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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 张法连
【摘要】 新媒体的兴起极大改变了人类信息的传播方式，低劣的信息传播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新媒体时代的翻译治理，打造强有力的域外传播翻译队伍刻不容缓。本研究发现，在新媒体语境下，译者要提升自己的“法律责任感”和“法律意识”，以勇于担当翻译“法律责任”的态度，苦练内功，站稳立场，严谨表述，知彼知己，以保证翻译质量、提升传播效率。新媒体时代只有依“法”翻译，才能让中国故事传播久远。
【关键词】 翻译；新媒体；传播；法律责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洞察国际国内大势，新时代的中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考验。全球抗疫，世界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新媒体时代，纷繁复杂浩如烟海的信息扑面而来，正考验着我们的视听觉超负荷承载能力。此情此景离不开翻译，翻译活动由此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纷繁复杂。必须指出，参差不齐的翻译质量、鱼龙混杂的翻译作品的对外传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翻译治理研究，发扬“法律”翻译精神，明确翻译历史使命，提升译者的法律责任感和法律意识，依“法”从事翻译活动，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学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地嫌势逼，刻不容缓。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翻译学界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开放的精神，就是翻译的精神诉求。打破隔阂，开阔视野，促进理解与交流，拓展思想疆界，增进不同民族文明的互学互鉴，丰富与繁荣世界文化，是翻译的价值所在（许钧，2018:524）。正是通过翻译，在五四运动前后，新语汇、新观念的引进，给人们打开了视野。
长期以来，我们对翻译的理解认识一直停留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阻碍了对翻译作品的正确评价，严重影响了传播效果。翻译是超学科的概念，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的使命就是要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谢天振，2016）。关于翻译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豪斯认为，“翻译在当下多民族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性，已广为人知”（House，2016: 28）。刘禾也指出：“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是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今天，若是不充分考虑到不同语言之间发生的历史性交换活动的复杂性，就无法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刘禾，1999:30）不仅如此，“我们的信息是以多元的、显性的和隐性的方式在传递，而且这些方式之间还存在着权力关系的不平等”（Fong，2007: 149）。刘禾提出了“跨语际实践”的概念：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刘禾，1999:35）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媒体语境下的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翻译在其路径、形式、方法、内容和功能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使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也促使译学界对翻译基本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对外翻译是融通中国话语和国际话语的“转换器”，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最后一公里”（胡安江，2020:4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方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如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否塑造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对外话语表达，用外国人能听得懂且可以深入人心的话语，来讲述中国的智慧理念。面对翻译在新时代和新技术下的种种变化，我们应准确把握翻译的本质，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考察，科学地为翻译定位，充分认识翻译内涵，切实从思想上正视翻译活动。
我们提倡依“法”从事翻译活动。这里的“法”指“法律责任感、法律意识、法律精神”。新媒体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低劣翻译现象日趋严重。不少人以为学过外语，就能做翻译，想当然、随意翻译的现象比比皆是。翻译的目的是“让中国走向国际，让世界了解中国”，要想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改进翻译质量是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习近平，2017:149）之所以出现上述的“逆差”“反差”和“落差”，除了东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话语的先天偏见之外，翻译能力与传播能力自身的问题不容回避。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能否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话语权，是否具有强有力的话语体系。然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赢取，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话语在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选择，以及各种话语变量在此过程中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如何实现“中国知识”“中国智慧”的世界表达与阐释（魏向清、杨平，2019:97），如何切实有效地做好新媒体语境下的翻译传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以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政府网站为例，这些网站的英文版虽然开办以来受到不少好评，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尤其是译文质量问题，“中国式英语”严重地影响了对外宣传的质量和效果，不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也不太符合我国正在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有专家分析了我国四大中央级英文网站在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自创新闻少，稿件翻译质量有待提高，在传播理念上存在正面报道过多、不符合境外受众心理等的偏差。
为了有效构建中国的国际形象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译者要树立强烈的法律责任感来对待翻译活动。
