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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打通历史看风景

这是一部解剖中国人治官场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也是一部以大历史观观照历史细节、以人性化视角关照历史人物的著述。其鲜明的个性和史观,展现出了一幅幅新的历史风景,令人耳目一新。看似调侃,实则沉重。寓严谨于诙谐,寓史观于谈笑。谈笑背后,是深沉的思考……

历史是可以打通的 历史书上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可能就饱含着生命个体的许多欢乐和痛苦、鲜血和眼泪!一带而过的一个官职变动,或许隐藏着精英人物在官场这个舞台上奋斗和挣扎的无数秘密!

当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来到某个时代的时候,一个个细节,似乎是跳动的符号,让我们真切感触到历史人物彼时的人生体验,理解许多历史事件背后人性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细节,往往被历史著作所忽略。

但是,只有透过细节,才能真正穿透历史,还原真相,你才会突然发现,原来如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事务中永恒的和符合规律的因素就是人性。他还认为,人性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我是很赞成这个观点的,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人性往往被大而化之的概念所掩盖。历史人物首先是人,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参与人类事务;而人性是共通的,所有人性中本质的东西,都可以用以观察那些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

如此,历史便和现实打通了,我们便可以和他们对话了。

当然,还有社会环境的因素。

我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特别是官场文化、社会风气等。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的现代国家体制,是从明朝开始的。所以,我们和明朝最容易打通。

打通历史和现实,那些神秘莫测的历史人物就不再神秘莫测,只要我们触摸到了细节,对他们就能像对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敌人一样熟悉,可以毫不费力地揣摩出他们在某个场景下的心理,判断出他们做出某个举措的动机。

无论那些历史人物有意识地掩盖了多少内心的秘密,只要我们找到路径,就可以一览无余;无论那些人物过去曾经多么权势显赫,令人生畏,只要我们把他看作一个人,他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当下的中国,无数人梦想着成功,因此,张居正这个人就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他们确实也选对了。

这或许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不无关系。

堪称成功人士的一个标本 张居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也是中国官场中最游刃有余的政坛高手。这两“最”纪录,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人打破过。

张居正是在和平年代,从社会下层靠个人奋斗攀上权力巅峰的。这个人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他自称“家世贫贱”。贫就是不富,贱就是不贵,应该属于社会下层,既不是“太子党”“官二代”,也不是大款之家的“富二代”,是比较典型的下层子弟。不仅如此,少年时代的张居正因为家世贫贱,受到欺凌也只能忍气吞声。他又生活在“太平盛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一招也用不上,只能凭读书、考试起家,进入人才济济、僧多粥少的官场。

一般来说,这样既没有背景又没有钱的家庭出来的年轻人,在官场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中国人都知道,在这个号称文明的国度里,“有人”,什么事都好办;“没有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况且,在人治官场,明争是犯规,暗斗是常态,很考验人也很折磨人!张居正初入官场时,中央高层争斗尤其激烈,史家甚至以“混斗”描述之。一个个政坛大腕儿,不是很知趣地自己卷铺盖走人,就是被整倒,狼狈而去。唯独年纪最小、最没有家庭背景的张居正,成为唯一的不倒翁!他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更没有挨过整,可谓仕途顺遂,高歌猛进,年纪轻轻就进入最高权力中枢,四十多岁就成为堂堂中央大国的最高实权人物、中华帝国的掌舵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牢牢控制着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而且,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做到了连绝大多数皇帝也做不到的个人独裁!这是空前绝后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正常的治国架构是“皇家与士大夫共天下”,就是皇帝和读书人出身的官僚共同治理国家。到了张居正这里,就是他一个人治天下了,顺带把皇帝也给治得服服帖帖!至于那些读书人出身的高级官员,要么乖乖当他的马仔,要么灰溜溜地滚蛋!无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还是文坛领袖,无论是多嘴的言官还是强悍的将帅,无论是政敌还是师友,张居正都玩于股掌之上,收放自如。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无名小卒,无论是亲信还是游离分子,无论是善意还是居心叵测,只要惹张居正不高兴,必遭无情打击,丝毫没有余地。而这一切,又都在不动声色间进行,表面上他没有任何责任。就连被他整倒的一流政治家,终生都以“生死之交”的面目和他保持着“友谊”!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张居正绝对是超一流的权术高手,揆诸历史,能够与之比肩的,绝对找不出第二人。他谙熟官场牌理,又不按牌理出牌;他既把韬光养晦之术玩得炉火纯青,城府深不可测,又懂得把握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他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犹豫地挑战道德底线,又巧妙地进行掩饰,表面上俨然是遵纪守法、重情重义的楷模!

