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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究竟有未举行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研究通道会议的前提。通道会议本身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曾经举行过通道会议。现有不少间接的和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
当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进抵湘西南通道地区时，中央内部对要不要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曾经展开过讨论。许多回忆材料谈到这一情况。刘伯承回忆：由于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故而红军占领通道后，立即改向贵州前进”。
聂荣臻回忆：红军进入通道时，毛泽东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
除刘、聂外，一些并非通道会议的参加者也明确回忆举行过通道会议，决定向贵州进军。成仿吾说：进入通道时，举行过“军委扩大会议”，“研究行动方针”。
李维汉回忆：在通道，“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
陈云回忆：“中央召开通道黎平会议，决定红军改向贵州进军”，这是他在湘黔边境途中听说的。
当时成仿吾在中央纵队，李维汉是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他们对中央的情况当有所了解。陈云本人是政治局委员，是可以参加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只因其时他在担任后卫的第五军团当中央代表，与中央纵队不在一起，故而未曾与会。但是，后来在贵州省洪州司，博古向他和刘伯承介绍了向贵州进军的决策问题。
伍修权回忆，他虽没有参加过通道会议，但肯定在通道是开了会的，与会者同意毛泽东“改变方向向贵州前进”的主张。
上述诸人的回忆是通道会议确实举行过的重要佐证。
周恩来是通道会议的参加者，他的回忆自然是举行过这次会议的直接的可靠证据。邓颖超传达周恩来回忆举行过通道会议，是1971年7月7日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时谈到的。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的是有，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
周恩来的这个回忆，与他1943年的回顾是吻合的。他于1972年6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
进入贵州前即是通道，进入贵州后则为黎平，周恩来的回忆是举行过通道会议的权威证据。
通道会议的另一名参加者李德在回忆中谈到中央红军入黔前（“在到达黎平之前”）举行过一次“飞行会议”
，对证明举行过通道会议也是具有权威性的。
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些事件没有文字资料保存下来，“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除了大量的回忆录可以间接或直接地证明举行过通道会议，红军长征期间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也足资证明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一开头就这样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的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是代表党中央向党内军内干部解释遵义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文献资料，其中专门提到了中央在通道发生过争论。这一争论与黎平会议对遵义会议有着重要关系。这里所说的通道争论，显然就是通道会议上发生的争论。因此，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形成于通道会议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应该说是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的有力文字资料。
除了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现存当年中央纵队一些人的日记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也是佐证举行过通道会议的文献资料。例如：首次发布入黔命令的是12月12日晨由朱德签发的红军总部给一、三军团的电令，而红军总部的电令和中央纵队同志的日记记载12月11日中央纵队已进入通道县境。这些都是体现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进军路线，最后决定进军贵州、占领黎平的佐证。
以上所述，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红军总部在占领通道后的电令及一些日记记载均为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的珍贵史料。可见，作为通道会议举行过的证据，不仅有间接的（未参加通道会议者）和直接的（参加过通道会议者）回忆资料，而且有当年留下来可资佐证的文字资料。因此，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应该说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