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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通道会议的具体日期，中共党史著述中有1934年12月10日、11日、12日几种说法。举行于12月10日、11日的两种说法未见有作认真论证的，有所论证的是举行于12月12日这一看法。《红军长征在怀化》一书中所收李伯雍、田自保的《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即对此作了考析。该文认为，通道会议是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芙蓉举行。其主要根据是：（1）因为通道会议参加者分别随中央所在的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以下有时称“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进（博古、周恩来、朱德、李德在第一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二纵队），在进入通道前，这两个纵队未在一起宿营，只有到12月12日两个纵队都在芙蓉宿营，这些负责人都到了一起，才可能开会；（2）12月12日9时30分，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西进贵州的“万万火急”电报，与在此前后各电均以朱德或朱周联署不同，此电署军委，说明此电是由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即是由通道会议决定的。这也说明通道会议于12月12日举行。
这一论证看似有理，但仔细查对资料，研究分析，却不见得妥当。第一，通道会议参加者的确分别随一、二野战纵队行进，但极少数几位中央负责人未必一定完全与所在纵队同进止。两个纵队分别宿营，并不表明中央负责人就不可能会聚到一起（特别是要开会的话）。否则，怎么理解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争论呢？两个纵队宿营不在一起，但中央负责人经过事先联络，随军委纵队的负责人可到中央纵队所在地集中。恐怕不能把两个纵队（注意：不是随两个纵队行进的中央负责人）在一起宿营作为分析举行通道会议可能性的必要条件。第二，从开始发布西进入黔电令来判断通道会议举行的日期是有道理的。然而，首道入黔电令并不是12日19时30分的电令，而是12日晨6时的电令。这一道电令，《红军长征在怀化》一书中未曾收入。如果丢开这道重要电令，以较晚（相差10个多小时）的一个电令来判断通道会议举行的日期，就必然会出现差错了。第三，长征途中，中央领导人白天也要行军，开会一般是在夜间。如果会议作出什么新的决定，向下发布电令，都要到半夜以后乃至次日凌晨了。假定是12日举行通道会议，确定西进入黔，怎么会在12日当天19时30分就发出新的电令呢？这是说不通的。
根据12月12日晨6时红军总部电令一、三军团入黔的事实可以判定，通道会议是于12月11日夜举行的。在这之前，因湘军严密堵截，中央红军被迫沿湘桂边界西行，但又始终想北上湘西建立根据地。直到通道会议才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下定决心西进入黔。12月11日18时30分军委电令前锋“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明十二号应集结在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向靖县、绥宁方向派出侦察，向城步方向警戒”，“一军团应另派不大于一团兵力的侦察部队，并带电台至崖鹰坡、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道路”。
此电中，侦察方向既有向北（靖县、绥宁方向），也有向西（崖鹰坡等地入黔方向），反映出究竟北上湘西还是西进入黔，中央还未下定决心。然而，12日晨6时军委总部明确电令一、三军团入黔：“我军西进路线，一军团应经崖鹰坡、新厂、马路口入黔；三军团应经团头、播阳所入黔。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
关于通道会议的地点。过去有人误以为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县举行的。其实不然。红军长征当年，通道县城是在县溪镇，现在通道县城是在双江镇。但是，无论是县溪镇还是双江镇，都不是通道会议举行的地点。关于县溪镇，只有中央红军的前锋右翼一、九军团到达过，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未曾到达过，中央领导人不可能在此举行会议。关于双江镇，中央纵队穿过通道县境时途经此地，但未曾在此宿营，故亦不会在此举行会议（通常是白天行军，如果举行会议是在夜间）。况且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路过双江是12月12日，而通道会议是在11日夜间举行的。从时间分析，通道会议也不会在双江举行。前述李伯雍等人的文章则认为通道会议举行于通道县的芙蓉（具体地点是木林庵），但既然他们将日期判定为12月12日，与根据入黔电令判定的会议日期不相吻合，那么他们判定的会议地点也就不合实际了。