可以说,在获得和行使权力上,制度、体制上所有的有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发挥到极致;所有不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巧妙地转化为有利条件,为己所用。

所以,按照传统史观、英雄史观,张居正确实不愧为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作为一个读书人,张居正无疑是成功的!

张居正的成功,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超的权术!

真面目被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中 正因为张居正的权术实在是太高超了,所以这个人的真面目,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中。

老实说,一般国人心目中的历史,是真是假,恐怕应该打个问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真是个疑问。

张居正这个人,就是一个例子。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张居正的形象比较差,基本上是一个反面人物,尤其是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不高。说他“残害忠良,荼毒海内”;稍微缓和一点的,说张居正不能称“纯臣”。《明史》本传上说他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路,倚信佞幸,用干部基本出于个人爱憎,花钱买官的事情屡见不鲜;对于贤能的人,就仿佛掷沙遗尘,眼都不眨一下,而对那些吹吹拍拍的奸佞小人却如同嗜醴悦膻从不厌烦。更有甚者,说张居正乃奸人之雄,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狗彘不食其余!他的“同学”王世贞私下说他很佩服张居正的功业,但是不敢说出口,不过他对张居正的人品也不欣赏,说此人“天资刻薄,以智术驭下”。清人所作《明书》将张居正和严嵩并列为奸臣。

不过近代以来,张居正的形象逐步改观。梁启超就称赞他是明朝唯一的政治家。当然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不认同,他认为张居正是奸相。20世纪60年代,有史家开始把他的某些施政称为“改革”。80年代,改革家的桂冠正式戴在了张居正的头上,索性还加上“伟大”的修饰词,颂扬他的文字不少。

应当承认,史观不同、角度不同甚至目的不同,评价一个历史阶段、历史人物,难免会有分歧。

有分歧没有关系,读者自可从不同侧面全面了解历史,或许更容易获取真相。遗憾的是,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喜欢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往往先入为主,一旦与他已接受的形象有别,就怒不可遏!

把历史人物作为人来看待,从人性化的视角去观察、分析历史人物,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从这个角度说,我不同意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管他的个人道德操守,看他的贡献就可以了。这是很危险的!领导人的道德操守,对国家、社会精神、道德伦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正如汤因比所说,精神上、伦理道德上的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仅仅以赚钱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贡献,是很成问题的。况且,或许正是历史人物道德操守的作用,导致历史发生了转弯!阴谋诡计战胜了正大光明,施展阴谋诡计的人在其他方面或许有历史贡献,但倘若是正大光明者没有被前者取代,他的历史贡献会不会更大?

所以,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两个基本的标准,具体到张居正,如果作为一个人,应该从是不是宽容、诚信、公正这些方面来考量;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人,即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政治人物,他是不是有作为,他的作为,客观上是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这就有必要看看当时的时代潮流了。

站在转型的门槛边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是大明帝国的中后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此一历史阶段,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和深思:

第一,这个时代被西方史家称为历史的分界线。正是在15世纪,以文化启蒙和航海贸易为标志,西方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国来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用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明朝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经与开国时代大异其趣了。概括说,这个时代主要特征是:其一,建国后确立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其二,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时代”评价之。其三,经济发展,工商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其四,文化向多元化发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及其与时俱进发展而来的阳明理论,虽未公开抛弃,却也大受质疑,新思潮则大为流行。其五,国家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怪圈,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事虽细微,非贿不成”。官员们争相以敛财为能事,从号召节俭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到大小机关各色有权有势的人物,争相追逐享乐,官场上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其六,“富益富,贫益贫”,贫富分化严重,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掩盖着无数的社会矛盾。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文化出现多元化态势。

因此,方志远先生概括说这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另一位专家毛佩琦先生则进行了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怎么打破?我看未必就是革命,甚至未必要通过自觉的行动。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

中国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不多也具备了这些条件。

如果当时的国家掌舵人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即使为青史留名的个人政绩观计,能够多些理性、宽容,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是不是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不是就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旧制度?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不等于说,不能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可能的结果。

与时代潮流强力逆行 当然,研究、阅读历史,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前人,以现在的眼光,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时代潮流。事实上在历史即将进入拐点的时候,当时的精英阶层,几乎没有人觉察到自己正处于时代的变局中、转型的门槛前。历史的轨迹并不是按事先设计按部就班前进的,翻阅历史,你不能不浩叹影响历史进程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偶然性。

当转型的大门摇摇在望时,也曾经闪现过一缕曙光:高拱,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应该具备了顺势而行的胆识和担当。

我不是说高拱已经觉醒,把握到了历史的潮流,但是他的主张和举措,不经意顺应了这个潮流,即使是随波逐流,说不定也会把航船驶向新的航道!

