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结构是城市各经济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组成和构造。城市经济结构可以按不同的功能划分,包括城市所有制结构、城市组织结构、城市产业结构、城市空间结构等。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我们可以依据上述分类对城市经济结构加以分析。不过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功能和经济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何盛明,1990)。
城市经济结构与国民经济总体结构、农村经济结构不同,其发展和变动有自身的特征。不同性质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一些政治型城市以消费为主,一些经济型城市则以生产或贸易为主。但城市经济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产业的非自然性和经济的集聚性,集聚使城市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正是由于经济的非自然性和集聚性要求,城市经济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生产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设施、生活设施和社会保障设施等公共产品有更高的要求,即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更大。由于资料有限,本书没有对不同特征的城市进行分析,而是重点分析公共产品供给与一般的城市经济结构的关系。
一般而言,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其规模、水平和质量决定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通常情况下,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城市产业发展和企业集聚的影响巨大,这与农村产业的发展有较大差异。但在城市形成基本的经济性公共产品基础以后,城市私人产品的投资和生产决定了城市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当城市经济发展到高质量阶段时,地方政府依靠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经济性公共产品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大大降低。此时,城市及其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能获得发展。
但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非经济性公共产品对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影响轨迹则有所不同。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育、社会服务等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最终导致第三产业部门成为城市的主要经济部门。由此,公共产品部门与准公共产品部门对城市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为了评估我国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首先对经济性公共产品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进行分析。这里选取285个地级市,以其2004—2017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经济性公共产品指标的评估与测算与本章第二节相同。
参照已有研究文献来确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算方法(付凌晖,2010),首先,将GDP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以每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三维向量 X 0 =( x 10 , x 20 , x 30 );其次,分别计算 X 0 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 X 1 =(1,0,0), X 2 =(0,1,0), X 3 =(0,0,1)的夹角 θ 1 , θ 2 , θ 3 。
最后,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W 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W 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因变量,以经济性公共产品、人均GDP、就业人员数量、人口密度为自变量,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其结果如表3-14所示。由表3-14可知,对于全国城市、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能够通过形成公共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Glomm and Ravikumar,1997)、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聚集(韩峰、李玉双,2019)、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余泳泽、潘妍,2019)等机制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已较为充足,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未来东部地区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的供给,以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郭凯明、潘珊、颜色,2020)。
表3-14 城市层面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对应系数的 p 值。
下面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测算方法,对1998—2016年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面板数据进行测算,得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测算结果如表3-15所示。
全国、东部、中西部城市1998—2016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变化趋势如图3-6所示。从图3-6中可以看出,全国、东部、中西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平均值高于中西部城市。
表3-15 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测算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图3-6 全国、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变化趋势(1998—2016年)
全国层面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16所示。
表3-16 全国层面数据描述性统计
东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17所示。
表3-17 东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
中西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18所示。
表3-18 中西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
全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拟合曲线如图3-7所示。从图3-7中可以看出,全国层面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Z形曲线关系,即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较小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促进作用;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为25%~35%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大于35%时,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出平缓的直线关系。
东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S形曲线关系,即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较小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负向作用;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为25%~32%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大于32%时,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西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U形曲线关系,即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较小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负向作用;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超过25%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并未出现下降现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李静、楠玉,2019;周茂等,2019;阳立高等,2018)。
图3-7 全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
(a)全国公共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b)东部地区公共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c)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
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自适应半参数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19所示。由表3-19可知,对于全国层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地区GDP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东部地区的结果不显著;城市化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中西部地区的结果不显著;对于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科技投入强度的增加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中西部地区科技投入强度的增加反而能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表3-19 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对应系数的 p 值。
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大力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经济性公共产品。在较为紧张的财政预算中,偏向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常常会挤占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福利性支出不足,居民不得不为保障未来消费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会引起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同时,偏向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但这间接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因此,偏向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一方面挤占了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导致居民增加预防型储蓄支出,改变消费偏好,降低消费预期,从而使得消费支出集中在生存型消费上;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投资回报率,降低了居民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当经济发展到高质量阶段,地方政府依靠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经济性公共产品拉动经济发展的效率大大降低。这时政府应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发展型消费支出的比例,进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研发和技术创新水平,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一种假说,即当公共产品供给以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为主时,居民的消费支出集中在生存型消费上;当公共产品供给转向以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为主时,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以发展型消费支出为主。也就是说,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能促进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的提高。
全国层面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比例的时间趋势如图3-8所示。从图3-8中可以看出,2000—2016年,生存型消费的比例呈现平稳下降趋势,发展型消费的比例呈现平稳上升趋势。
图3-8 全国层面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比例的时间趋势
全国层面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生存型、发展型消费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9所示,东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生存型、发展型消费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10所示,中西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生存型、发展型消费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11所示。