构建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为了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提高中国国际话语域外传播效率，译者要有高度的法律责任感从事对外翻译。态度决定高度，对外翻译工作者要苦练内功，站稳立场，严谨表述，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林语堂指出，翻译上的问题不外乎是译者的心理及所译文字的两样关系，即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林语堂，1984:287）。人格是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外在表现，也是人在一定的生理机制作用下的一种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内在表现（任俊，2006:210）。童成寿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译者人格特征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认真严谨、细心、有文化意识、敬业、用心、善于思考的、有责任感、勤奋刻苦、谨慎、勤学好问（童成寿，2019:53）。对外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特殊领域，其译员需兼备上述人格特征，尤其要强调的人格特征是一定要有法律责任意识，可体现为爱岗敬业、有责任感、用心负责的职业态度。对外翻译译员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必须端正职业态度，形成爱岗敬业的翻译译者人格。这不仅有利于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而且对整个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首先，保持认真严谨、有责任感的职业态度。在管理心理学中，态度是个体对某一具体对象的较为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殷智红、叶敏，2011:45）。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因为主观的态度往往直接影响客观的对外翻译实践，所以态度问题在对外翻译实践中至关重要。日本翻译家藤井省三为准确翻译莫言小说里的“豆虫”，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为准确翻译莫言《丰乳肥臀》中的“过堂”“掏灰耙”，都特意从日本前往莫言的家乡进行调查研究（王尧、莫言，1999:241-242，转引自蒋骁华，2017:22）。这背后反映的就是译员认真严谨、有责任感的职业态度。在语言和知识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认真负责、字斟句酌的译员与草草了事的译员相比，译文质量大相径庭（彭萍，2013:180）。对外翻译不是简单地依靠查阅词典就能完成的，而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并通过大量的检索查证。有时候一个词的翻译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检索和求证。认真严谨、勇于负责的态度是确保翻译质量的前提。
其次，树立对翻译的敬畏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翻译者面临诸多利益选择。在利益面前，译者一定要端正态度，切勿急功近利，要以国家尊严、民族利益为重。当自己能力不能胜任对外翻译的时候，要果断拒绝翻译，切不可敷衍塞责，胡乱翻译，害人害己。
爱岗敬业的译者人格是一种内心自觉，很难量化且有些许抽象。但正是其抽象性可以指导很多具体的翻译行为。其主旨是要求译者对翻译背后所传递的信息负责，而并非机械地、教条地恪守条规。这需要译员在爱岗敬业的译者人格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翻译内容判断出其对即将发生关系的主体可能产生的法律意义。
沸沸扬扬的“孙杨禁赛案”与翻译有关。听证会上，孙杨的“现场翻译”错译百出，严重影响了案件审理进展。首先，译员根本无法传达孙杨的意思，没能把他的表述清晰准确地转达给法官。其次，翻译一字字往外蹦的表达方式，消耗时间。翻译耗时基本上是孙杨发言耗时的三倍。另外，翻译的不流畅还打乱了孙杨的发言节奏。在这场庭审中，本该非常重要的翻译，成为了庭审中最薄弱的一环。各大国际媒体都报道了听证会上糟糕的翻译问题。多位专家表示：翻译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或许是致命的；在刑事和纪律处分程序中，翻译不当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有时这种影响是无法弥补的。
痛定思痛，这场本可避免的翻译风波，更多的是源于孙杨及其团队对翻译的漠视。在面对关乎其职业生涯的国际场合，孙杨和团队居然没有提前核查译员的翻译水平。这也从侧面清晰表明，在我国很多的对外交流中，翻译的价值和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
轰动一时的“南海仲裁案”更是因为翻译的错误导致国际舆论误读中国。准确、严谨是法律术语翻译的灵魂（张法连，2016:56）。可仲裁前后，荒唐的翻译却是如出一辙，如FT中文网刊载的译文，将PCA张冠李戴成了“国际仲裁庭”（“国际仲裁庭”和PCA毫不相干）；随后又称“海牙的‘国际法庭’对菲律宾针对中国领土主张提起的仲裁案裁决在即”（“国际法庭”与PCA性质截然不同）。正如衡孝军等指出的那样，对外翻译是一种“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的”对外传播形式（衡孝军，2011）。此类乱译，若非出于某种政治或舆论目的，便是不负责任，实乃翻译之痛。
汉语言功底是经常被忽略的，翻译毕竟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对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要求很高。母语水平是翻译能力的天花板。因为母语的理解出现偏差而导致的翻译错误举不胜举。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翻译的最大问题是母语的水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众多门类的翻译中，法律外交类翻译的标准最为严格，这是法律外交类翻译内容决定的。为了保证对外翻译传播的效果，应该用法律外交翻译的标准来要求对外翻译（当然，对外翻译内容其实也包括很多法律外交相关内容）。
精准是法律外交类翻译的最高目标。尽管对外翻译内容并非都是法律外交文本，但对待翻译的要求标准不能降低，精益求精，反复斟酌的译文传播效果自然完胜。以十九大报告中的新的表达式为例，请仔细比较下面的翻译，version 2要比version 1准确严谨得多。
表1 法律外交类术语翻译对比
关于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命令美国企业必须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消息，经过国内媒体的传播报道，招来骂声一片，甚至还有专家解读，说是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谋坑害中国的计划。追根求源，这其实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在Fox节目中，被观众提问“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依赖”时，做出的回答：
I would say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across the board. Plant, equip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uctures, renovations — in other words, if we had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we would literally pay the moving costs of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S..
