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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红军长征历史上的湘江战役中红军的兵力损失情况多语焉不详。有鉴于此，宋永忠、付广华撰文考察了红军长征入桂前后的兵力对比，并且把兵力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来区别考察。关于损失巨大的原因，他们认为，除了“左”倾错误，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的兵力状况，有很多文献论述。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8.6万多人
，与国内大多数相关著作采纳的说法相同。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如国民党方面的电文及报纸就大多宣称有10万人。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一书中说有9万人。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
按照李德1939年的笔记和1934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兵力为7.5万～8.1万，其中有5.7万～6.1万名战士。战斗部队被编为5个军团：第一军团有1.6万～1.8万人；第三军团有1.5万人；第五军团有1.1万～1.2万人；新编第八军团有1万人；第九军团有1.1万～1.2万人。另外，尚有中央纵队0.4万～0.5万人，后勤纵队有0.8万～0.9万人。
他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再一次表示：“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
李德8万多人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较为可信。首先，李德当时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可以参与中枢，可以看到普通成员无法得知的东西。而且，李德的说法有较为精确的数字，这比其他的概数说法显得更具说服力。其次，刘伯承
和李维汉
也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
《湖南党史通讯》早在1986年就有文章介绍说：“据1934年10月8日红军花名册统计是86859人，简称87000人，其中一军团19880人，三军团17805人，五军团12168人，八军团10992人，九军团11538人，军委一纵队4695人，中央军委二纵队9853人。此数不包括花钱雇请的挑夫。”
如果《湖南党史通讯》所依据的“红军花名册”是真实的话，那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的兵力当为86859人。即使这一数字不可信，按最保守估计也有8万人以上，但无论如何并没有达到9万人，更不用说10万人了。
绝大多数的回忆录与历史著作绝口不提湘江战役前夕的红军人数，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很容易忘记的缘故。但是，有一些具体描述湘江战役的著作也对此绝口不提，实有回避之嫌。
据记载，中央红军在突破3道封锁线以后，虽然建制和序列仍然是完整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根据湘军方面电文，中央红军“初与我南路军战，一、九两伪军团几乎消灭半数”。
这其中虽然有夸张成分，但人员损失实有一定规模。何键在通告全国的电文中说：中央红军入桂以前，湘军击毙红军达4000多人，俘虏红军达三四千人
，红军所过各县团防俘获“多则千余，少则数百，而空军之轰炸不计焉”；稍后，何键又在另外一份文告中说道：“此次西窜之匪，被我于辱、宜、彬、嘉、蓝、宁各地迭次痛击，先后缴械二、三千，击毙不计，俘获四、五千，溃数近万。匪过各县仍在继续搜剿中。”
另外，据后来红军参谋部的统计，仅红一军团在湘南就与敌人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斗。
而且李德就此还说道：“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
可见当时战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这无形中就使入桂红军的基数减小很多。如再考虑到疾病、离散、逃跑等各种因素，中央红军在入桂前的兵力损失当在万人以上。
综合考虑，入桂的红军人数当在7.5万人左右，之前大约损失了1万人。这一数字与2006年9月7—15日由《福建党史月刊》、《海峡都市报》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组调查数字相当（1934年11月25日，红军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灌阳、全州，有中央领导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7万余人；作战部队为12个师36个团）。
长期以来，虽然很多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著作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大加颂扬，但是对湘江战役的记述却特别少，而且对当时的人员损失情况大多讳言，或者未能深入考究，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已。
不过，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何成学撰文指出：湘江战役中红军伤亡的人数众说纷纭，有近2万人、3万余人、3.9万人、损失过半、约5万人、6万人以上等多种说法。他自身持“近2万人”的说法，并提出了4条证据。
可惜何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别人的意思。一些作者本来避重就轻，只是提出长征开始时有多少人，湘江战役后还剩多少人，并没有谈红军伤亡的具体数字，上述很多数字是何先生就此推算出来的。殊不知，“伤亡”与“损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该盲目等同之。
