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撒谎

没有人比我更不适合谈论记忆力，因为我丝毫不具备这种能力，也不认为世上还有谁的记性如我这般糟糕。我在其他方面也是彻头彻尾的庸才，但我相信，我的记性之差尤为罕见，独一无二，值得扬名于世。

我的这一缺陷是与生俱来的（当然，考虑到记忆力的必不可少，柏拉图不无道理地称之为崇高而强大的女神），此外，在我的家乡，若人们想说一个人不可理喻，便会说他没记性，因此，当我抱怨自己的这一缺陷时，大家就会质疑我、指责我，仿佛我在骂自己是个傻瓜。他们辨不清记忆力和智力，这让我更是为难。

他们可是错怪我了，因为按经验来看，事实恰恰相反，强大的记忆力往往伴随着较弱的判断力。而且，友情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可他们一致指责我的毛病，把我当作无情无义之辈，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他们因为我记性差就质疑我的感情，把一个天生的缺陷说成是没良心。他们说我忘了这个请求、那个承诺，把朋友忘得一干二净，故意忘记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者有所隐瞒。确实，我总是会忘事，但我从不忽略朋友的托付。我想，即使这缺陷让我感到痛苦和不便，但只要不必背负如此有违我性情的恶名，也就足够了。

但我这毛病也给我带来些慰藉。首先，它让我有理由去改正很容易在我身上滋长的一个更大的缺点，那便是野心，因为面对社会生活，记性差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缺陷。自然界的发展中也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记忆力的衰退伴随着其他能力的增强；如果我因记性好，而将别人的创造和观点留在自己脑子里，那我就会失去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容易人云亦云。记性差也让我的话也变少了，因为记忆的存量往往胜过创意的存量。如果我从不忘事，我的喋喋不休早就会把朋友们全都震聋了，而这又会激发我添油加醋的才能，使我的言辞越发激烈和啰唆。

很遗憾，正如我在几位密友身上看到的那样，他们能把事情记得完完整整，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起，叙述中充斥着大量无关紧要的细节，即使故事本身不错，也被他们讲得支离破碎；若是故事不好，那只能怪他们的记忆力太强或者判断力太弱。长篇大论一旦开了头，就很难打住或中断。没有什么比完美的收步更能体现马的力量。我看到，甚至是那些说话很有分寸的人，一开口也会不由自主地没完没了；他们想寻找恰当的时机结束讲话，却依然东拉西扯，如同拖着病腿蹒跚而行。最可怕的是老人，他们能记得久远的事情，却忘了自己已经讲了多少遍；我曾听说原本有趣的故事被一位绅士讲得索然无味，只因他的听众已经来来回回听了不下一百遍。

其次，记性差让我很少记得自己受过的伤害，以至于正如古人所说，我需要一份“伤害备忘录”，或者有人能提醒我，就像大流士为了铭记雅典人对他的羞辱，命令一位侍从在他每次用餐时，到他耳边重复三遍：“陛下，勿忘雅典人。”当我重游故地、重读旧书时，总有新鲜感涌上心头。

有人说：“没有好记性，就别想撒谎。”这话不无道理。我很清楚，语法学家区分了假话和谎言。他们说，说假话是指说出不真实的，但自己信以为真的事情；而拉丁语（我们的法语就源自拉丁语）中对“撒谎”一词的定义，则是指说出自己凭良心知道是不真实的事情；我现在单说这后一种人。这些人要么彻底捏造谎言，要么把真相扭曲和掩饰成谎言。当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一再扭曲和掩饰同一件事情，就难免露出马脚，因为事实真相已经先入为主地占据记忆，并以知识和学识的形式留下深刻的印象，它难保不会在想象中显示出来，并排挤那站不住脚的谎言；而最初习得的真相不断在脑海中流淌，使他们很容易忘记那些仅凭想象编造出来的谎言。至于那些彻底捏造的谎言，由于缺少反证来戳穿它们的虚假，因此看似鲜有暴露的风险；但即使如此，它也内容空洞、无凭无据，若不能牢记于心，便很容易被遗忘。

