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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中革军委作出突围的决断到部队实施突围，时间较紧，行动仓促，许多必要的大部队突围的具体准备工作未做，或做得不够充分，因此使8万余之众的中央红军的战略性突围行动表现得“惊慌失措”。
第一，主力红军撤退行动过于急促，造成各方面的紧张。
从9月29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公开透露中央红军准备退出根据地的信号，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整个方面军的突围准备只有22天，而部队撤出防御阵地时间更短。10月6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电示林（彪）、聂（荣臻），将一军团防务交给五军团。翌日，中革军委又令红一军团开始秘密地向兴国东南之竹坝、黄门地区移防。10月7日9时30分，中革军委又电示彭（德怀）、杨（尚昆），要红三军团于12日前在目前第一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并完成部队的整理，加强军政训练，演习进攻战术等，之后从12日晚出动，14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于都之东北地区，15日晚军团全部准备前进。7日10时，中革军委电令罗（炳辉）、蔡（树藩），要九军团“九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21时，中革军委又电令周（昆）、黄（苏）之第八军团全部于8日晚出发，9日拂晓前到达龙冈地区。由于部队撤退突然，调动急速，又没有充分的动员工作，红军内部和地方干部群众都感紧张。
其实，当时的军事形势还没有紧张到必须立即全线撤退的状况。10月上旬，敌人确实加紧了对中央苏区各防御点的进攻，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也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但是，敌人由于以往的教训，也不摸红军准备突围战略意图，因此不敢长驱直入。敌人只是企图在占领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等地后，再进一步向宁都、于都、瑞金中心区域进攻。因此，此时红军虽然不能在内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但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军事、物资的准备，让部队进行休整，而后再有步骤地撤退、突围。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形势，仓促行动，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惊慌，也使许多应做的准备工作没有落实。
第二，缺乏政治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充分动员。
首先，对于放弃艰苦经营数年之久的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事没有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领导层进行认真讨论，“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
对于作为关系全局的战略性转变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党、政、军高中级干部都不了解战略意图。李维汉回忆说：“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据我所知，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董必武回忆说：“我在出发前，虽然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
当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长征中的红一师》一文中回忆说：“过去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照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后来我们才知道，红军主力这次转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不但我们当师长的被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全部意图。”
彭德怀回忆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都没有讨论过。”伍修权回忆说：这次战略大转移，“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的战略意图”。
其次，对部队广大指战员没做充分的思想动员。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这种巨大的战略转变，没有“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虽然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布了《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指示“在‘迅速的整理、补充、配合友军与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的口号下，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论文（《红色中华》第二三九期），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提出“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的政治口号，但是由于部队调动急速，有的部队如一军团、三军团早在6日、7日就接到了向集中地域运动的指令，因此接到总政治部动员的指令后都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解释工作。陈伯钧（当时任十三师师长）在1955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在准备工作中没有政治动员，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说是军事上的被迫。党内党外都没有深入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的干部。那时五军团是由陈云同志（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给我们传达的。”
李聚奎回忆说：“我们部队离开兴国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而且个别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离开那么久、离开那么远。”“全师的指战员们心情异常沉重。大家都为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后人民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洒衣襟，同乡亲们依依惜别。”
第三，军事上必要的准备也非常不够。
