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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出发地这个并不很大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发展过程呢？黄鹏生认为：这一问题仔细想想也并不感到奇怪。它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就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一是中国共产党有关长征出发阶段的史料保存不够完整，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公开。1995年前党史工作者在中央档案馆查找出了一些原始资料，但不完全，很多专著作者也无缘看见，直至1995年5月《红军长征·文献》出版后才使党史军史界研究长征有了较准确可信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地说”变成“四地说”的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如果当时《毛泽东选集》的编著者看到了这些原始材料，相信就不会把宁化、长汀列入出发地了。二是红军将士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讲法本身不一致。例如：毛泽东在给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说过从于都出发，可是他又曾讲过长征“从瑞金算起”
，还有的人曲解毛泽东说过的长征经过了11个省。一些红军将士的回忆也不一致，如项英、陈毅、伍修权、成仿吾等认为长征从瑞金出发，红九军团的一些人回忆说从长汀出发，而大部分红军将士却回忆从于都出发。在原始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得出多地出发的结论。三是长征出发阶段从队伍集结、休整到突破军事障碍（渡河），再到突破封锁线这一过程本身时间较长，对军事出征、战略转移开始的标志在史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至于产生了以命令为标志、以渡河为标志、以突围为标志、以首脑机关移动为标志等多种说法。
就主观因素方面讲：首先是一些人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握不准。例如：一些人把中央机关和红军统帅部同整个红军野战军混为一谈，有的把红九军团的出发长征同整个中央红军混为一谈。其次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的人混淆了领导人与普通将士，领导机关与整个队伍、个别队伍，首都和集结地，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再次是长征出发地之间的争议不可避免地影响党史研究者的思想，一些著作者为了避免争论、平衡关系，使得在长征出发的表述上不清晰，甚至都“列上名单”，谁都“不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