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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万圣节的早晨，一架怪异的飞机在荒芜的莫哈韦沙漠上空高高升起。这是一架碳纤维材质特制而成的飞机，两架货机并排飞行，在机翼处连接成一体。在这个连体的大家伙下方还悬挂着一架名为“进取号”的小型太空飞船，说是要以此致敬《星际迷航》。此次的飞行任务是用货运飞机将“进取号”送到5万英尺
的高空，然后将其抛下，让“进取号”启动自身引擎，最终实现滑翔着陆。
这组飞机属于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创建的维珍银河公司，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商业太空旅行，希望有朝一日能用飞船搭载“太空游客”进行亚轨道飞行。截至2014年，维珍银河已经以20万到25万美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了700多张太空旅行体验票。本次已经是“进取号”的第35次试飞，但火箭点火功能测试却只是第4次，科研人员对其进行了多次改良，希望增加其运行动力。
升空过程十分顺利。大飞机的飞行员大卫·麦凯（David Mackay）在指定时间将“进取号”从运载飞机底部发射出去。之后，他巡视天空，试图寻找“进取号”火箭发动机点火后产生的烟雾，然而，他什么也没看见。麦凯作为飞行员经验十分丰富，对任何意外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回忆说：“我记得自己往下看时心里就忍不住纳闷，这真是太奇怪了。”但实际上，“进取号”太空飞船成功点燃了火箭引擎，并在大约10秒后实现了超音速飞行，只是他没看见罢了。总而言之，任务的进展一切顺利。
驾驶“进取号”的试飞员名叫彼得·西博尔德（Peter Siebold），他拥有近30年的飞行经验。副驾驶是迈克尔·阿尔斯伯里（Michael Alsbury），此前也曾试驾过8架不同型号的实验飞机。从某些方面看，两人迥然不同：西博尔德可能会让同事们觉得很冷漠，不容易接近，而阿尔斯伯里则为人友善，还特别有幽默感。然而，他们同时被固定在“进取号”的驾驶舱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自的生命安危都取决于对方所采取的行动。
可是谁能想到，就在飞船提速到音速之前，阿尔斯伯里却意外打开了飞船的空气制动装置。这个制动装置在飞船下降返回到地面的过程中对于控制飞船的方向和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装置本应在14秒后启动，但阿尔斯伯里却在不该解锁时提前将其解锁。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后来严厉批评了为维珍银河公司设计飞船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指责它没有设置一个防止过早解锁的故障报警系统，所以才导致了这种人为造成的失误。
政府资助的太空计划与维珍银河公司不同，政府项目要求必须设置“双重容错”机制，即建立有效保障措施，防止两个不相关的问题同时发生——包括两个人为错误、两个机械错误，或二者兼而有之。相比之下，维珍的团队似乎对此满不在乎，认为自己的试飞员都训练有素，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因而取消了类似的保障措施。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种考量，“我们不是美国国家宇航局那样的政府组织，不必受制于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他们团队的一位成员这样告诉我，“所以，我们可以更快地完成相关工作”。然而，在这个万圣节的早晨，提前解锁空气制动装置的错误却给他们带去了不容小觑的损失。
尽管阿尔斯伯里没有按动另一道开关，但由于提前解锁，空气制动装置还是在气压的作用下提前发挥了作用。因为启动了制动装置，仍然处于点火状态的火箭引擎对飞船的机身产生了巨大压力。仅仅4秒钟的工夫，时速高达920英里
的飞船便被撕扯成了碎片。从地面上看，那场面就像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爆炸一般惨烈。
被固定在弹射座椅上的西博尔德当即被抛出飞船，飞入了温度只有-72℉
、含氧量只有地面的十分之一的大气层。幸好他设法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并及时打开了降落伞。获救时，他说自己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只可惜，阿尔斯伯里没有他那么幸运，飞船出事的同时自己也当场毙命。
当飞行员试驾一架新飞机时，通常都会非常娴熟地执行一连串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因此这让人感觉整个过程并没什么困难，只要死记硬背、机械地完成即可。然而，这是一种被严重误导的观点。当“进取号”按照计划从母舰上脱离并点燃其威力巨大的火箭引擎时，飞行员所处的物理环境会突然发生变化，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感觉。点燃火箭引擎虽然是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引爆过程，但爆炸毕竟是爆炸，威力巨大，必定会对“进取号”相对脆弱的机身造成巨大冲击。通常情况下，航天飞船的重量高达400万磅
