翻烧饼”的命运？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农村工作思想最经典的一条仍然富有启发，即坚决反对恩赐路线，致力于组织农民。组织起来，依然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的命题。

第三，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东勃此书对教育扶贫着墨最多，用了两个篇章。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相较于其他扶贫手段，教育扶贫虽然周期长，但效果最明显。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如果培养出一个大学生，那么这个家庭就很可能因此而世代脱贫。所以，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在民族地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教育的发展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学前儿童的教育还没有全覆盖。我的一个总体观感和判断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这些地区年轻一代（30岁以下）外出的意愿没有差异，或者说，都是愿意外出的。但是能否顺利外出务工，主要就取决于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越往高山走，可能这方面就越薄弱，出去之后就越难适应。类似元阳这种地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教育已有巨大的进步，1985年后出生的基本都是小学毕业的，总体上是一辈新人换旧人，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的学校都是普通话教学，目前30岁左右这一辈人的日常语言是普通话＋元阳方言，再早一点的时候则是元阳方言＋土话。而他们外出交流都能用普通话，语言上没有障碍。婚姻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60岁左右那一辈已经没有民族通婚的障碍，1949年前出生的那一辈可能还有一些，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是自由恋爱。人们对民族之间的这种交流与融合的趋势，是自然接受的。祖辈的焦虑可能会有一些，主要是担忧语言会不会消失。其实，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交流，二是承载民族文化历史记忆，形成一种“我们是谁”的认同。推广普通话交流，就是要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语言认同在西南地区完全不是一个障碍，而且由于语言的习得，事实上也便于更快、更好、更准确地对接这套语言所承载的现代教育体系，进而获得走出大山、拓展社会交往活动的更大机会和空间。这正是百年树人、教育为本的根本性意义。

以上是我读完东勃这本书后引发的一些感想。《红河边的中国》一书结构清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通俗易懂，以理性观察和基层视角勾勒出这场浩大的脱贫攻坚“战场”上一个局部的“战斗”片段，却能够以小见大，使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亦有所启发和思考。特别是其中有关贫困地区教育情况的文字，确实让人对“扶贫先抚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更加认同。基于此，我愿将东勃所著的这部《红河边的中国》推荐给诸君。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