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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解读
这一章的绝大部分内容曾单独刊载在《卫报》（ The Guardian ）上，英国的小众足球刊物《当周六来临》（ When Saturday Comes ）在给本书作新书推荐时标题起得很直接——“4年计划”，绝对的世界杯节奏，直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而来。
这世界上的足球教练分两种，一种叫俱乐部主教练，另一种叫国家队主教练。这两个职业貌似相差无几，实则迥然不同。俱乐部主教练管得多，责任大，整日里跟球员摸爬滚打。而国家队主教练则需要扛得起压力，挨得起骂，尤其是在赛事期间，胜则承受凯撒般的万众加冕，败则承受举国漫骂，都是这份工作的日常。不同的生命节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每一场比赛的90分钟内随机切换，反复炙烤，这是大多数名帅在投身世界杯之后忙不迭逃回俱乐部执教的真实原因，国家队主教练能做的太少（而且越来越少），但是责任太大。
那么这活儿天生有人干得很好吗？或者换句话说，有天生的国家队主教练吗？有。这里面讲了两个在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如鱼得水的“异类”，一位是目光如炬、对内法度森严的严父弗朗兹·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一位是像奶妈一样溺爱子弟兵，不惜与全球媒体死磕的马拉多纳。一个行深般若卷死对手，一个彻底躺平心无挂碍，都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以一己之力让球队一夜重生的奇迹。所以，世界杯是天才们的舞台。你看世界杯，就是看这些不世出的天才们各自灿烂。
说到教练们。我很关心勒夫的未来走向，他真的会隐入尘烟吗？齐达内（Zidane）闲居江湖，德尚之后，“高卢雄鸡”谁将登台拜帅？穆里尼奥难道不趁着花甲之年，为全世界上演一出挂帅葡萄牙队的好戏吗？瓜迪奥拉若在曼城拿了欧冠，以其绝世匠心经营了三年的西班牙队，在这个世界杯年会否重拾利爪？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眼见着霜染鬓发，退休前最后一份杰作留给祖国球队岂不大快人心？
上述都是猜想，一切早已注定，只待好戏开场。想想接下来的厮杀，感觉人间还是很值得。
足球运动的巅峰位置，足坛最令人垂涎的工作，只属于最出色人士的使命——过往几十年间，国家队主教练的角色就是这样被认定的。世界杯是水平最高的教练之间针锋相对、捉对厮杀的地方，其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最优秀的球员在球场上的拼争。
进入21世纪，尽管超级富有的俱乐部的涌现，以及国内联赛和欧洲超级联赛的蓬勃发展，无形之中抑制了国家队比赛的影响力，但是对于教练们来说，能够率领一支国家队去赢得荣誉仍然极具吸引力。同时，打破俱乐部间的壁垒、将一个国家最优秀的球员聚合在一起的机会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任何一个为足球而痴狂的国家，没有其他任何体育类工作能够超越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给众多国民带来狂喜与震撼。
一支国家足球队的成功可以广泛激励国民士气，甚至促进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这正显示出主教练的影响力所在。但是这项极具影响力的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位教练需要去适应的挑战和风格也不尽相同。虽然不少伟大的俱乐部主教练和球员们都试图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复制他们此前的荣光，但若想顺利完成这一挑战，还是需要某种特殊禀赋和机缘的。这就逐渐塑造了一批在国家队竞赛中运筹帷幄的国际专家，他们的个人气质和执教方式能够让他们适应不同类型的足球赛事，并且有机会在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上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史册。
那么什么类型的教练适合执教国家队呢？那些离开俱乐部投身国家队的教练又该如何适应新角色？
如果有人在罗伯托·马丁内斯成为比利时国家队主教练前3个月问他，是否愿意置身于国家队的全新环境，答案一定是：不。这位曾经的埃弗顿队主教练是英超联赛教练体系中的中流砥柱，过往7个赛季都在英超球队执教。马丁内斯算是典型的俱乐部型教练，在埃弗顿队曾手握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带队3个赛季后，他的成绩很难再有提升，恰在困顿之际，比利时足协向他发出了邀约。也许是想摆脱联赛困局，也许是想做新的尝试，总之这位西班牙人接过了比利时队帅印。这个过程快得让很多人（包括他本人）都有一种恍惚之感。