，而“进取号”的荷载重量仅有2万磅，驾驶员坐在其中的感觉与驾驶大飞机感觉完全不同。打个比方吧，如果说乘坐航天飞机就像开着凯迪拉克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那驾驶“进取号”就像开着卡丁车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行驶。火箭引擎一旦点燃，“进取号”的飞行员即刻就会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同时还会感受到剧烈的摇晃、震动，并因此被巨大的压力所笼罩。
阿尔斯伯里为何会在此时慌忙解锁空气制动装置？本来飞行正按计划顺利进行，他应该不太可能感到惊慌。我们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飞行模拟训练很难真正做到准确还原高度紧张的真实物理环境，而在真正的飞行中，飞行员很可能处于一种极度压力的状态，其行为自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这也基本上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进取号”事件所给出的结论。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者看来，阿尔斯伯里因近期缺乏飞行经验，可能无法承受内心的巨大压力，而他之所以做出错误判断，很可能是由于时间紧迫外加飞船的强烈震动和加速力让他内心产生了焦虑，而他上一次面对同样压力的时候至少已经是一年半之前了。
“进取号”的事故充分表明人在焦虑的情绪下很可能做出错误决定。与人类远古祖先所生存的环境相比，我们现代人面临的真正危险要少得多，而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在面临恐惧和焦虑时常常会反应过度。过去几百年来，类似“‘进取号’飞行事故”的事件让人们把责任都推给了情绪，情绪也因此背负了许多骂名。
很多情绪导致严重问题的故事都跟上面这个故事一样骇人听闻，但情绪正常发挥作用对人类提供帮助的故事却总是鲜为人知。人们每次分析情绪时，想到的总是它的失常表现，而对其正常运转的情况却选择视而不见。比方说，“进取号”在出事前，曾经有过34次成功试飞的经验，每一次成功试飞都要求人类大脑的理性与感性实现平稳互动，并与现代技术做到完美结合，飞机和飞行员都要做到按部就班、冷静操作才可能实现试飞的成功。只可惜，这些成功的案例从未成为媒体广为宣传的新闻素材。
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的一个朋友不幸失业了，自然也就失去了医疗保险。他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医疗保险的严重性，因此开始对自身健康备感焦虑。要是生病了怎么办？高额的医疗费用可能会让他一贫如洗。这种焦虑影响了他想问题的方式——如果嗓子疼，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置之不理或只是把它当成一次小感冒；相反，他会把情况往最坏的方面想——我得的会是喉癌吗？没想到，他对自身健康的焦虑竟然真的挽救了他的生命。他背部一直有一个肿块，之前他从来没有当回事，但现在他却开始谨慎起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了皮肤科医生，并对肿块做了相应的检查，结果发现竟然是早期的癌变肿瘤。就这样，肿块被切除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发。这个例子不正说明焦虑也能拯救人的生命嘛。
以上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本身并不会帮助或阻碍有效的思考，但情绪的确会影响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即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大脑的计算功能，还会迫使我们对客观数据或外部环境加以判断。上述第二个例子充分说明这其实并非坏事。当然，我们也见到过情绪给我们造成的问题，但那些只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遍现象。我们在本章和后面几章都会探讨情绪的目的，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其实很难做出正常的行为，因为大脑会一直为规则所困，而我们也只能在规则的支配下做出一些简单的决定以应对日常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后话，此刻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情绪究竟有益还是有害，而是情绪在我们大脑分析信息时究竟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无论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情绪状态在生物处理信息和做出反应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对照实验模拟了“进取号”灾难中飞行员出错的过程——研究人员将蜜蜂置于一个与“进取号”的情况极其相似的极端环境中，为了解这种简单生物处于混乱和危险中的反应，研究人员让蜜蜂经历了一分钟的高速摇晃。