很多自媒体把这句话翻译解释成美国政府愿意支出100%的直接费用，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搭建、翻新在内，这样就“等于政府为企业回流美国埋单”。这样翻译，其实是对 “100% immediate expensing”这几个关键词的误读。“expense”作为名词，的确是支出、费用的意思，但这里加了“ing”，表示“expense”是用作动词，它的意思不是花费掉多少钱，而是财务专业术语，表示企业将一些支出项目作为费用，可以抵扣应税总额，从而来帮助企业减少税负。“expensing”可以译成“费用化”，企业可以在财务上对这部分金额进行税前列支。这么做可以让企业少缴税。这里的“immediate”，也不表示“直接的”意思，而是财务术语“当期”，即“当前会计年度”。所以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再加上100%，就表示美国政府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而且，还要注意句中的虚拟语气，“if we had 100% immediate expensing，we would…”，这表明，政府的政策只是在酝酿之中。转译到国内的许多自媒体上，却变成了板上钉钉的“白宫要求美企撤离，政府全额买单”。
对外翻译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对外翻译者应该站在国家立场上，明晰翻译内涵，沉着应战才能收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类似把“新兴大国关系”译为“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之所以产生某种认知上的质疑和曲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对外传播翻译话语体系。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在介绍“新型大国关系”的翻译背景时说，美国智库习惯用“great powers”来表达“大国”概念，而其在中文里通常被译为强国甚至强权。在中国，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更不认同强权政治。外交部采用“major country”译法对“大国”二字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内涵，旨在表明中美不走大国对抗的老路。外交部对美国政界、新闻界和学术界开展了三位一体的译名推广与传播活动，始终将“新型大国关系”统一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具有重要的外交战略意义，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具有重要的国际学术价值和语言学意义。（杨明星，2015:47）
如何翻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面的问题都是译者翻译过程中应该想到的：
Xi Jinping/Xi Jinping's?
New Time/New Age/New Era?
Chinese Socialism/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nking/Theory/Thought?
For/of/in a New Era?
经过反复斟酌，可以译成：“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再比如，关于“中国南海”的英译法。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就有了一致的认可，称之为“China Sea”，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都未有任何疑义。但南海周边国家后来在标识地理位置时，推崇使用“South China Sea”，甚至“South Asia Sea”，而逐渐淡化“China Sea”。换言之，国际公认的政治性表述“China Sea”就是指“中国南海”，而不宜从地理角度弱化翻译成“南中国海”。但国媒不明“South China Sea”翻译背后的政治陷阱，将其译播为“南中国海”，实为率尔操觚。这为后来的“南海仲裁”埋下了祸根。
对外翻译的表述规范统一应该成为一条铁律。2020年1月到世界卫生组织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定名前，国内很多媒体没有法律意识，报道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的，也有说“武汉肺病”“武汉传染病”的，甚至还有说“湖北瘟疫”“湖北非典”的。当时这些说法“译名”的广泛传播为后来某些国家和个人污名化中国提供了口实。这个血的教训我们必须要汲取。
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译为“meeting”，大会会议译为“session”；法律修改（带修改决定的）用“amend”，修订用“revise”。但是目前许多译本中这两个词的使用正好是颠倒过来的（如：“根据关于修改XX的决定修正”可能就误译为“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on Revising …”）。关于罚款金额，要统一使用“not more than RMB XX yuan but not less than RMB XX yuan”的表述方式。其他涉及人民币的表述请统一译为“RMB XX yuan”。关于法律生效时间，要统一译成“This Law shall go into eff ect/come into force as of …”
再比如与我国台港澳地区相关的表述及译法，一定遵守下列原则：台湾是我国现行行政区域序列中的省，新闻报道中通常称其为台湾地区（the Taiwan region）。对外翻译中必须注意避免“一中一台”的误读：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根据语境可使用“China's mainland（Chinese mainland）and Taiwan region，the mainland and Taiwan of China”或“the mainland and Taiwan”，其中中国大陆不能译为“mainland China”。不能将中国与台湾并列（China and Taiwan）；在表述大陆和台湾官方时，不能使用“Beijing and Taipei”。台湾问题译为“Taiwan question”，不用“Taiwan issue”。“一个中国政策”译为“the one-China policy”；“九二共识”译为“the 1992 Consensus”。台湾的英文名称不用葡萄牙人所用的旧称“Formosa”（福摩萨）。引用历史文献中使用时需要加括注：“Formosa”（present-day Taiwan，China）。提到台湾人（居民）时，使用“Taiwan residents”或“people in Taiwan”，不用“Taiwan people”，“Taiwanese”等有“人民”内涵的表述。香港的英文为“Hong Kong”，缩写为HK，也可使用“Hongkong”的拼法，但同一出处须保持一致。澳门的英语译文为“Macao”，不使用葡萄牙语“Macau”。