高拱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反对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及其发展了的儒家意识形态——阳明理论;政治上主张公开性;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反对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主张对外贸易。

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高拱极力主张造船只、开海运。

须知,多数研究历史的中外专家公认:正是同时代西方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促使西欧国家向现代化转型。而专家考证说,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国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都在西欧国家之上,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政策。

巧合的是,高拱当国后,启动了海运和造船业。按照韦庆远先生的说法,“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像高拱所主张和推行的那样)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是,高拱被张居正推翻了。

不仅如此,被认为开启近代之门的两个标志:文化启蒙和航海都被张居正断然饬禁!海运,停止!船厂,停工!讲学,禁止!书院,拆毁!持不同政见者,杀!

也就是说,张居正以他的铁腕和强力,把偏离传统灯塔指引的航船,吃力地拉回了旧航道!

张居正这样做,固然有他个人意气用事、维护个人权力的私利在作祟,但主要是基于他的格局、胸怀、识见和执政理念,他要维护稳定,要恢复祖制!就是说,他自认为是为国家大局计的,是老成谋国的,是对政权负责的!

结果,在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最终却引导着中国与近代之路背道而驰。

发展就是这样被政治强人给延误的。

从这个背景来看,张居正可能有误国的责任,至少,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而是奋不顾身地强力把航船划向了传统的泥沼。

用毛佩奇先生的话说,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长了它的寿命。但是,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

当然,不能苛求张居正没有意识到历史潮流的流向,也不能说他的所作所为主观上就是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何况,在他的识见范围内制定政策、推行政务,也算得上鞠躬尽瘁、尽职尽责了!他的那些贡献,从传统的旧史观来看,有些也值得肯定,甚至大书特书的。

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他,而是被他推翻的前政府执政,他的贡献还是贡献吗?

是强者又是悲剧人物 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张居正和他的所作所为,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并不是什么改革家,他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是为了把耗损殆尽的旧制度激活,对此,同时代的人都是认可的;他甚至也不能被称为政治家,因为他不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和格局,而这一点,恰恰是他为同时代的人所诟病的。

但是,张居正确实是政治强人、治国干才,他能够以威权推动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转起来,在旧制度的张力范围内取得短暂的辉煌。

张居正仿佛手持柴油机的摇把,拼命摇动着锈迹斑斑的机器,试图使之加速运转。加速、再加速,结果,当他用尽最后一口气时,手一松,随即就是一个反弹,把他狠狠地打倒在地上。

张居正身后受到清算,不是像有些史家说的那样,是对他的所谓改革的反攻倒算。实际上张居正试图重回建国初期、激活旧制度的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的共同愿景。而所谓的复兴,即使做到了也只能是短暂的。假使是张居正的儿子继任,也不可能持续下去。不妨把他和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比较一下。如果说,反对王安石的人主要是基于政见分歧的话,那么,反对张居正者,则主要是基于他的统治手腕。大家之所以对张居正充满厌恶,是因为在已经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张居正却毫不宽容,胆大妄为却又不允许别人说话。别人不敢说话,他就更加恣意骄横,越来越失去人心。作为CEO,他却剥夺老板的权力并对其严厉钳制;父亲死了,他能够不奔丧(注意,是不回家奔丧);儿子考试,他可以做手脚(注意,是获得状元、榜眼的名分)。这都是触到制度和道德底线的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张居正却敢做,而且谁敢反对,就严酷镇压!

人,要有所敬畏;掌权的人,要知所进退,不能一味地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一旦权力在手就“浑不吝”!那怎么行呢?作为领导人,口是心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骄横恣意,这固然可以图痛快于一时,但最终是立不住的!这就是张居正身后遭到清算给我们的教训!

实际上,张居正同时代的人物,用今天的眼光看,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他的老师徐阶、朋友高拱、同学王世贞,包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万历皇帝。

制度出了问题,非人力所能及了!

但是,也不能大而化之。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悲剧人物“过失说”。意思是说,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还是其自身性格和行为上的某些过失造成的,他自身犯了大错误,才导致其陷入逆境。

这也是我所要极力探究的。

是的,重新审视张居正和他的时代,不仅探究张居正成功的奥秘,也要探究他性格、行为上的缺陷如何导致悲剧的发生。

笔者业余时间写下这本书,试图以鲜明的个性、大历史的宏观视角、人性化的公平正义的史观,穿过时空隧道,将读者诸君带进一个新的历史风景中。在这里,你将感悟到小人物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也将为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缺陷而叹息。就让我们一道,沿着大历史的脉络,梳理细节,触及人性深处,洞悉隐藏在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司空见惯的故事背后的重重玄机,重温那个遥远而贴近的时代里有抱负的男人们的光荣和梦想、成功与失败、屈辱和无奈! UfEtiZdnG8zOJG4y7LT7FjsOX0a/aHCKN8YVEDsk1Z6q2b2XroSsxTl3FuSDVA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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