研究人员又是如何做到所谓的“高速摇晃”的呢？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捕获的蜜蜂放在容器内摇晃它，蜜蜂完全可以做到在容器中盘旋飞舞，而你也只能看到蜜蜂是在摇晃的容器里飞行，而不是在经历摇晃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将蜜蜂固定在微小的蜜蜂束带上，让它们处在与维珍飞行员相似的状态，当时维珍飞行员就是被牢牢绑在座椅上，因而在飞机剧烈摇晃时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自行移动。蜜蜂束带由一小段塑料吸管或其他管子特制而成，被从中劈成两半，然后再把蜜蜂放在劈开的管子里并用胶带将其固定，这样它就会短暂地失去活动能力。
经历过剧烈摇晃之后，科学家测试了蜜蜂的“决策能力”。他们让蜜蜂完成一项任务，具体就是对以前接触过的各种气味进行区分。经过之前的测试，已知蜜蜂喜欢蔗糖溶液，讨厌奎宁溶液。但是经历过摇晃之后呢？再让蜜蜂接触实验液体样本，它们还能根据之前闻到过的气味来选择是否吸取样本中的液体吗？
研究人员这次准备的实验样本不再纯粹是蜜蜂喜欢的蔗糖液体或是讨厌的奎宁液体，每种都是二者的混合物，只是有的样本蔗糖的成分多一些，有的则是奎宁的成分多一些。对蜜蜂来说，蔗糖与奎宁浓度比为二比一的混合液体样本仍然比奎宁多于蔗糖的混合液体样本更具吸力，但现在混合溶液样本的气味并不明显，蜜蜂在接触到混合液体样本时，必须仔细对模糊气味做出判断，决定该样本是否符合自己的喜好。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最感兴趣的是事先让蜜蜂经历的摇晃是否会影响它们对气味的判断，如果会，具体会是怎样的影响？
无论是蜜蜂的焦虑还是人类的焦虑，在情感神经科学家看来都属于对“惩罚性”环境所做出的反应。“进取号”事件和蜜蜂实验中的惩罚性环境已经不言而喻，但从更广义的角度上讲，所谓惩罚性环境指的就是会威胁到人类舒适甚至生存的环境。
科学家已经发现，人类在焦虑状态下所做的思考常会造成悲观的认知倾向；当焦虑的大脑处理模糊的信息时，它倾向于从多个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更悲观的解释。大脑对威胁的感知会变得过度活跃，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总是倾向于预想出极其严重的后果。大脑为何会如此，其实不难理解：与处于安全愉快的环境中相比，人们在一个惩罚性环境中会认为模棱两可的数据更具威胁性或更不可取，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
研究人员发现的也正是这种悲观的判断倾向。经历过摇晃的蜜蜂比没有经历摇晃的控制组明显更容易放弃蔗糖含量大于奎宁的溶液：这说明经历过摇晃的蜜蜂，更容易将模糊气味解读为不可取的信号。当然，有人或许会将研究结果解读为经历过摇晃的蜜蜂比控制组更容易“犯错”，这倒是符合“情绪妨碍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认识，但这一对照实验的结果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蜜蜂在危险时所做的判断与在正常情况下相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可想而知，摇晃引起的焦虑也必然会影响到“进取号”飞行员的判断。
人类和蜜蜂一样，在感受外部世界的动荡时必定会感到焦虑，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甚至会出现生理方面的反应：蜜蜂焦虑时，其血淋巴中的神经递质荷尔蒙多巴胺和血清素水平都会降低，人类处于焦虑时亦是如此。
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与先前的认识不同，我们发现蜜蜂对负价值事件的反应与脊椎动物的反应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这表明蜜蜂也可以表达情绪。”这些研究人员说蜜蜂的行为让他们联想到了人类的行为，但我更想说其实是飞行员经历的震动和摇晃让我联想到了蜜蜂。为了生存，人类和蜜蜂在处理信息的方式上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不禁让我们大受启发：信息处理绝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行为，它与我们内心的情绪密不可分。
情感神经科学告诉我们，生物在做信息处理时不能脱离情绪，也不应该脱离情绪。对于人类而言，这就意味着情绪与理性思考并不冲突，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一起看到，不论是拳击训练还是物理学研究，抑或是华尔街的金融交易；不论是体力活动还是脑力活动，只要我们在做思考和决策，情绪都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人类的思维过程非常神秘，即使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大脑是一个器官的时候，古代的思想家就已开始密切关注其本质。