“这是完全没在计划内的事情。”马丁内斯说，“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如果你曾是职业球员的话，那么加盟国家队教练团队也许是你执教生涯的起点，就像入门的第一课，或者如果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练，不想在俱乐部过日复一日的生活了，你会选择去国家队工作。但对我而言，我很愿意接受一项新的挑战。”
马丁内斯接受比利时足协邀约时是43岁，他表示，与比利时才华横溢的黄金一代球员共事的美妙前景，促使他离开俱乐部去执教国家队。马丁内斯无意中打破了国家队主教练成长的传统模式，他已经在联赛中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和不错的前景。
然而，马丁内斯比他在俱乐部执教的同行们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勤奋好学的天性使他早早就对国家队主教练的角色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他也承认两种角色差距很大，需要做出很多调整才能适应。
“其实非常困难，我一直在与自己固有的工作模式对抗着。”马丁内斯解释道，“俱乐部的教练几乎就是一架24小时连轴转的永动机，永远注视明天，鲜少回顾过往，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比赛。即使在90分钟的比赛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话题也会涉及如何为下一场比赛、下一届赛事进行备战。国家队的赛事则完全相反，比赛大多是在非常紧凑的情况下完成的，无论输赢，球员们都会匆忙散去，主教练后续也不会与球员们进行交流，分享各自在这场比赛中的心得，即使这些行为可以有效地改善球队的关系、增加凝聚力。因此，整个过程就变成了通过回顾、重新评估来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我喜欢这样。”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转到一个节奏较慢且常要回顾过往工作的角色中。缺乏与球员定期的直接沟通，无法每天都置身于训练场工作，再加上国家队的赛程安排相对平缓，这些因素都极易导致一些教练变得焦躁不安。
我们可以举出最近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安东尼奥·孔蒂（Antonio Conte），在执教意大利国家队的两年间，他一直渴望俱乐部比赛中那种与队员终日相伴的“耳鬓厮磨”式的生活。孔蒂比马丁内斯要年长几岁，他也是在执教俱乐部取得成功后开始执教国家队，但是他的心理准备没有那么充足，始终不能适应国家队的慢节奏，因此在2016年欧洲杯结束后，他便离开了国家队，与切尔西队签下了合同，加盟该队。
马丁内斯对孔蒂的遭遇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这位西班牙人起初也是在与自己的本性对抗，但他很快就适应了专注于分析和着眼长期发展的崭新工作方式，这使他成为更加全能的主教练。
“在俱乐部执教时，你要精心完成60堂训练课以迎接新赛季第一场比赛的到来，但到了国家队，你会发现你只有3天时间来准备比赛，”马丁内斯说，“你不能以自己习惯的俱乐部工作模式来应对当下，因为国家队一年下来大约只有5次集训的机会，所以这和在俱乐部每天都与球员见面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以前以为两者在培训队伍与准备比赛方面的方式是一样的，结果证明我错了。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专注于这项工作中最核心的部分，并努力快速学会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有效的办法帮助球员做好比赛准备。而这并不该被视为一种劣势。 我不应该与自己在俱乐部中的表现相比，而应与其他国家队主教练进行横向比较，在时长上我们是一样的。当我改变了心态和思维方式，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我明白了，以俱乐部的执教方式是无法掌控一支国家队的。当你深刻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你就可以在很多方面完成进化。 ”
正如马丁内斯所言，“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教练由俱乐部体系过渡到国家队体系的关键所在。对一些事情大胆放手，用耐心作为关键词来定义自己的教练工作，每个周末在赛场上观看俱乐部的比赛，让各种新的想法在脑海中反复推演，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看台上，而不是赛场边。
在俱乐部中，主教练有机会去掌控备战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对于那些痴迷于优化细节的国家队主教练而言，进入一个只能从外部对球员进行观察的环境可能会一时难以接受。国家队主教练也要格外小心，避免指手画脚而让球员们和俱乐部教练产生不适。
“我很少到俱乐部去接触我的国脚们，因为他们需要专心准备俱乐部的比赛。”瑞士队前任主教练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Ottmar Hitzfeld）回忆道，“我自己曾经是俱乐部主教练，我知道外人不应该打扰俱乐部的运行。但当国际比赛再度来临的时候，我就可以与球员们交流了。我会让他们平日里保持自由，在自己的俱乐部里效力，除非他们联系我。”