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从军事上考虑，在可能的条件下，理应在部队出动之前做好3个方面的军事整顿和训练：一是必要的兵力休整。红军主力一年多来处在紧张、艰难的战斗第一线，体力、装备消耗都很大，要转入长途行军作战，应该有一段休整的时间。二是转变各级干部的军事战术指导思想。红军主力实行战略性转移，就带来军事指导思想的转变，从过去打阵地战转到打运动战，从“短促突击”转到“突破”、进攻、长途行军作战等等，需要对各级干部进行必要的整训，以明确新的战役、战术思想和原则。三是应对部队进行运动战和长途行军的临战训练，特别是对新兵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对这些基本的必需的军事准备，各部队都做得不够。中革军委虽然在给各军团的行动命令中都指示要进行整训工作，如10月7日中革军委曾分别电令红一、二军团在第一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完成部队的整理，加强军政训练，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工兵的协同动作等，但由于时间紧迫（7日起到12日止），部队刚从前线后撤，整训工作根本不可能做充分，许多部队是刚到集中地又要开拔，整训工作无法进行。陈伯钧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就是光搞阵地战，不搞运动战，也不打遭遇战。没有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抢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训练准备。主力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退出兴国，十月十七日就走了。在补充工作上，本应该补充主力，但相反的却成立了新的兵团。”“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锻炼和没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
《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遵义会议决议》还认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显然，遵义会议所批评的“仓猝的出动”主要是指的实施突围的行动，所列举的问题也是突围实施过程中准备不足和没有进行必要准备的问题，而不是从全局上讲长征“毫无准备”。
这种突围行动上的“仓猝”，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主要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华夫主观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由于他们存在着争取中区取胜的机会主义心理，而未按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及早作出转移的决断，中央红军在军事上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在作出决断后，他们又制定了紧迫的突围计划，使许多必要的准备无时间进行；加上紧急关头最高决策人领导作风的专断，使党政军较高领导层不明战略意图，而难以主动工作。这些无疑都是造成“仓猝”突围的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突围行动的“仓猝”也有其客观的因素。中央红军的转移，是在敌强我弱、中区决战取胜无望的局势下被迫进行的。处在强敌四面包围之中的红军大部队要放弃经营数年的红色根据地，不得不在政治上考虑红军主力突围之前苏区军民思想上所能承受的打击，也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突围的行动能否取得军事上的突然性，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已成为疲惫之师的8万多主力红军突出敌人50万“围剿”大军重围的关键之所在。也可以说，能否保证中央红军突围的出其不意的高度突然性，是能否保证中央红军突围成功的中心一环。这是关系到8万多红军命运的大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代兵家，尤其是现代战争，莫不注重战争行动的高度突然性。不论是进攻还是退却，高度突然性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何以获得一次在强敌四面包围之下的大规模军事突围的高度突然性？除对敌情的准确洞察之外，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要的和第一位的是保持战略意图的高度机密性和高度隐蔽性；其次是行动的神速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尤其对急于摆脱困境、转变不利地位的弱军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兵贵神速，历来如此。只有靠这一手，才能争得时间，抢在敌人的前头。如果脱离当时的敌我态势和红军战争的危境，要求动员准备工作既全面又充分，要求从军到民、从上到下，过早公开宣布中央红军要突围的战略意图、要到什么地方去、要走什么路线以及为什么等等，这在当时不仅是脱离实际的和不可能做到的，同时也就等于把这一切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敌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设想，如果把撤离苏区的战略意图过早地泄露，那么必然军心、民心震动，造成内部不稳，不但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不能够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和高度的隐蔽性，不能够保证8万余红军的突围行动出其不意的高度突然性，而且对部队的巩固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当时突围的实际情形来看，尽管整个组织指挥存在许多问题，但红军的突围还是基本成功的。中央机关和8万余主力红军安全撤出苏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敌人在苏区内外“围剿”的几十万大军才发现红军主力转移了。即使在这时，敌人仍不知中央红军的去向。至11月中旬，即中央红军突围后1个月，蒋介石才清醒过来，急忙制定追堵计划，从而打破了蒋介石逼主力红军决战及企图在根据地内围歼的战略计划和布局。当然，由于组织指挥上的错误，中央红军在突围中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就能否突围成功来说，军事上的突然性是达到了，至少可以说为中央红军争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抢在了敌人的前头。这同红军统帅机关保持了这一战略意图的高度机密性和高度隐蔽性及突围行动的突然性是有关的。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给当时在动员准备工作上的错误开脱，而是为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突围行动及后来发展而成的长征的仓促出动、动员准备不足和保持战略意图的高度隐蔽性、出动的突然性、突围的成功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应看到和正确地指出前者，也应当看到和正确地指出后者，从而给这一战略行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不是把前者和后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更不应该用前者去完全否定后者。
总之，实事求是地分析红军长征的整个酝酿、准备和实施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从战略决策的过程看，8万余之众的主力红军进行决定命运的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核心是早有准备的；在几个月的准备过程中，关键性的战略决断是犹豫的，造成了虽有准备而坐失机会，招致兵力、物力的损失，反映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左”倾指导思想；从实施突围的行动来看，广大红军指战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出动确实是“仓猝的”，但突围又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