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国经济社会经历40余年的快速发展后，近些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方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公共产品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为抵御经济衰退，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我国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在城市化和人口制度变革的背景下，为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需要，政府加大了对教育、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这使得经济性和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社会总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一些年份公共产品投资和供给已成为边际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在社会发展和结构变化方面，尽管整体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变动较小，但新移民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私人资本阶层等基于现代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国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社会利益格局。同时，在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基层民众的思想观念、社会需要和诉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社会治理中如何精准掌握人们的需求偏好和行为动态增加了难题，对如何有效实施公共服务提出了挑战。此外，随着生产方式变化和经济活动空间扩大，人们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加，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区域所能管辖的范围，这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产生了巨大挑战，对现代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如何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社会经济变革与转型使我们难以对未来的发展形成确定性的判断。但如果不考虑政治制度变迁因素，我们或许能清晰地认识一些社会经济演变的规律。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技术的变化、生产方式变革和市场扩张等为人们摆脱自然环境束缚、追求富足的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但私人产品部门的发展却难以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公平的、安全的发展环境。而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无论是在计划经济制度还是市场经济制度下，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均为社会成员带来共同享有的社会福利增进。因此，上述两个部门的功能特征及所产生的社会作用，要求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合理配置资源于私人产品部门和公共产品部门，否则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在私人产品部门发展过程中，伴随社会财富的增加，环境破坏、贫富差异和社会不公现象却日益严重，而公共产品部门发展在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安全保障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资源错配、供给效率低下、官僚特权和行政垄断等问题。所以，人们始终在寻求适宜的制度去约束私人产品部门的过度竞争、负外部性和贫富差距扩大，也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善公共产品部门发展中的供给效率和社会效益。

从各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产品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步提升，其资产规模和在社会总供给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这反映了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状态和趋势。参考各国公共产品部门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产品部门的快速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变化的体现和规律趋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不仅私人产品部门的增长会遇到技术、市场和制度变化的影响，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也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第一，如何合理和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于私人产品部门与公共产品部门的问题。这需要全面地掌握经济和社会的客观需求，并以有效的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实现两个部门的供给与个人、社会需求的均衡状态，达到适度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进的平衡，从而在发展中基本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目标。

第二，如何有效供给公共产品问题，特别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真实地显示民众需求偏好问题，采取合适的公共选择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公共产品项目的选择和决策体系中来。这一问题涉及一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机制，也涉及政治、技术、市场和社会文化等因素，但核心问题在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安排和机制的设计。如何破除原先“全能型政府”的窠臼，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政府应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放权给基层，为社会组织的发育及其履行社会治理职能释放空间。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治程序，改革现有的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主体合作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第三，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怎样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融为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何激发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高社区工作者、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如何创新基层治理方式问题。这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心，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同时，政府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法治手段消除基层治理的“空转”现象，建立适应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摆脱社区机构及其事务的行政化困境，探索社区基层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路径，构建社区基层组织在资源筹措、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

第五，如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提升社区基层治理绩效。这要求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使公共服务部门合法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取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真实需求，为公共决策提供充足信息，为公共服务的监督和绩效评估提供技术手段，以实现有效配置资源和有效供给的目标。

基于上述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思考和理解，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团队，确立了以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问题为研究宗旨，希望在宏大的社会经济变迁格局下，立足社会基层和微观经济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细微的观察和局部的剖析。这些年来，在华东理工大学成长起来的一批公共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年轻教师聚焦于公共经济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领域，承担了诸多国际合作和国家基金的课题，他们大致围绕三大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一是研究公共产品部门发展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特别是通过学科交叉研究和多研究范式融合，探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的结构关系和内在机制；二是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条件下研究公共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新方式与新形态；三是对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区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社会调查、田野实验和经验实证分析，试图发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益的实践经验，以检讨和修正经典的理论观点，拓展理论研究的范畴。本丛书就是我们对前期研究工作的一个初步总结，各分册也大致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主题。

本丛书的内容主要涉及公共经济、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领域。不论属于哪个学科，研究大都基于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理论，以跨学科的方式来探讨公共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科学问题；针对政策问题，我们也以不同学科的视角加以研究。丛书中有5本著作可以归属于公共经济领域。其中，《城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机制研究》梳理了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研究文献，探讨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及其改革得失，重点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融资、生产和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研究》总结了中国社会70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从财政分权和比较制度分析等理论视角揭示了基础设施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探索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对市场融合、开放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提出了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创新的理论与实现路径。《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机制及路径研究》对多种环境公共品的供给机制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了人们较少关注的家庭部门在环境治理中的功能与行为模式；把家庭部门作为供给主体，将代际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基于环境公共品的三种价值评估法构建了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理论模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特征及综合能力评价》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过程、资源规模、空间布局及服务能力等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客观分析了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因素，并提出了优化城市公共服务的策略。有意思的是，《城市共享平台的多元协同治理研究》以共享经济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广泛存在的私人产品公共性问题，该书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城市共享平台的发展模式、治理经验及作用机制，提出了自行治理优先、政府监督、社会辅助的共享平台多元协同治理的概念。这项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城市公共产品供给限制，对新技术环境中私人产品公共消费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著作以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城市主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特征及内在运作机制，并对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出了制度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

丛书中有5本著作研究了城市社会治理问题。《城市移民与公共治理研究》把城市治理放在城市化过程中加以考察，研究了如何从移民管制转化为移民服务，并借以提升移民治理水平，使移民尽快融入城市。《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研究》针对城市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的现实，系统分析了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源头和类型，在深刻解析城市安全风险发生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有效的安全风险防控内在机制，构建了城市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城市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机制研究》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人民调解组织为例，剖析以其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实需求、功能定位、组织网络、运作机制与发展逻辑等，以探索“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社会治理机制。《城市社区治理中整合性服务模式建构研究》以上海社区基层治理实践为例，从街道体制改革、政府购买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各个角度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状态，深度揭示了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新问题，剖析了深层次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元素、创新流程和关键环节，提出了构建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实务模式的新设想。《中国城市社区基金会发展及运作研究》以城市社区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对行政驱动逻辑下社区基金会的成长环境、本土化特征、治理结构、功能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和运行机制。

本丛书出版之际，中国正在经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经历“非典”疫情不到20年的时间里，此次规模巨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的暴发再次证明人类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应不断反思公共卫生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有效性问题，反思现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弊端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偏差问题。值得欣慰的是，疫情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特别是抗疫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严格实施，这充分显示了社区基层组织在公共事件中的动员能力和应对能力，表明了社会治理制度变革中建立基于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的多元供给机制的重要性，也再次证明了在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要性。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和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的资助。能够获得资助且得到高质量的出版，也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编辑的辛勤劳动！

202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