老帅希斯菲尔德曾是一位备受尊重的俱乐部教练，率领过两支球队赢得欧冠联赛，分别是1997年的多特蒙德和2001年的拜仁慕尼黑，而历史上能成就如此伟业的教练只有5位。即便是在俱乐部体系中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希斯菲尔德也承认世界杯体系下的角色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调整”和全新的挑战。
到了国家队之后，希斯菲尔德的执教风格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他也承认自己展现出了不同的技能，而这些并不起眼的技能在以前往往会被忽略掉。
“在俱乐部你每天接触的是同一支球队，你可以日复一日精细地去培养球员，”希斯菲尔德继续说，“如果有可能，你可以组织更多的讨论，你可以进行更集中的管理，你的影响力会更大。而在国家队与球员们见面的方式是：打一场比赛，然后告别，等三四个星期之后再见。 你在国家队中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你必须开诚布公地与球员们交流，长话短说。你必须清晰地传达你们的目标，对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你所做的所有努力都要一致且坚定。 ”
一位国家队主教练成功的关键似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球员们在短时间内合作的能力。既然时间有限，那就意味着要依照重要性原则优先给出最重要的指令和训练重点，依托备战的需要精心梳理诸多环节也很重要。
事情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一些，作为国家队主教练不仅仅要清晰传递技战术信息，还要根据每个球员不同的特点和背景，确保自己要传达的信息可以按照预期被所有人接收和理解。沟通失败是绝不允许的。
“当你执教巴西队时，你会发现国脚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习惯在各自的环境中进行比赛，他们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2002年率领巴西队赢得世界杯的主教练路易斯·费利佩·斯科拉里解释道， “你要善加观察，为整个球队确定的战术要求要更细致，因为平时在俱乐部中你每天都在解决问题，但是在国家队，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你需要更加敏锐的观察力，收集更丰富的数据，对个别球员予以特殊的关注，努力去创造一个来自世界各地俱乐部的球员们都能适应的比赛环境。”
制定战术、排兵布阵固然重要，但是任何一名主教练心里都清楚，一支球队想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情感力量来支撑。在教练组和球员之间建立一条情感纽带至关重要，但在国家队中编织这条纽带的难度确实非常大。斯科拉里曾执教过巴西队和葡萄牙队，也曾在切尔西和帕尔梅拉斯两家俱乐部执教，无论在哪里，他都展现了在“人才管理”方面的超级能力。既然与球员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减少了，那就要努力考虑其他因素。“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斯科拉里说，“每个球员身边都有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队友，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因此需要一个磨合过程。如果想让球员们提高球技和能力，那就需要让他们理解和适应自己的队友。”
这是每一位国家队主教练过去许多年来都要面对的挑战：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建立。尽管技术使得团队内的个体之间比以前更容易保持联系，但是当所有人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所创造的团队精神是不可替代的。
这并不是说除了面对面之外，主教练就没有别的方法在团队内部建立紧密的联系，而是意味着他们确实要找到有效的方式，在球队两次集结之间的几个星期中，给所有人都留下积极的印象。这同样意味着主教练可以通过在每一次比赛前的集训中都选择同一批核心球员入队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信任，或者不像在俱乐部执教时那样时刻保持强硬的姿态。
“我只能说他非常直率，”英格兰前国脚特里·布彻（Terry Butcher）在回忆鲍比·罗布森（Bobby Robson）1982年至1990年执教英格兰队时说道，“如果你为他效力，他会非常高兴，也会对这样的球员非常讲义气。他会以一种熟悉且充满激情的方式与你说话，但同时不失条理和严明的纪律。”
罗布森执教伊普斯维奇队时，布彻是当时的球队队长，因此这位身材高大的中后卫比一般人都更了解这位受人爱戴的主教练是如何治军的。在超长时间的队内会议结束后，队友们都会问布彻这是不是罗布森在伊普斯维奇队的常态，布彻会开玩笑说“在俱乐部的会议时间还会更长”，同时这位曾经代表英格兰队出场77次的国脚也承认，罗布森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执教风格还是有微妙差异的。
