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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四十分。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
师傅请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初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厌恶。他对我的笨手笨脚心中有数，而我则对他那句有名的格言记忆深刻。当时，他坐在我们家唯一的一张木椅上，跷着腿，剔着牙，笑嘻嘻地对我说：“手艺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母亲已经在教我她所理解的待师之道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吃饭要快，饭后给师傅递上一条热毛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像个蜡烛不点不亮……记住了这些口诀，我就要前去投奔师傅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我日后的命运。
他姓翟，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谏壁中学任教研组长，如果我愿意去那里读补习班的话，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与这位翟老师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他是如何从众多的落榜生中挑中我，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来到我们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当即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因为她对那所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她对于我能考上大学有任何具体的信心，而是来访者的盛情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和想象力，让她感到惊慌失措。我如此轻而易举地逃过了师傅日后可能的摧残，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不高兴。
当我带着翟老师的亲笔信来到谏壁中学的时候，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样顺利。翟老师的那位朋友在谏壁中学并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能来谏中读书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语文、数学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六十分。“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读完了信，皱起了眉头，“把你的高考成绩单拿出来让我看看。”
“成绩单让我给弄丢了。”我回答说。其实，那张成绩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我不能将它拿出来。
“丢了？”他反问了一句，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那这样吧，你到县文教局跑一趟，他们那儿有存底，你去抄一份回来就是了。”
他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县文教局的地址。我捏着那张小纸片出了校门，来到了马路边。看上去我有两个选择：往东约十五公里处，是我的老家，我只要随时拦下一辆过往的汽车就可回到那里；假如我跳上3路公交车往西去，最终可以抵达镇江市，那是县文教局的所在地。两个选择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与学校作永久的告别，成为一名木匠学徒，每天给我的师傅搓上几条热乎乎的毛巾。
我在路边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选择了没有希望的希望，选择了垂死挣扎，选择了延迟的判决，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来到县文教局，正赶上下班时间。传达室的老头把我拦住了，我勉强做了一番解释、央求，他只有一句话：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这倒也好，反正我也不是非进去不可。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我口袋里有一份成绩单的原件，却非要进去弄一份一模一样的抄件干什么。我正要离开那儿，一个声音从背后把我叫住了。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朝门口走来，女的梳着齐耳短发，男的夹着一只公文包。
我说我想办一份高考成绩证明。
“现在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男的说，他仍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我看我们还是替他办一下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女的说。男的犹豫了一下，就站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他们一边为我翻找档案，一边问我是哪里人，高考成绩单是怎么弄丢的，还能不能记住准考证的号码，以及我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派什么用场。
“我的成绩单没有丢。”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
“那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怎么回事？”
“我想去谏中读补习班，可他们规定语文、数学必须达到及格线……”我答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还说了不该说的，比如母亲让我去做木匠那件事，我不愿替那位我既害怕又憎恶的师傅搓热毛巾。
“这怎么行！”她朝那位同事看了一眼，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心事，终于，他朝我摆摆手，让我到外面去等一会儿。十分钟之后，他们又把我叫了进去。十分钟，一切都决定了。
她把一张写有语文、数学成绩的证明公函递给我：“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说。我记得在这份公函上，我的语文成绩六十八分，数学是七十分。
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公章。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关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担心他们在最后一刻会改变主意。
其实，公章就在她手边，她太紧张了。我看见她将公章从旧信封里取出来，朝它呵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苟富贵，毋相忘。”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在谏壁中学，我最害怕两个人。一个是校医，另一个是教导处的罗主任。校医对我表示憎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屡屡通过让自己生病这一“锦囊妙计”去折磨他的耐心。后来，他甚至拒绝给我治疗，我只得穿过浮尘蔽日的谏壁发电厂厂区，去那儿的职工医院注射青霉素。
至于罗主任，他那军人般高大结实的身材、具有摧枯拉朽魔力的金属嗓音、饿鹰般的眼神都让我不寒而栗。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总要远远地站住，叫他一声“罗主任”，可他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有时，他已经走远了，却突然转过身来，再朝我看上两眼。莫非，他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破绽？也许他已经发现我的入学成绩是假的了？这个念头很快就缠上了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几乎每晚都要梦见他有板有眼地宣读开除我的决定。
当我把心中的沉重顾虑向一位同学和盘托出时，他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你成天心事重重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混进来的吗？”我没有追问他，他也终于没有说出答案，不过，我总算可以暂时卸去压在心头的大石头了。
我原来学的是理科，对于历史、地理这两门新课完全不知从何下手。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历史老师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你这不是考试，而是背书。我让你回答孔子的教育思想，你却给我来个什么孔子字仲尼家中排行老二人称孔老二……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屁不通。”他气得口吐白沫，我那张可怜的试卷也随即被他扔到了空中。
经过他这一番调教之后，我的答题方法丝毫不见长进，期末考试时的背书功夫竟然可以精确到标点符号。他照例把我叫到办公室训话，不过他终于没有骂我，而换了一副笑脸，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记忆力倒也不得不让我佩服。”
语文课最让人开心。老师是一位乡村宿儒，据说做过陶铸的秘书。第一堂课他就使我们大开眼界。我记得那天讲的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他读一段，讲一段。我们怀疑他在上课之前是否预先看过课文，因为他一边讲，一边满腹狐疑，最后竟至于气得破口大骂：“这算什么文章，竟然也会选入教材？不可思议……”以我们当时的眼光看来，满纸烟云、词藻华丽的《天山景物记》可称得上难得的美文，老师何至于如此动怒呢？选入那本教材的现代散文，除了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便妄加议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不被他批得体无完肤。而且，他在上课时，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写作特色从来不置一词，而对于某些毫无意义的枝节却大加阐发。有一次课文中出现了“鱼翅”这个词，他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
“同学们，你们谁吃过鱼翅吗？哈哈，没有吧？我呢倒是吃过那么两三回……”
开心过后，担忧跟着就来了。这种说书艺人信马由缰式的授课倒是让人“赏心悦耳”，可高考怎么办？这是每一个削尖脑袋钻入谏中的学生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这种担忧很快就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中。“不用担心，考卷总是人出的，再复杂的锁，也总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做两套模拟试题，作文不出大问题，及格总是起码的吧？”他这样解释了一番，随后又绘声绘色地考证起了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准确地点。
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成绩对考生本人严格保密。校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骄傲和气馁都会葬送一个学生的前途。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又碰到了罗主任，他仍然是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次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倒反而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40摄氏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跟着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