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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1934年5月广昌战役以后，就曾考虑过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做了某些准备。下面这些材料可以略知这一酝酿、准备工作之端倪：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第十一条说：“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
《决议》的这段记述说明：第一，在共产国际来电之前（即1934年6月25日以前）中共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而共产国际6月25日的来电显系同意红军采取灵活的策略，以“保存活的力量”；第二，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提出了红军主力退出苏区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这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党中央文件上对长征准备的记载。
《遵义会议决议》记载的上述史实还可以从当时“三人团”之一李德的回忆中得到佐证。他在《中国纪事》
中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的抵抗。”“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他还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底六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的这个计划。”“一九三四年八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八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李德的上述回忆，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是可信的。他曾对采访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尽管我同李德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是，我同意李德的这一说法。”
伍修权认为长征前是做了准备的。他在《我的历程》一书中专门回忆了“长征准备”，说：“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他列举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那一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济难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
“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准备。”兵工厂的机器、印刷厂、甚至印钞票的机器都准备带走。“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第三，“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当年六、七月间，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八月，又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一些领导和亲历者，在长征刚结束或以后写的文章和回忆中，也谈到过长征准备的情况。
陈云在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中说：“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这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文章列举了3项准备工作：一是“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二是“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三是“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
1936年陈云以施平的笔名在《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发表《英勇的西征》
一文，比较具体地记述了长征的准备工作。文章说：“我们准备西征的全盘计划，原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可是因为情势严重，指挥部乃不得不限定两月完成。这次西征是怎样准备的呢？第一、当主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开拔以前，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革命根据地境外，深入敌人后方。特别是组织了第七军团——全国闻名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福建方面以及浙江、江西、安徽边界进发。如此，我们的军力在东北方面抄到敌人的后方。接着，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任弼时、王震、萧克的第六军团。该军团已同贺龙的第二军团汇合。如此，在西北方面我们的兵力也抄到了敌人的后方。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为红军主力远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我们吸收了广大愿意武装保护中国革命的青年壮丁，更扩大了红军的实力。第二、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大部分都进过了这三个学校。此外各卫生学校（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的）、通讯学校（专门训练电话电报等通讯工作人员的），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去。第三、在出发的时期，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的制造，增加了六倍至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士兵穿，以及其他等等。”
陈云上述两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是他离开长征部队后，去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的，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记述的。陈云是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的，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他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的记述无疑是可信的。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长征刚结束时应约写的短文《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中说：“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我曾作了三十三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十月十日匆匆的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十天前，就恋恋不舍的不忍离别，大家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吗袼’（江西土话，意为‘什么’）时候会面咧？”
这段记述说明李富春和江西省委的同志在9月28日之前10天就“隐约”感觉到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
李维汉（当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长征开始后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后来的回忆证明李富春确实较早知道要转移的。他在《回忆长征》一文中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李维汉在回忆中还说明：“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李维汉继续写道：“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
吴亮平（当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
吴黎平的回忆也说长征前苏区政府做了准备。他写道：“在中央局决定红军突围举行长征之后，苏区领导多方面地进行了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召集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以布置善后工作。”他还指出，当时毛泽东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聂荣臻（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回忆说：“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此后，一军团就是按转移准备的部署行动的，即：“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这说明一军团在九月初就“待命”转移（因为打温坊是九月一至三日）。
程子华（当年任红二十二师师长，长征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在接受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回忆说：1934年5月，他被周恩来叫去谈话。周恩来对他说，红军处境困难（当时正是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不久），国民党的兵力比红军强大得多，根据地正被吞食，这样人力、物力的潜力不断下降。红军面临着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如果它不能保障自己的供给，这块根据地就会失掉。怎么办呢？周自问自答地说：“红军准备开始进行一次惊人的行军，以便开辟一块能够保障物资和人力补充并能使红军不断壮大的新根据地。如果红军采取这种方针，国民党将会撤走他们的围剿部队，红二十五军将会受到很大压力，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该地区的党组织要求给予帮助。”周恩来打算派他去领导红二十五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
粟裕（当时任红二十师师长、七军团参谋长）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一文中这样写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吴吉清（当年任毛泽东的警卫员）接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回忆：当时有一大批金银财宝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里，一直到1934年春天才重新取出来。吴吉清再次被派到毛泽东手下。像藏钱时一样，又雇了脚夫，然后打开了山洞，把洞里的财宝搬到瑞金。这些财宝一直保管在瑞金，到长征时才把金银和钞票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能有钱采购物资。根据吴吉清的这段回忆，索尔兹伯里分析认为：“为什么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把这些财宝从山上弄下来呢？答案似乎是明显的。那时，拥有决策权的三人团——李德、博古和周恩来——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军事形势，已经开始考虑撤离苏区了。”“决定把政府的财宝从山顶上运下来就可以说明是有长期安排的。”
上述材料说明，在广昌战役之后，面对严重的局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曾酝酿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列入了《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说中央红军长征是“有所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