首先，罗布森不会放弃那些成就他赢得国家队主教练位置的管理经验，但会做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他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改变了与球员沟通的方式，在他的任期内为球队创造了舒适的气氛。与罗布森一道工作成为进入英格兰队的最大吸引力之一。
“我喜欢罗布森的一点就是，他会把你拉到一边搂着你说‘跟我来，小伙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布彻说，“每个球员都喜欢被告知你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及如何改进。在这一点上，罗布森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在他执教英格兰队时，因为国家队的赛程安排并没有那么密集，所以罗布森并没有充足的机会与国脚们相见，但是他会以这样的方式与每一位国脚进行私聊，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感受到被爱，感受到主教练似乎为了他不惜克服所有障碍。他在伊普斯维奇队时就是这样的风格，但因为那是日常工作状态，他在和你沟通时会更严格、更咄咄逼人，因为他希望所有要求都可以迅速看到结果。但是在英格兰队他收起了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因为这些球员并非英格兰队的独家资源，他们都是从俱乐部中招募而来的。”
诸多方面都需要求取平衡，难怪国家队主教练已经成为一个专家职位。近些年来，在主要的足球国家中，长期担任或者一生致力于国家队主教练事业的教练越来越多了，这些教练在成长的通道中也像球员们一样按照年龄组别有序发展着。职业的国家队主教练更熟悉如何与足协开展工作，更清楚如何在国字号球队中取得佳绩。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从俱乐部教练向国家队教练蜕变时会更容易，所面临的成长烦恼也会更少。
“现在有些人志在为足协工作，而不是为俱乐部。”《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首席足球记者米格尔·德莱尼（Miguel Delaney）说，“近来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像英格兰的加雷斯·索斯盖特、德国的勒夫、西班牙的路易斯·恩里克（Luis Enrique）这样的教练都是专心地在国家队执教。这些国家从基层开始悉心培养阅历丰富的教练，从执教青少年球队积累经验到接手成年球队乃至国家队，这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已经不像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那样，教练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轮番执教了，现在甚至与21世纪初也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将一个教练的能力从国家队平移到俱乐部很不容易，教练的专业度在加强，反之亦然。”
坦诚地讲，国家队主教练的吸引力也在下降。过往这个位置堪称整个国家最受人瞩目的顶级职位，所以从足协的成熟内部体系中选拔显得顺理成章。还有一点，各国足协都越来越希望国家队教练可以伴随着球员们在各个年龄段的国家队中一道成长，从而使他们加强对未来国脚的了解，让一根传承有序的“金线”贯穿整个国家队体系。
因此现在国家队教练的成长和招募方式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往了。以往那些传奇国脚退役之时往往便是其执掌国家队帅印之日，他们所拥有的超高人气足以让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大展宏图。
这种传统的遴选国家队教练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优缺点。成王败寇的残酷现实会让那些没有为这个位置做好准备的人马上露馅，但也会成全那些努力抓住机会的人，让他们证明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边，自己都是不世之才。
在国家队中拥有一位有绝对权威的主教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贝肯鲍尔在1984年取代约普·德瓦尔（Jupp Derwall）担当联邦德国队主教练时所达到的效果一样。被誉为“凯撒大帝”的贝肯鲍尔在纽约宇宙队挂靴后几个月便接手这一重任。贝肯鲍尔也许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两度以球员的身份征战世界杯决赛，并于1974年赢得世界杯冠军。在得到这份国家队主教练的职位前，贝肯鲍尔一直是个“创新者”，他在联邦德国队的防守体系中扮演“自由人”的角色，对足球防守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邦德国足协希望借助贝肯鲍尔独特的天赋和丰富的经验，以他的主教练的身份最大限度地激发国家队的潜能。
