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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2009年秋天，奥巴马还是总统，经济在缓慢复苏，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当时我在上三年级，皮尔斯小姐叫我去黑板上解一道分数题，因为我很擅长这些破玩意儿。我七岁的时候就会算百分比了——我老妈是文学经纪人，没忘记吧？其他孩子在我背后闹腾，因为这天介于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在学校待着很有盼头。这道题就像黄油放在热吐司上似的迎刃而解，我正在写答案的时候，助理校长埃尔南德斯先生把脑袋探进门里。他和皮尔斯小姐压低声音谈了几句，他离开后，皮尔斯小姐叫我去走廊里。

老妈在走廊里等我，她的脸色比牛奶还白——就像是脱脂牛奶一样。我首先想到的是哈利舅舅（他的脑袋上现在镶了块钢板，用来保护他毫无用处的大脑）去世了。尽管说来冷血，但真要那样就好了，因为他的去世能给我们削减开销。于是我这么问她，她却说哈利舅舅挺好。当时他住在皮斯卡塔韦的一家低档养老院里——他一直在向西迁移，就像什么脑死亡的倒霉拓荒先锋。

没等我继续提问，老妈就拉着我穿过走廊出门了。一辆福特轿车停在路边的黄色区域里，家长们每天早晨在这片区域放孩子下车，每天下午又在同样的地点接孩子上车。福特车的仪表盘上搁着一盏警灯，一个人身穿蓝色风雪衣站在车旁，衣服的胸口印着“纽约警察局”的字样，这个人是利兹·达顿。

老妈拉着我走向轿车，但我忽然站住，逼着她停下。“到底怎么了？”我问，“告诉我！”我没哭，但眼泪快出来了。自从麦肯齐基金出事以来，坏消息已经够多的了，我觉得再来一个就足以打倒我，然而我居然承受了下来。雷吉斯·托马斯去世了。

我们的皇冠失去了那颗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