我遇到过很有意思的事，一些人不惜代价地见风使舵，只说那些对手头事情有好处的话，或者能讨好大人物的话；他们想让信念和良心服务于瞬息万变的事态，认为说话就必须随机应变：同一件事，对一个人说成是这样，对另一个人说成是那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听众一旦交换信息，就会发现其中的虚假，这些招数又将如何呢？除此之外，他们注定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由同一件事编造出这么多说法，需要多好的记性才能记得住？我知道，当今很多人对这话术上的名誉心怀抱负，殊不知即便拥有了这种名誉，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说实话，撒谎是一种可恶的罪行。我们全靠语言才能成为人，并且维系彼此的关联。如果我们认识到撒谎的可怕和罪恶，就该将其斩尽杀绝，比对其他罪行更不留情。我看到家长总是草率地纠正孩子毫无恶意的过失，为那些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和后果的胡闹而折磨孩子。但我认为，唯有撒谎，其次还有固执，才是应受到严厉谴责的缺点。从小到大，这两种缺点会随着成长愈演愈烈。一旦学会撒谎，再想根除不知有多难。我们看到，一些原本正直的人，就是如此屈从于这一恶行。我的裁缝是一位正直的小伙子，可我从没见他说过一句真话，哪怕是对他有好处的真话。

假如谎言和真理一样，只有一副面孔，我们就可以应对得更好一些，因为与谎言相对的必定是真理。然而，真理的反面却有千万副面孔且无处不在。

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善是确定的、有限的，而恶是无限的、不确定的。与善良擦肩而过的道路有千条，而通往善良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如此厌恶这一罪行，即使厚颜无耻的谎言能让我免于最明显的大灾祸，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昧着良心这样做。

从前有一位神父说过：“与熟悉的狗为伴，胜过和语言不通的人相处。”

陌生人之间不以人道相待。

——大普林尼

相比沉默，虚假的话语得有多不友好？

弗朗索瓦一世炫耀说，他曾把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大使，当时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弗朗切斯科·塔维纳逼得走投无路。这位大使被主子派来，是为了向陛下辩解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弗朗索瓦一世被逐出意大利，但他依然想从意大利，尤其是米兰公爵领地获取情报，于是他打算在公爵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这个人实际上是大使，但以私人身份留在那里，假装处理私事。由于米兰公爵比以往更加依附于查理五世皇帝，尤其是他已经和皇帝的侄女——丹麦国王的女儿，当时的洛林公爵之女——订下了婚约。因此，为了不损害自己的重大利益，他不能与我们有任何接触和往来。弗朗索瓦一世的侍从，米兰人梅维伊被认为是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于是他带着大使的秘密国书和指令，以及做掩护用的写给公爵的私人事务介绍信前往米兰。他在公爵身边待了很久，以至于皇帝终于对他的真实身份有所觉察，我们料想这就是此后事件的起因：公爵以谋杀为幌子，两天之内就给梅维伊定了罪，并在一个夜里，在大牢里砍了他的头。弗朗索瓦一世向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国王以及公爵本人讨说法，为此，弗朗切斯科大使早已备好了一份伪造事实的长篇大论。他在早朝时前来觐见，提出一系列看似可信的理由作为依据。他说，他的主子一直将梅维伊视为以私人身份而来，为了办自己的私事，梅维伊也从未表现出其他身份；米兰公爵完全否认自己曾得知梅维伊是弗朗索瓦一世的人，而且陛下也不曾认得此人，更别说把此人当大使了。弗朗索瓦一世以几项异议和要求向他施压，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最后逼着他回答，为什么处决是在夜间秘密执行的？这位可怜的大使震惊不已，只好坦言道，公爵出于对陛下的敬意，很不情愿在大白天执行处决。可以想象，他在精明的弗朗索瓦一世面前受到责难，如何狼狈不堪地打道回府。

尤里乌斯二世教皇派一位大使去见英国国王，怂恿他反对弗朗索瓦一世。大使说明来意后，英国国王在答复中坚称，要想对抗如此强大的君主，就必须面对困难重重并做好准备工作，他还列举了一些理由。大使很不恰当地回答，他自己也考虑过这些困难，并且向教皇提起过。大使是为煽动英国国王立即作战而来，可他的这番话却与本意截然相反。英国国王由此找到一个理由（后来他发现事实果真如此），那就是大使本人是站在法国一边的。他将此事告知教皇，待大使返回时，其个人财产已被充公，还险些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