贝肯鲍尔迈向联邦德国队主教练位置的路径清晰可见，但与其前任相比，他的上任还是标志着一种变化。德瓦尔也曾经是出色的球员，在教练生涯中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提升，最终登上国家队主教练宝座，但是他的足球声望远不及贝肯鲍尔这一级别的人物，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贝肯鲍尔的声望都是建立在荣誉之上的。
“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教练。”前锋皮埃尔·利特巴尔斯基（Pierre Littbarski）有着自己的判断。他曾经三度参加世界杯，但在经历1982年和1986年两次决赛失意后，直到1990年才在贝肯鲍尔的率领下圆梦。“德瓦尔像是父亲型的人物，他有些天真，但非常善良，很信任球员。然而贝肯鲍尔的经历太丰富了，他能识破球员们的所有把戏，所以我们骗不了他。如果我们状态不佳，他一眼便知。我们不想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尴尬，这事关我们的职业荣誉。所以在每一次训练中，我们都非常敬畏贝肯鲍尔，每个人都非常专注。”
贝肯鲍尔的上任充分激发出球员们的潜能，虽然他日常会对战术安排等方面的工作充分放手，但凭借作为球员时的丰富经验和对比赛的深刻理解，每逢关键时刻，他总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作为德国足坛的传奇人物，他以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方式管理着所有国脚，他在场边的身影是对球员们最有效的激励。
“因为贝肯鲍尔以自己强大的个性被全队上下所接纳，所以和他在一起，国家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动力在每一分钟内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利特巴尔斯基补充道，“球员们都非常尊重他，同时也保持着高度自尊，他们想向贝肯鲍尔证明，自己也能为国家队做出像球员时代的贝肯鲍尔那样的贡献。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是最出色的，但是为了保持高水平的运动表现，人人奋勇争先，存在感极强，这就是与德瓦尔时代国家队的最大不同。”
尽管很少有人能像贝肯鲍尔那样持续闪耀，但一位曾经的足球英雄接过国家队帅印，身上的光环无疑可以持续地为团队提供动力。其实很多球星并不能在教练席上留下丰富的遗产，但一个球队还是能从明星教练的高调任命中获得短期的状态反弹，因此教练任职时间的长短并非衡量他们影响力的唯一指标。
如果一支球队正处于最糟糕的时期，那么及时启用国家偶像来执掌帅印完全有可能开创新局，就像迭戈·马拉多纳在2008年突降阿根廷队，并率领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成功突围一样。与儿时偶像一道并肩作战，自然可以激发球队斗志，并唤醒阿根廷队中的热烈气氛。不知不觉，影响力的天平已经倾向了球王率领的队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拉多纳，此前一直无缘得见。”乔纳斯·古铁雷斯（Jonás Gutiérrez）说，“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太特别了，我从小就喜欢他，我父母也时常谈论他，所以当得知他将执教国家队时，我感觉这真是个大日子。”
虽然马拉多纳执教国家队不过两年时间，但是他的影响立竿见影，在他执教的最初的5场比赛，“蓝白军团”一举赢下4场。而由此带来的唯一弊病可能就是那些对马拉多纳还持追星心态的现任国脚们，会在偶像面前感到紧张。
“我确实是特别紧张，”古铁雷斯继续说道，“我记得有一次他走进了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和埃塞基耶尔·拉维齐（Ezequiel Lavezzi）在一起，我非常震惊，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马拉多纳转身离开房间后，拉维齐还嘲笑了我当时的反应。我出了很多汗，听着马拉多纳说话我一句也反应不过来。马拉多纳真的很特别，他带来一些无法用语言解释的东西，你必须自己去感受。对我来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梦中的英雄，他像一个朋友一样和我说话，我永远记得这一刻。”
马拉多纳的执教能力当然无法与他在场上的绝世才华相提并论，但是在他手下踢球，球员们普遍不想让他失望的心态与利特巴尔斯基所讲的“贝肯鲍尔效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巨星声望也许并不能完全支撑一个人在俱乐部内成为一个成功的教练，但在国家队体系中，毫无疑问，一位曾经的巨星要比一位职业教练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大牌教练在异国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国家队，与著名教练的成功合作经历可以作为球员转会时的重要资历证明，因此在2010年世界杯前，球星杰米·卡拉格毅然接受了主教练法比奥·卡佩罗（Fabio Capello）的召唤，重新回到英格兰队。这位当时效力于利物浦的后防大将早在2007年便宣布退出国家队，但与卡佩罗的一次外出旅行使他获得了额外的动力，他的态度来了一次180度大转弯。
