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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孩儿”赵匡胤出生的这一年，耶律德光派使者到后唐，请求“修好”。李嗣源派遣使者回报契丹，同意“修好”。
新上任的契丹主耶律德光甚至将后唐派遣过来的使者姚坤放还后唐。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战乱中死后，明宗李嗣源派遣这个正做着供奉官（属于中书、门下两部，归政事堂管辖的文职官员）的姚坤到契丹国“告哀”。这是两国间互通音讯的常例。
当时契丹“天皇王”耶律阿保机还在世，他听说这个消息后，恸哭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们唐庄宗虽然是我的朋友，与我有旧，但却多次跟我发生战争。我跟现在的天子李嗣源则无冤仇，愿意两国修好。你们大唐如果把黄河以北给我，我就保证再不南侵。”
姚坤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耶律阿保机大怒，将姚坤囚禁起来，关押了十来天，又把他放出来，对他说：“我要黄河以北，恐怕难得，如果能得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保定）、幽州（今京蓟），也可以。”
然后给姚坤纸笔，让他写下来。
姚坤坚决不写。
耶律阿保机要杀掉他，经契丹大臣韩延徽劝谏，这才勉强放过姚坤，暂时将他囚禁起来。
韩延徽是汉人，若干年前出使契丹，被阿保机留用。他后来成为契丹国的三朝元老，对契丹国的制度建构功勋卓著。
他是继晋末十六国时期施行“胡汉分治”民族政策以来，在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当初中原所属的北部大藩，如幽州、涿州等地，很多汉人难于忍受本国藩帅对财富的掠夺，看到契丹地广人稀，像后世“闯关东”“走西口”一样，纷纷“闯契丹”“走大辽”去寻活路。这是一场足够规模的、自发的汉人北上移民潮。但汉人、契丹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不同，于是韩延徽提出了分治制度：游牧系统一套，农耕系统一套，耶律阿保机接受他的意见，设置为南北两院，北面官，用契丹国制度；南面官，仿中原制度。韩延徽更招募汉人到北边来垦荒。于是更多汉人逃往契丹。到了后期，契丹事实上已经成为胡汉杂居地带，而农耕所收赋税，也增强了契丹的经济实力。南面官的推行，也渐渐让汉人的文官制度进入草原地区，所谓“民族融合”就是由这类星星点点的制度化推演，慢慢成为后来“大中华”的文化版图。
耶律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放还姚坤，有向后唐示好的一面。
耶律德光像他的父亲一样，也在觊觎黄河以北。历史上的契丹对中原的索求，第一是土地，第二是财富。但在阿保机时代，与后唐的征战中，契丹失败的多，胜利的少。后唐那些穿了黑乎乎军服的大兵，打起仗来，还是不要命的。积两代人之经验，耶律德光已经感觉到，汉人不像草原部落那样容易征服。但从不断投靠契丹的汉人身上，耶律德光也感觉到，很多汉人都不过是利禄中人，他们并不忠诚于自己的朝廷，似也不在意什么桑梓之地。契丹如果南侵，最好的时机就是等待中原内乱！
在耶律德光看来：只要中原内乱，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耶律德光放还姚坤，向后唐示好，实在是一个韬晦之计。
公元927年，这个血红的年份，耶律德光、李嗣源、石敬瑭分别扮演了历史重要角色，点染了赵匡胤的诞生。站在时光后面来看，这三个角色，就像是在给赵匡胤跑龙套——但没有这几位龙套，大戏无法开演。
在后来的日子里——
以契丹为主的草原帝国侵扰中原，让赵匡胤寝食难安。
以石敬瑭为模型的藩镇大员，居然可以一次次反叛，起兵灭亡朝廷政权，让赵匡胤芒刺在背。
契丹与藩镇，即意味着战争；战争即意味着乱世；乱世即意味着苦难；而苦难的最大受害人是中原士庶。民生多艰，让赵匡胤充满哀怜。
契丹南侵，中原士子有多少人投靠变节？藩镇作乱，又有多少士子走马灯般“择主而仕”？亡国有如天崩地裂，亡天下更甚于此——人心沉沦、道德颓败，猪狗禽兽般的存在，岂是吾土吾民之吉相？事实上，整个五代时期，朝廷虽在，天下已亡。而亡天下之后的丛林风景，让具有圣贤担当的赵匡胤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