柏拉图（Plato）就是其中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他把灵魂想象为一辆战车，一名御者驾驭着两匹长着翅膀的马向前行进，其中一匹马“内心狡诈、动作迟缓……深色的皮毛，灰色的眼睛……鞭笞对它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另一匹马“内心正直、行动利落……崇尚荣誉……喜欢追求真正的荣耀；它从不需要鞭笞，言语和训诫就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引导。”
当我们谈到情绪如何激励行为时，我们的逻辑大多依据的就是柏拉图的战车理论。黑马代表人类的原始欲望，包括温饱和性，而白马则象征了人类更高的品格，是我们实现目标和完成伟大事业的情感动力。此外，战车的御者代表的正是人类理性的头脑，一直试图通过驾驭两匹马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有能力的御者会在白马的配合下管制黑马，从而训练两匹马持续向前行进。柏拉图甚至认为，老练的御者会倾听两匹马的意愿，对它们加以正确引导，从而实现二者的和谐。
柏拉图认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要对我们的驱动力和意愿加以评估和控制，从而根据我们的目标选择出最佳的途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认识并不正确，但对思维所做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长久以来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
柏拉图相信人类的情绪和理性可以和谐共处，但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却认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他们坚信理性高高在上，甚至神圣不可侵犯，而情绪则应尽量避免，甚至要遏制其出现。后来，基督教哲学家也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他们把人类的食欲、情欲和激情归为一种罪过，认为有德行的灵魂都应该避而远之，在他们看来，爱和同情才是人类的美德。
英文“情绪（Emotion）”一词最早出自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作品，他是17世纪伦敦的一位医生，非常热衷于解剖学，如果你在他的治疗中不幸逝去，很可能会成为他的解剖素材。事关生死，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医生无论如何都会从你身上获益，你的内心肯定会感到不安。但其实，威利斯还有另外一个尸体来源：他获得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许可，可以对已故的绞刑犯进行解剖。
威利斯在研究过程中甄别并定义了许多我们今天仍在研究的大脑结构。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许多罪犯的反常行为都与其大脑的某些结构特征有关。后来的生理学家在威利斯的基础上，对动物的反射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诸如因惊恐而后退等表现其实是身体受神经和肌肉支配所做出的一个纯机械行为，必定还会引发某种后续动作。不久之后，英语和法语中就出现了“情绪”一词，其词源恰恰来自拉丁文“动作（Mover）”一词。
之后，足足过了好几百年，人们才把“动作”和“情绪”彻底区分开来。“情绪”一词的现代用法首次出现在1820年出版的爱丁堡哲学教授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的演讲集中，这本书广为流传，在后来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再版20余次。感谢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女婿——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所做的描述，我们对布朗做这些讲座时的具体场景有了更多的了解。洛克哈特所著的文章本来是要介绍爱丁堡的社会文化，不过他在其中提到了一次布朗教授讲座的场景。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布朗教授，“他面带微笑，身披黑色的日内瓦斗篷，里面穿着一件褐色上衣和一件水蓝色的马甲”，他言谈“独特而优雅”，观点因引用了大量诗句而显得愈加生动。
布朗在他的讲座中提出应该对情绪做系统的研究，这个观点虽然不错，但却面临着巨大阻碍。有人认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史上第一位科学哲学家，他对六门“基础”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都做过研究，唯独忽略了心理学，其理由也非常充分：当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发现化学的基本规律，而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发现电和磁的原理时，并不存在一门关于心智的基础科学。布朗曾经想过要改变这种状况，并将情绪重新定义为“可以被理解的各种感受——各种情感状态，包括欢乐、激情、伤感、喜爱等”，他还将其做了具体分类，并提出应当对不同的情绪类型进行科学的研究。
