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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进行的战略转移。长期以来，许多论者在批评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说是“左”倾路线错误的执行者仓皇决定、在强敌进攻面前丧失坚持根据地信心、未进行政治动员、未做准备仓促突围、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那么，长征到底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还是毫无准备的“仓猝的退却”？
随着对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提出疑问：8万余之众的中央红军部队，携带大批印刷和枪械修造机器，进行有组织的、“大搬家式”的转移，没有一定的准备可能吗？这个问题逐步成为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党史工作者和长征亲历者的研究兴趣。他们千方百计查找资料，撰写回忆录。再现当年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活动情况的材料中，虽然还没有找到中央直接记载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计划、决定的原始材料，但间接记述长征前党和红军活动情况的材料确也发现了不少。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基本扬弃了过去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仓猝的出动”等观点。中共中央的文件、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出版的一些党史书刊中，都反映了中央对长征早有计划、做了准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力平的《红军长征史研究若干问题》、徐公喜和迟螺的《长征时期红军战略方针和共产国际》、王献志的《论长征的决策及准备》等著述都指出：长征决策是在1935年5月广昌战役失利后，征得共产国际批准、经中央书记处决定的，并不是没有计划。
张天荣综合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从现有材料出发，将对中央红军长征准备问题的具体看法归纳为以下4种：一是认为长征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的，不能说长征是毫无准备的“仓猝的退却”；二是认为中央虽事前早有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发仓促；三是认为确实做了某些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准备是不充分的，特别是思想、政治动员不充分；四是认为中央少数人（最高“三人团”）是有准备的，广大指战员缺乏准备。
实事求是地具体地分析所能看到的材料，张天荣认为，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不可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以历史材料为依据，作一些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和分析，特别要注意正确理解党的有关文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从这个思路出发，对长征的准备问题，可以说3句话：一是有所准备；二是决断犹豫；三是出动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