另外，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其对应的英文分别为“Putonghua”和“Standard Chinese”（characters）。在特指中国通用语言时，可以使用两者结合的方式表述：“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is Standard Chinese（Putonghua）”。一般情况下使用“Chinese”就可以。不用“Mandarin”作为汉语或普通话的译文。少数民族译为“minority ethnic groups”，不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ies”。东北、华北等区域译为“northeast China”“north China”，前面方位字首字母小写。“一带一路倡议”译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首次出现要注明全称：“namely，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可视情况使用“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不能译为“strategy”（战略）。我国山川河流等地理名称原则上专名部分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但黄河（the Yellow River）、长江（the Yangtze River）、珠江（the Pearl River）等约定俗成的译法和雅鲁藏布江（the Yarlung Zangbo River）、帕米尔高原（Pamir Plateau）等少数民族名称译法应保留。中国陆地领土面积960多万平方公里，翻译时应明确译出“陆地领土”（land territory）。
对外传播在从面向国内转向西方说服对象时，所要求的是一种“再构思”“再表达”和“重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知彼之文化甚为关键。对外传播翻译工作直接决定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效果，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建设环境的体现。
对于西方受众而言，我们传播到西方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觉得可信、有理、有说服力，从而使他们改变了对中国的观念？加强对西方受众的心理和修辞思想研究时不我待。比如，在我国广为接受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说法，在西方修辞思想中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西方修辞传统看来，对事实的掌握是雄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如果我们以理直气壮的口吻过分强调“事实胜于雄辩”，寄希望于“以理服人”和“以事实说话”，它所传达的语气反倒容易在受众中产生词穷时转而诉诸色厉内荏的断言之印象，由此而来的事实陈述是肯定不被对方认可的。对外翻译既要服从国家大政方针，也要考虑我国与受众对象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审美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差异，更要重视汉语与英语之间在哲学基础、句子结构、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用语习惯等层面上的差异。
据报道，中国日前援助亚美尼亚的一批抗疫物资上的标语，引发土耳其方面不满。该标语的中文写道“高山之巅，长江之滨”，英文写道“愿我们的友谊比阿拉拉特山高、比长江长”。土耳其方面对该标语以存在争议的阿拉拉特山作为亚美尼亚的象征表示不满。中方已就此事与土耳其方面进行沟通，表明该物资上的文字“应以中文为准”。阿拉拉特山（土耳其称阿勒山）靠近土耳其、伊朗、亚美尼亚三国交界处。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历史恩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阿拉拉特山地区多次被割让、占领，曾隶属于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不同国家。1923年苏联与土耳其签订条约，将阿拉拉特山划给土耳其。但许多亚美尼亚人仍认为此山为其所有。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和新冠肺炎有关的文章，标题是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怒。显然惹祸的是“亚洲病夫”这个说法。“病夫（sick man）”一词，最早起源于“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是西方人自十九世纪以来对陷入经济困难或衰落中的欧洲国家的形容，最初即指奥匈帝国，因为昔日曾强大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己无法恢复以前强盛的局面，而是持续走向衰落，被喻作“欧洲病夫”，后来西方媒体“ Sick Man of… ”批评政府政策失当造成该国陷入困境，英、德、法，甚至美国都曾被批评是病夫。该词在西方语言中属于古语词（cliche），在西方文化并不存在强烈的感情色彩，更不存在对该国人民的讥讽或嘲笑、侮辱的意思。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19年10月5日的文章，标题为“德国成为‘欧洲病夫’”，认为德国经济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美国《国家事务》杂志2005年发表“俄罗斯是欧洲病夫”，指出俄罗斯存在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西方媒体也常常骂自己的国家是病夫：英国《金融时报》2019年4月18日发表关于英国脱欧的文章“英国再次成为欧洲病夫”。最近《外交政策》有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帝国是二十一世纪的病夫》。文章说，美国政治精英们的无能将使得美国被出售给出价最高者，使得美国即将分崩离析。文章还公然对美国的国徽进行篡改，本来美国秃鹰两个爪子上抓的是和平之箭和橄榄枝，现在给换成了美元。西方媒体和西方文化认为这很正常。
尽管 sick man 不是褒奖的话语，但若我们理解相关西方文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可以淡然处之，置之不理，韬光养晦，专注于自身发展，努力让自己更优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岂不美哉！
新媒体时代的对外翻译亟待治理。中国对外翻译的文化自信还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译者要树立起勇于对翻译负责的法律责任感，敢于担当，发扬法律翻译精神，严肃对待翻译活动，在体现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努力提升翻译传播质量，让世界愿意听、听得懂，最终形成中国对外翻译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中国话语的影响力版图定会日益扩大，中国故事方能传播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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