作为一位哲学科学家，布朗具备许多伟大特质，但他的身体状况着实令人担忧。1819年12月，他在讲课时晕倒在讲台上。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然后把他送去伦敦，让他在那儿“换换心情”。很不幸，他再也没能回来，于1820年4月2日在伦敦去世，享年只有42岁，甚至没来得及等到自己的书出版面世。布朗虽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对后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但他的讲座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引领了学者们对情绪的思考。只可惜，事到如今，他仍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就连坟墓也已经年久失修。好在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因其对人类心智的独特洞察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情绪研究的又一巨大飞跃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自1836年从“贝格尔”号航行回来后，他便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达尔文并非一开始就对情绪研究感兴趣，但在他构建进化论时，仔细研究了生命的各个方面，希望对生命有个总体而深入的认识。情绪就是他遇到的其中一个难题。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情绪只会产生负面作用，那么它们为什么还会不断进化呢？如今，我们知道情绪并非只会起到反作用，但对达尔文来说，这一困惑是对他提出自然选择理论的一大考验。如果说情绪只有害处，那它们是如何融入动物行为的呢？尽管之前相关领域的研究非常匮乏，但达尔文下定决心要找到其中的答案，最终，他足足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达尔文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实验，因为情绪功能往往在更简单的生物体上才会体现得更加清晰。比方说，焦虑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扮演着复杂而多变的角色，但是远古人类尚处于进化过程中，情绪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完全不同。在动物的世界中，焦虑的建设性作用显得更加直接，也更容易解读。我们不妨就以北美红鸭
为例进行探讨。
进化的基础在于成功的交配，所以每个物种的生殖器都要适应各自面临的特殊条件。就拿北美红鸭来说，为了躲避不受欢迎的雄鸭，雌鸭的生殖器进化出了一种功能，即除非雌性采取某种特殊的姿势，否则雄性生殖器完全无法插入雌性的身体，因而无法实现受孕。雌鸭正是凭借该功能，才能有选择地确定交配对象。当然，为了应对雌鸭，雄鸭也产生了相应的进化。
在夏季，雄性红鸭的羽毛颜色暗淡，与雌性红鸭非常相似，很容易被捕食者忽略。但随着冬季交配季节的临近，雄鸭则会暂时穿戴上鸭界的“劳力士”和“金项链”，把自己狠狠地装点一番。
它们的羽毛会变成浓郁的栗色，鸭嘴也会变成明亮的蓝色，这样才能向挑剔的雌鸭彰显自己的魅力。除了炫耀自己华丽的外表，雄鸭还会上演夸张的求爱表演，它们会把尾巴高高竖起，同时用鸭嘴向下不断敲击自己膨胀的颈部。当然，雄性红鸭鲜艳的羽毛和鸭嘴颜色比起淡季来说很不适合在捕食者面前伪装，但这或许正是它们的用意：向雌鸭发出其身体强壮的信号，告诉对方自己足够健壮，甚至不担心被天敌锁定目标。
这套机制运行得颇为正常，但还是要做出一项必要的调整。由于雌性红鸭的生殖器难以靠近，为了成功交配，雄鸭生殖器越变越长——有时甚至和雄鸭的身体一样长短。这么长的生殖器很难拖动，因此，一旦交配季节结束，生殖器也会和雄鸭身上鲜艳的羽毛一样自然脱落，待到第二年再重新生长。
据我们所知，雄性红鸭对自己一年一次的生殖器脱落并不感到焦虑，真正令其焦虑的是暴力的威胁。雄性红鸭可能会欺辱同类，健壮的大鸭子总愿意欺负块头小的鸭子。由于担心被攻击，较弱的雄性红鸭会选择更快脱去身上的彩色羽毛，长出较小的生殖器，虽然这样会降低自己在交配季的竞争力，但至少能让它们不太容易成为同类攻击的对象，从而降低与鸭群发生身体冲突的可能性。这种社交动态在进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过程与灵长类动物和其他社会动物统治等级的建立过程十分类似：既可以解决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各方付出惨痛的伤亡代价，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维持群体成员之间的秩序。