图3-9 全国层面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结构与生存型、发展型消费比例关系
(a)与生存型消费比例关系;(b)与发展型消费比例关系。
图3-10 东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结构与生存型、发展型消费比例的关系
(a)与生存型消费比例关系;(b)与发展型消费比例关系。
图3-11 中西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结构与生存型、发展型消费比例的关系
(a)与生存型消费比例关系;(b)与发展型消费比例关系。
从图3-9至图3-11可以看出,对于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生存型消费比例之间呈现Z字形曲线关系,而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发展型消费比例之间呈现反向的Z字形曲线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现阶段,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较小时(约小于27%),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生存型消费比例的提高,但会使发展型消费比例有所下降;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为27%~33%时,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发展型消费比例的提高,但会使生存型消费比例有所下降;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继续提高时,生存型消费比例会有所提高,发展型消费比例会再次下降。因此,前面假说的结论在我国现阶段只在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一定区间范围内才成立。
从各国城市空间经济的发展轨迹看,在城市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较大虽能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高企业资本投资回报率,但是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占据大部分城市空间,挤占了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绿化用地等,减少了居民生活与休闲活动的空间,此时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地均产出不高,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松散、低效”的局面。当城市经济发展到高质量阶段时,通常会提高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比例,提高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绿化用地等的比例,降低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比例。但从各国城市的实际情况看,只有同步提高地均产出等用地强度,使城市空间结构“紧凑、高效”,才能使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2004—2016年,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如图3-12所示。从图3-12中可以看出,城市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且东部地区比例低于中西部地区。
2004—2016年,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如图3-13所示。由图3-13可知,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整体上呈现稳定的态势,2004—2011年,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基本维持在12%~13%的水平,2012年上升至17%以上,之后基本上稳定在17%左右。中西部地区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高于东部地区。
图3-12 城市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
图3-13 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
2004—2016年,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市政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如图3-14所示。从图3-14中可以看出,城市市政设施用地与城市公共设施用地的变化趋势相似,其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整体上呈现稳定的态势,仅在2012年有一定的上升趋势,后又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中西部地区城市市政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高于东部地区。
图3-14 城市市政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
2004—2016年,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交通道路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如图3-15所示。从图3-15中可以看出,城市交通道路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整体上呈现稳定的态势,仅在2012年有一定的下降趋势,后又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东部地区城市交通道路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
图3-15 城市交通道路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
2004—2016年,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化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如图3-16所示。从图3-16中可以看出,城市绿化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之前东部地区城市绿化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2009年之后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化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高于东部地区。
图3-16 城市绿化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趋势
全国层面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20所示。
表3-20 全国层面数据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东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21所示。
表3-21 东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中西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22所示。
表3-22 中西部地区数据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3-20至表3-22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城市居住用地比例、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绿化用地比例的平均值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的平均值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地区GDP、城市化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中西部地区。
下面分别以居住用地比例、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市政设施用地比例、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绿化用地比例为因变量,以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为非参数变量,以人均地区GDP、城市化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线性控制变量,建立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如式(3-27)所示。研究样本为2004—2016年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面板数据。
式中, y 代表居住用地比例、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市政设施用地比例、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绿化用地比例; x 1 代表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 x 2 代表人均地区GDP; x 3 代表城市化率; x 4 代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国层面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17所示。由图3-17可知,在全国层面,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居住用地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变得平缓;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呈现上升趋势,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市政设施用地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图3-17 全国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a)与居住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b)与公共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c)与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全国层面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18所示。由图3-18可知,在全国层面,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呈现稳中下降趋势;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绿化用地比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与居民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有关。
图3-18 全国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a)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b)与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东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19所示。
图3-19 东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a)与居住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b)与公共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c)与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从图3-19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均呈现上升趋势,仅居住用地在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为30%~35%时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上升的趋势变缓。
东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20所示。
图3-20 东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a)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b)与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从图3-20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绿化用地比例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当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为30%~35%时,绿化用地比例有所下降。
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21所示。
从图3-21中可以看出,在中西部地区,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居住用地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呈现稳中有升趋势,市政设施用地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图3-21 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a)与居住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b)与公共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c)与市政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如图3-22所示。
图3-22 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a)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b)与绿化用地比例的拟合曲线。
从图3-22中可以看出,在中西部地区,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与交通道路设施用地比例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较为平稳;随着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比例的提高,绿化用地比例呈现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