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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了秦福铨的《博古与毛泽东》一书（以下简称“秦书”），却提出了另外一种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央决定的长征名单中本来就有毛泽东，是毛泽东本人表示不愿意参加长征；经过博古主要是周恩来的说服，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了。
该书对毛泽东从不愿意参加长征到同意参加长征，记述了这样3个过程，且详细摘录如下：
“秦书”写道：“1934年6月中旬，毛泽东得知政治局书记处作出决议，中央红军要转移去湘鄂川（应为‘湘鄂西’——引者注）。之后，找到博古，表示他不同意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劝说博古中央红军要坚持留在中央苏区不能走，理由是这块根据地是苏区军民五年多艰辛创业建成的，大小战斗几十次，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来之不易，现在撤离是背叛，是‘右倾逃跑主义’。并说他当年率领红四军一千六百人（实际是三千六百人——引者注）进赣南，现在老底子已牺牲了近千人，他不能对不起死去的烈士，即便你们要走，我和老部队不走，你们怕和蒋介石正面交锋，我不怕，我在这里人熟地熟，不怕堡垒战，决不右倾逃跑……”
当博古问毛泽东用什么方法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时，毛泽东说：“办法就是打圈圈。”
毛泽东并建议中央红军从会昌出发，经高排，渡桃江，取南康、崇义，越过罗霄山南段进入湖南，攻汝城、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进阳明山北端的水口山一带休整。这样把围困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引走，解苏区之围，同时找机会消灭尾追蒋军的一部分，杀伤其有生力量。然后，中央红军可以向南取嘉禾、宜章、南雄，再返回中央苏区，总之用“兜圈子”的办法，把敌人主力引开，化解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还提到：井冈山早期有一个土匪首领，即山大王王佐的师傅，名叫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曾经提出过“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游击战术，致使官府终“剿”不灭。毛泽东上山后，很赞赏这一战术，并将这句口号稍作修改：“不仅会打圈，还要会打仗。”毛泽东向博古强调：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围剿”。
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兜圈子”办法，博古提出不同看法：“既然是兜圈子，为什么你总爱在湘中、湘南兜呢，兜来兜去总兜不出蒋介石的手掌心，总是在蒋介石中央军的控制范围内兜，为什么不兜远些，兜到湘鄂川、兜到黔北去呢，那样就跳出了蒋介石的手掌心，中央红军就增加了自由度。”
针对毛泽东指责去湘鄂川边根据地是“右倾逃跑主义”，“博古一面说，一面拿出一份电报来，润之兄，这是四方面军发来的电报，其中提到：他们在1932年10月初，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后，越过平汉路，向西突围，转战三千里，于12月初到达陕南边，当时只剩下一万四千人，但因为脱离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面对的敌人换成了四川军阀，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和创业……现在已发展壮大到四个军，六、七万人，开创了川陕根据地。这难道不是一个鲜明的佐证吗？”
最后，“毛泽东默然了”。
“秦书”继续写道：毛泽东离开博古后，就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病了一段，后被傅连暲治好了。“10月初，毛泽东病好后，突然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连夜赶路送来一封信，信内提出：他还是要留在中央苏区，和陈毅一道上山打游击，中央机关里的老人、孕妇、重伤病员以及不愿意跟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人，都可以给他留下来，但他需要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留下，并说一军团里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愿意跟随他留下来，请中央批准。信的结尾还作出保证，说二、三年后，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
“秦书”写道：“博古看完信，便找来周恩来商议此事，周连连摇头说：‘不行，一是已经定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主帅，现在要换毛泽东，项英的工作不好做，而且涉及到许多人都要变动，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项英亲自点名要的，现在重新调整，在时间上已经不可能了；二是九军团抽走二十师后，只剩下十四师，连军团长罗炳辉也抽走了，岂不是把这个军团解体，成了一个独立师啦，这个变动太大，牵涉整个大转移的部署，不能这么办。我明天去找毛泽东谈一谈。’”
“秦书”中还提到博古当时有一种担心：毛泽东留下来会不会“故伎重演”，占山为王，到时候羽毛一丰满又不听中央招呼，闹独立，所以周恩来提出他愿意去于都“和毛泽东谈一谈”时，博古也就同意了。“第二天，周恩来一早就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披上蓑衣，骑马奔于都去了。第三天，周恩来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部队转移了。’”
以上就是第二种“版本”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