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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就有了战略转移的打算，但由于对“退出中央苏区的事情始终秘而不宣”，当时的“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所以很难想象中央红军刚准备退出苏区时就会明确提出“长征开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等在所发的命令、训令中，把红军的行动称为“突围”
、“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6日，中央红军出发后，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反攻”
。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把红军的行动开始称为“西进”
。此后一段时间里，“西进”成为红军行动的代名词。可见，长征出发前后的文电中，还没有出现“长征”一词。
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后，途经汝城、宜章、嘉禾、通道、黎平等地，一直向西行进，以血的代价通过了敌人的4道封锁线，经过通道争论、黎平转兵，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从转移开始到占领遵义这一阶段的历史档案材料中，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行动的表述又有所变化。譬如：（1）1934年11月25日，朱德致二、六军团电告知我红军主力情况说：“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在向全州上游急进中。”（2）1934年12月15日，上海中央局制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中提到：“我们的主力西征大军……”（3）1935年1月8日，上海《斗争》上刊登的《英勇红军的胜利与阶级敌人的发抖》一文中说：“我英勇的红军主力，在数千里的远征中，如行无人之境。”（4）1935年2—3月，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表述，除了用“长途行军”、“远征”，由于红军的军事行动一直向西，又出现了“西方军”、“西征”等用词。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使用的是“突围行动”、“突围战役”
。稍后，陈云在他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西征”
。在以后的电文中，又把红军的行动称为“机动”
或“突围”
。这些说明，直到遵义会议前后，“长征”这一概念还没有提出。有意思的是，共产国际个别文件还把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与1936年远在东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联军的两次西征作战统统混称为“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