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人数应当分成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来考察。直接损失是指在湘江战役进行过程中红军牺牲人数与被俘人数之和；间接损失是指湘江战役导致的部队混乱、分散落伍以及生病、逃离等间接原因而造成的人数损失。
据考察，中央红军的直接损失主要包括：新圩阻击战2000多人，界首阻击战近4000人，觉山铺阻击战2000多人，光华铺阻击战近1000人，总后卫部队4000余人，总计13000余人。其中有10000多人牺牲，2000多人被俘。其他零星战斗也损失很大，如1934年12月9日，桂军周祖晃师在龙胜河口与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六师对决，俘虏了200余名红军，收缴了枪百余支。
不完全统计，其他战斗中牺牲或被俘的红军人数有8000多人。这些就是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是通过间接的办法得到的。其办法是先考察中央红军出桂后的人数。很多人回忆在湘江战役后仅剩3万多人，而这个数字并不能直接就算作湘江战役巨大伤亡后的人数，它只是准备在油榨坪集结时的统计数字，当时及随后一段时间，由于混战而分散落伍的红军逐渐又跟上了大部队，而这些人是不能算作已经损失了的。关于这个问题，李德曾经说过：“在一次行军的间隙中，总参谋部对部队暂时的实有兵力进行了统计……关于实有兵力的人数，据我的回忆，没有提到，但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
另外，聂荣臻元帅也说到红军还剩有约4万人。两相比较，李德的说法多了5000人，而这些人大多是进入贵州以后征集的。正如李德所说：“在贵州有少量减员，但通过征集俘虏中和农民中的自愿兵而弥补上了。周恩来在遵义也说是4.5万人，他肯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在总参谋部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
因此，中央红军当时大约有4万人，即间接损失是1.3万人左右。
这一间接损失是可能的。有生病而不得不留下的，也有不少早就一门心思要跑的。正如李德所说：“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
关于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为何如此严重，以往的研究者多仅仅归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领导。其实，除了这一点，尚有诸多原因。
第一，红军部队人员组成的失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部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3∶1。12个师的战斗力也不相等，第一、三、五和九军团的7个主力师（第一、二、三、四、五、六和十三师）战斗力很强，而另外5个师（第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师）则缺乏正规战争的经验。1934年刚刚参军的战士，就是在主力师里也占了相当高的百分比。在李德看来，这的确是严重的缺陷和弱点。
后来的战争实践果然证明：这样一种红军人员的组成是极不利于战斗的，尤其是按撤退计划新编成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动员兵和自愿兵组成，作战经验少，或者根本没有作战经验。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这些部队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其他非战斗人员部队的减员也很厉害，后勤部队比中央纵队更为严重。这两支队伍的人数下降到三四千人，甚至更少。军事学校和军事学院的警卫团以及掩护团体被改编成营。
大量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的加入使得原来的精锐部队无法大展手脚，而且经常受到不必要的牵制，使得自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突围。
第二，一些红军士兵对前途失去信心，开始逃离。国民党政府在红军长征途中布置了4道封锁线，使得红军的未来看上去迷茫，特别是当时红军生活各方面都很困难，这就使得一些一直不够坚定的分子开始脱离大部队，后来甚至发生大规模的逃亡。针对这种情况，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表的《当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中就提出：“加紧反逃亡的斗争，加强与健全十人团的组织。十人团的工作，主要应该从积极方向以热爱同志的态度，从政治上去教育和说□那些平时表现不好、家庭观念浓厚的分子，从日常生活上去安慰与帮助解决落后分子的一切困难。加强收容队、拦阻队中的政治工作，对于组织逃亡及叛变投敌分子，应当有阶级警觉性，给以适当的处置。抓住逃亡中的严重事件来教育全体红色战士。”
可见，当时红军中的逃亡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甚至会影响整个红军的情绪，所以有必要“加紧反逃亡的斗争”。
第三，敌军兵力过于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把中央红军扼杀在中国南方，先后布置了4道封锁线。前3道中央红军都轻松过关了。到了第四道的时候，不仅蒋介石气急败坏，就连国民党方面的何键、白崇禧等人也都觉得没有“面子”，表示要与红军决战。为此，蒋介石任命何键组成“追剿”军总司令部，所部具有很大实力：第一“追剿”军司令官刘建绪，率第十六、六二、六三师及十九师之五五旅、补充一团至四团，保安第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等团；第二“追剿”军司令官薛岳，率第五六、九十、九二、九三师及惠支队；第三“追剿”军司令官周浑元，率第五、十三、九一、九九各师；第四“追剿”军司令官李云杰，率第二七军、十五师；第五“追剿”军司令官李韫珩，率第十六军、空军第二队、战用机5架。
桂系方面，第四集团军下辖两个军5个师，总兵力为29377人，其中第七军为12335人，第十五军为17042人。另外，还有陈济棠的粤军和贵州方面的黔军。按照成仿吾的说法，敌人兵力多达30万～40万，空中还有敌机不断扫射和轰炸。
与之相比，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时仅有7万多人，面对比自己多好几倍的敌人，为了保护中央纵队的渡江安全，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