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但老赵“侵削藩镇”之妙，还不止于此。
更出色的是，诸州一级的权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制衡。
老赵的方法是，为各州太守或藩帅设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务，“凡诸民之政皆统治之”，而且，可以直接与朝廷对话，不必请示州郡长官。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这样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两个名额。通判，相当于军队中的监军，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员。这类官员由于名义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长吏的属官，等于单线与朝廷联系，所以到了后来比当地太守长吏还威风。有一个杭州人，特爱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补一个外郡，人问他，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他回答：“别管是哪儿，只要那个地方有螃蟹，无通判，就行！”这话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挖苦通判的口实。乾德四年，甚至还发生了通判与长吏纷争的事。通判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啊，是朝廷让我到地方来看着你的！于是太守长吏的举动不得自专，多为通判所制衡。藩镇的权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内部斗争，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无谓的消耗，显然很过分。老赵知道这个弊端后，特意下诏贬损通判一点权力，诏曰：“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
意思是说，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给的权力而行私怨，以后有事行文，要和长吏一起联署签名，这样的文书才算有效。这样“联署”，等于通判与太守达到了权力平衡，基本解决了地方权力问题。
从此，通判与州官联署，成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权力制衡做到这个份上，古今罕见。
在财务方向上，遏制藩镇的管理方式是：特设诸路转运使。
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藩镇屯重兵，地方租税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给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过带有象征性而已。五代藩镇时期，有各种“场务”，这是属于盐铁酒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管理机构。一般以生产、专卖盐铁的机构为场，税务税收机构为务。这类场务，基本都被地方藩镇垄断。而且没有个准谱，各藩镇一般都会派自己的亲信管理场务，随意规定缴奉数额。这类无法测度的盘剥聚敛，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赵匡胤从地方过来，深知此类事弊端所在。他于是与赵普共同设计了“转运使”。
转运使一职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来为地方财务总管，负责征收财税，管理地方财政。凡一路之财，转运使掌之。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没有权力干预。史称“于是财利尽归上矣”。不仅如此，宋初的转运使，还负责有“监察”任务，权力甚重。而转运使直接隶属中央，其负责监察的并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个行政机构，天下最初设十几路，最多时达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县三级制。各路转运使的一把手称为“都转运使”，这是临时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
从大宋整体组织架构观察，施行的是“五权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国军政决定权；
中书省掌行政权；
枢密院掌军事权；
三司掌财政权；
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权。
皇帝以外，其他四权分别向皇帝负责，而皇帝下达命令，属于行政方向的，则由中书省签署，不同意，可以驳回；属于军事方向的，则由枢密院签署，不同意，也可以驳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性意见；而御史台则监察百官，谏院则盯着皇上，百官有错，御史台弹劾不已，皇帝有错，谏院必须谏诤，不诤则属于失职，为天下笑。
官员的任期也渐渐有了规定，几年就要轮换。军队，枢密院虽然有权谋划战事，但无权调度军队。而文官和将军外派称之为“差遣”，这是实权所在；平时虽有官位，但无职权。这就是“职务”和“职位”的分离。这种结构，各自的权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内部“叛乱”的风景，却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但积弊所在，也渐渐演成痼疾，这是后话。
《宋史纪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吕中的一段话，来说大宋帝国的偃武修文，说得非常准确，吕中说：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所以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藩镇专断霸占其地；天下之所以战争不息，是因为藩镇专断统领兵将；士庶之所以苦于赋役劳重，是因为藩镇专断享有税收；士庶之所以苦于刑罚严峻，是因为藩镇专断主导杀戮；朝廷命令之所以没有办法行之于天下，是因为藩镇专断安排世袭。太祖赵匡胤与赵普为了长治久安，经过长久考虑，知道天下的弊端在此，于是以文臣执掌州府，以朝官执掌郡县，又以京官监临地方财政，为之安排转运使、通判，都是为了渐渐地侵削藩镇军政财权。从此，朝廷以一纸命令下到郡县，就像身子使唤胳膊、胳膊使唤手指那么自由，没有什么难处，而天下大势，从此分久而合了。
元佚名《宋史全文》也引吕中的话评价太祖“侵削藩镇”事，说：
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用酷吏执掌财政，那么榨取士庶一定很严厉；用武夫执掌刑罚，那么运用法条一定苛刻。这就是太祖为什么要任命儒臣来主管财政、任命士人来执掌刑狱——太祖真是很懂得“培国脉而重民命”啊！
“培国脉而重民命”，培植国家的命脉而重视庶民的生命，这是圣贤人物永恒的军政目标，也是大宋帝国太祖赵匡胤终生的天下目标。他一生的军政诉求在此、用意在此。
但需要再强调的是，老赵对边防将军的“久任”之道。
宋初边防任务极重，老赵一方面将各个藩镇的财政收归朝廷管理，一方面又给予边关将帅较大自主权，表现了政治家出色的灵活性。
首先，他量才起用，边关守将各得其人，令其才有所用。
其次，他对守将在京眷属抚之甚厚，令其个个心存感激，无后顾之忧。边将每次来朝，太祖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颁赏之丰厚异于常人。
再次，凡军中事，政策放宽，许从便宜。
最后，在财务政策上，也尽量向边关倾斜，边镇方面的盐铁酒这类专卖，虽然由转运使管理，但所获之利润，朝廷不回收，一律赠予边将。边关贸易之类，免所过征税，所得利润也赠予边将，鼓励守帅将这笔收入用于边防，令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
这方面，赵匡胤是有自觉意识的。边关税收归边关，朝廷收入就会减少，但他宁肯俭约度日，也不肯废掉这一政策。他曾经对近臣说：
“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边关镇守如能懂我的意思，我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赠他们公钱及所属州郡的税利。以此要他们招募骁勇，以为爪牙。这是需要银子的。钱财丰盈，必能做成这一件大事！如此，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这样一来，边臣大都富于财货，得以重金养募死士，使之为间谍。于是洞悉藩情。每当边敌入寇，必能先知其来，可以预为防备，设伏掩击，往往能够获胜。史称“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如此，大宋得以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尽力于东南。为日后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预先做好了政治军事和财政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