为了考察举行通道会议的地点，我们必须弄清12月11日军委纵队前进到达的地点。军委12月10日电令安排：“一纵队拟进至流源，二纵队进至辰口。”这两个地点均属通道县境内。但是，对12月11日一、二纵队宿营的地点，一些长征日记记载不同。陆定一日记记载：“军委二纵队到了辰口，野战军司令部到平等。”平等在广西龙胜县境内。伍云甫日记记载：“12月11日，晴，队伍七时自平等出发。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张南生日记记载：“12月11日到辰口。”
主管机要电讯工作的伍云甫和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张南生所记与军委12月10日电令的安排吻合，仅陆定一的记载有些异样。看来，如果陆定一日记所记无误，那么只能这样理解：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各梯队行军出发可能有前有后，故宿营地可能不在一处。伍云甫12月11日日记中所记“队伍七时自平等出发，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就证明同一个纵队的不同梯队、甚至同一梯队中的不同分队出发时间不一定相同，而是分批出发的。
军委12日晨的电令对判定通道会议举行的时间非常关键。值得注意者：（1）军委11日18时30分的电令已对各军团、纵队12日的进止、方向、路线、地域作了具体规定，12日晨却又紧急下令入黔。这说明中央领导层突然作出了新的决定。我们联系分析一下，12月上中旬军委总部每天下达次日军事部署电令的时间：4日，16时30分；8日，20时；9日，20时；10日，23时；11日，18时30分；12日，19时30分；13日，21时30分；14日，17时30分。其规律，一般为每日下午发电，多半是19—21时。这个时间各部队已到达宿营地点，军委总部掌握了敌情我情，迅疾部署次日各军团、纵队的行动。唯11日18时30分部署12日行动电令下达不到12小时，次日（12日）凌晨6时又发出电令（12月已入冬，天亮较晚，这时部队或许刚起床，电令发出赶在部队出发前），明确入黔路线。这种情况特殊，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表明中央对下一步的进军路线有了新决定。（2）此电发布紧急，专门给一、三军团，电文简短，与前一天（11日）18时30分的电令有明显变化。前一天的电令规定：12日一军团与九军团向西和向北两个方向侦察，12日三军团只是在通道县境内移动。然而，12日凌晨的电令则明确规定一、三军团西进入黔，并且授权一、三军团依电文中规定的进军方向“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3）12日凌晨电后，当日19时30分又以万万火急电令，向各军团、纵队布置次日（13日）前进路线，全面落实向贵州进军部署。由于敌情严重，中央红军集中在通道这一湘桂黔交界处，如不迅速离开，很可能遭湘、桂、黔三敌聚歼。因此，12月19时30分电为“万万火急”，并署军委名，显得格外郑重。因为对各军团和纵队来说，这是第一道入黔令——12日晨6时电专门发给前锋一、三军团。由此可以判断：通道会议是在11日夜间（午夜后亦即12日）举行的，会议一结束即发出（12日晨6时）入黔电令。这与李德回忆“飞行会议”后，因其中途退席，周恩来将发布的命令给他看，从而他知道了会议决定的内容是相吻合的。
我们再来看伍云甫12月12日的日记：“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
这一记载值得注意。11日、12日，伍均比大队伍出发晚，而有关出发晚的原因，11日日记未加说明，但12日所记特别具体，是守候一分队发电报。要考虑到：伍云甫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的发报工作，每天夜里中央军委发布电令，当其他部队均已宿营休息时，发电报的分队机要人员要等候军委拟好电令，再向各军团、各纵队发报。因此，他们每天夜里休息要比其他部队为晚，故而次日出发也较其他部队为迟。平常出发晚，伍氏日记并未特别说明，唯独12月12日日记中具体记载了他是因等候一分队发报而晚出发的。这正好与通常是每天夜里各军团、纵队发报，而12月12日破例于凌晨6时发布入黔电令（伍特别说明为守候发出此电令而晚出发）的特殊情况相合，而12日凌晨6时的电令正是11日夜间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作出的新决定。因此，军委纵队11日夜的宿营地即是通道会议的举行地。12月11日军委纵队是在流源宿营（军委10日电令对11日的行止部署和伍云甫日记的记载均可证明），由此我们不难判断，11日夜里中央负责人的临时会议（即通道会议）是于流源举行的。
或许有人产生疑问，中央负责人是分别随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走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不在一起宿营，他们怎么可能到一起开会呢？前面已分析过这个问题。原来随中央纵队行军的一部分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或在这之前已与军委纵队会合；或11日接到通知，当天到达军委纵队驻地流源，与军委纵队会合；或11日接到通知，当天到达军委纵队驻地流源。在湘桂黔边界，少数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常在一起研究讨论、甚至争论进军方向之类的问题（所谓“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争论”。）
因此，根据当年军委电令和一些长征日记可以判断，举行通道会议的地点是通道县的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