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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对红军“围剿”的不断加强，中央苏区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财政困境。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日益缩小，苏区面积也在日益减少，战争资源日益枯竭，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
国民党在加紧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交通控制，对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实施贸易禁运。“国军自第一、二、三三次围剿失败以后，才于第四次以及第五次围剿中，加紧实行封锁赤区的政策……封锁条件，虽极繁多，但概括起来说：就是和赤区断绝一切——尤其经济方面的交易关系。”1932年9月22日、23日《长沙市民日报》报道了一些经济封锁的情况：湖南省政府转令颁发的《封锁X区纲要》旨在使根据地物资困乏，交通断绝，日久自行崩溃；《取缔接近X区各地运输主要物品办法》则在接近根据地的国民党统治区严格管制粮食、食盐、可供制造军用品之材料、汽油、煤油、电料、卫生材料、邮件电报等主要物品。《申报》1933年9月11日报道：江西省设立赣江封锁处，断绝一切物资流入根据地，偷盐济X者枪毙；1934年6月11日刊登的《闽省封锁X区办法》厉行食盐限制，7月9日报道赣南封锁根据地。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革命根据地军民所需粮食、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日益紧张，而根据地大规模持续的扩大红军运动更加剧了根据地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1933年，在根据地已经出现过粮食恐慌的现象。1934年，“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
，不得不发起收集粮食运动；6月份，紧急动员了24万担谷子；7月份，决定“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
可见，随着战争的进行，红军粮食的供给形势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苏区经济封锁很厉害，什么东西都不准运进苏区来卖，也不准我们苏区的东西运到白区去卖，断绝苏区与白区的交易。当时，苏区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都买不到，敌人连白带子都不准拿到苏区来卖。白区商人偷偷摸摸运一些食盐到苏区卖得很贵。”
“敌人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密，食盐越来越困难，价格越来越昂贵，以致很多群众买不起盐，即使有钱也不容易买到盐，严重地影响了军民生活。”
食盐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由于江西不产食盐，以往都是靠淮盐、浙盐、粤盐供给。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失去了食盐供应来源，军民生活因此受到严峻考验。1933年盛夏时，伍修权到汀（州）连（城）军分区当司令员。他回忆说：“我带着独立师向连城方向侦查，到达汀州、连城中间的一个小镇叫童坊，是赤白交界处。老百姓中的多数人逃跑了，留下的人很少，又非常之穷，部队吃饭都成了问题。”
陈公博回忆说：江西“经过经济的封锁，食盐和布料发生极大的恐慌”。
朱德也承认：“那时候，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大好，这是对方封锁我们的结果。”
李维汉这样记载：“由于敌人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
邓小平认为：“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这种情况因为“左”倾路线变得越加严重。在军事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在苏区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过分的打击使地主富农们或逃往白区，或上山为匪，或在苏区内部破坏捣乱，影响了根据地的稳定。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打击面也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有些地方混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将中农当富农对待。有的地方搞人人过关，按户按亩查田，甚至上查三代五代，使不少人害怕。有的中农要求改变成分以离富农远点。有的贫农怕被查成破产地主，惶惶不安。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几百几千群众集体逃往白区的事件。
另外，工农业生产由于受环境与生产周期的影响，远水不解近渴，很难满足急如星火的军事需要。这样，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为了筹措急剧增长的战争经费，不得不采取了如借谷运动等一些非常措施。地主土豪打没了，普通群众就成为征集对象。考虑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承受能力，大规模连续的粮食征集势必造成“竭泽而渔”的局面，这在根本上危及苏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