显然这是一名不太知名的教练所无法相比的影响力。卡拉格对于与卡佩罗合作的渴望，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球员们的精神和心理将受到站在场边的教练的巨大影响。
“我想象着在AC米兰，卡佩罗与保罗·马尔蒂尼（Paolo Maldini）和弗朗哥·巴雷西（Franco Baresi）是如何进行精妙配合的、他们在一起会做些什么，我也想要一点那样的感觉。”卡拉格说，“他可是法比奥·卡佩罗啊！就像你十年前谈起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穆里尼奥和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以及现在谈起瓜迪奥拉和克洛普那样，你会说他是20世纪90年代的最佳教练之一，对我来说，他就是世界最佳教练。”
对与某个特定教练合作抱有幻想可能也会带来问题，比如当现实与预期不相吻合时，就意味着主教练要及时用成绩来维护自己身为“巨星”的神秘感了；如果成绩不尽如人意，那理想中的气球就会被戳破。尽管卡拉格对卡佩罗在2010年世界杯的表现并不满意，但对于这位名帅始终保持着一份尊重。
“我只是认为卡佩罗在训练场上过于事必躬亲，他的年龄似乎也比想象中更大了一些。”卡拉格回忆道，“他很坚韧，有着独特的气质和气场，即使到了这个年龄也是如此。他一直保养得不错，身体依旧强壮，态度非常严厉，并不担心自己会惹恼球员们。我尊敬他，并想象着他能像在AC米兰执教时那样在训练场上指导我和其他四位主力后卫，但很遗憾，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习惯坐在他身边看比赛直播，世界杯期间也是如此，我就这样看了每一场比赛。下午我会去电视房，只要有比赛我就会看。现场通常会有史蒂文·杰拉德（Steven Gerrard）、卡佩罗、我以及卡佩罗的助手弗朗哥·巴尔迪尼（Franco Baldini），其他人对看比赛没啥兴趣。我们常在一起看电视，卡佩罗的英语不太好，他习惯用意大利语和助手交流、评论比赛，兴奋时还会振臂高呼。”
如果一位知名教练的诱惑力如此之大，那么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在球员阶段没有任何名气的教练若想在国家队中立足，难度要大得多。按照传统印象，著名教练的球员生涯必须是值得一书的，但是穆里尼奥和尤利安·纳格尔斯曼（Julian Nagelsmann）在顶级赛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已经彻底颠覆了这一刻板印象。不知道从未有过职业球员经历但率领巴西队赢得1994年世界杯的佩雷拉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疑问，即出色的球员经历能够对成为一位国家队主教练有巨大帮助吗？
“坦率地说，如果你作为球员参加过世界杯的话，那确实将有助于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国家队主教练。”佩雷拉说，“毫无疑问，你会更容易被队员们所接受。”
佩雷拉跻身世界杯冠军教练荣誉殿堂的故事开始于1958年，当时他在场边目睹了国家队按摩师马里奥·阿梅里科（Mario Americo）为巴西队首夺世界杯所做的特殊贡献。当时，时任主教练维森特·费奥拉（Vicente Feola）派遣阿梅里科借助上场为球员疗伤的机会，将战术指令秘密地传达给了贝利，这段佳话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一刻，佩雷拉的人生梦想便是当上巴西国家队的理疗师，至于主教练的位置他从未有过奢望。然而，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帅在1970年世界杯便迎来了巨大的人生转折，成了主教练马里奥·扎加洛（Mario Zagallo）教练组的一员。随后，1978年他随扎加洛去了科威特工作，后来又以科威特队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1982年世界杯。
在带领科威特队完成自己的世界杯征程后，佩雷拉被赋予结束巴西人对于世界杯长达24年的苦苦期盼的使命。佩雷拉适时接受了重托，以从未踢过职业足球的经历迈上了巴西队帅位，其中的挑战与艰难也只有他自己才知晓。
“球员们尊敬我。”佩雷拉补充道，“我并不需要教里维利诺（Rivellino）、罗马里奥（Romario）和贝贝托（Bebeto）这样的球星如何踢球，我的职责是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强大的团队，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知道如何做，这是我的专长。可以说我做得很好，1994年我做得尤其出色。我认为如果主教练参加过世界杯，那公众就更容易接受他，他也更容易取得成功，但就我而言，我没有与体系对抗，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虽然对佩雷拉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怀揣征战世界杯雄心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幸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