鸭子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感受”到焦虑的情绪，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科学家可以针对情绪导致的体内的生化变化加以测量。《自然》杂志用一篇文章的标题对此做了总结：“鸭子之间为争取性交所产生的性竞争着实对其生殖器的大小产生了影响。”弱小的鸭子为了生存，将配偶选择权让渡给更强大的同类，将产生无谓的暴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类似的“影响”其实给整个物种的进化带来了巨大好处。由此，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发现，焦虑在进化进程中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情绪对人类进化所发挥的作用其实也相当明显。只要想一想我们对婴儿这种交配的副产品所抱有的感情，你就能略知一二。大约200万年前，我们直立行走的祖先进化出了更大的头骨，大脑的额叶、颞叶和顶叶也相应变大。进化后的大脑如同一个新的智能手机，极大提高了人类的计算能力。但它也随之带来了诸多问题，因为人脑毕竟不同于智能手机，人类降生前必须经过母亲的产道，且此前必须依靠母亲的新陈代谢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基于上述理由，相较于灵长类动物，人类婴儿离开母亲产道时大脑并没有发育好——若想让人类婴儿出生时的大脑与黑猩猩一样发达，那怀孕过程至少要持续18个月之久。可若真是如此，婴儿的身体就会因为变得过大而无法顺利通过母亲的产道。如此看来，提前生产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造成了其他问题。由于人类大脑在出生时并不发达（只有成人大脑的25%，而黑猩猩刚出生时其大脑就已经相当于成年黑猩猩的40%——50%），所以人类父母必须要一刻也不能松懈地照顾弱小的孩子，而且要持续多年——至少是大猩猩照顾幼崽时间的两倍。
不用说也知道，照顾小孩绝对堪称人生一大难事。不久前，我与一位朋友共进午餐，他从一年前孩子出生后就成了全职爸爸。他曾是大学橄榄球队的主力，后来还担任过一家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再难的挑战都没有让他犯过难，但我们最近共进午餐时，他却一直闷闷不乐，说自己实在太累了，整天腰酸背痛，就连走路都是一瘸一拐。换言之，对他来说，在家做全职爸爸给他身体上造成的伤害完全不亚于罹患了轻微的小儿麻痹。
其实，我朋友的经历颇具代表性。照顾小孩的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西方社会，照顾孩子是最不讨喜的一项工作，但父母没得选，只要生了就得付出。很多人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认为拥有一个孩子会像一场盛大的聚会，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伴随这场聚会而来的是宿醉的后遗症——他们的职责不仅是孩子的父母，还是孩子的清洁工、服务员和安全员。
我们为什么愿意每天晚上起来三次给孩子喂奶？为什么愿意不厌其烦地给孩子擦屁屁？为什么要反复提醒自己锁好柜子，千万不要让孩子误食了小瓶子里银色的指甲油？理由就在于进化，进化促使我们完成所有相关的工作，进化激发了我们的情绪，即我们对孩子的关爱。
每一种情绪产生时，我们的思维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主要是为了满足某种进化的目的。人类对子女的关爱就像北美红鸭的交配焦虑一样，都是生命机器中的一个重要齿轮。我们之所以爱孩子，是因为进化论操纵我们这样做，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会贬低我们这份宝贵的情感，这一说法只是揭示了这份宝贵天赋的来源罢了。
达尔文虽然致力于挖掘出情绪的功能，但他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手段，再说他也没机会对红鸭做细致的研究（毕竟北美红鸭只产于北美）。不过话虽如此，达尔文的确详细研究过许多其他野鸭，包括它们的羽色、骨骼、喙、腿、翅膀和行为等，甚至还采访过鸽子和家畜的饲养员。此外，他还对伦敦动物园里的一只猿猴、一只红毛猩猩和许多猴子做过研究。
达尔文认为通过关注动物的外在表现，例如肌肉的运动和配置，特别是其面部肌肉的构成，可以深入了解情绪产生的目的。
他记录了动物类似人类的大量情绪表达，愈发确信动物“与人类一样，也会受到类似情绪的激励”，而情绪的外在表现则有助于感受的传达，即使动物缺乏语言能力，也能让我们看出它们的所思所想。狗狗看完《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不会哭泣，但达尔文相信，他在狗狗的目光中读到了爱的情感。
达尔文当然也对人类的情绪做了研究，主要关注的也是情绪的外在表现。他向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探险家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旨在了解不同种族群体的情绪表达是否有所差异。他研究了数百张记录演员和婴儿情绪的照片，本人也拍下了儿子威廉在婴儿时期微笑和皱眉的瞬间。基于大量的观察，达尔文确信，同一种情绪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会产生一致的特定表达——这与他在其他哺乳动物中观察到的结果并无二致。达尔文认为，微笑、皱眉、睁大眼睛、怒发冲冠，都属于身体表现，这些表现在物种进化的早期阶段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方说，狒狒在面对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对手时，它们会发出咆哮、拉开战斗的架势。狼也是如此，也会大声咆哮，当然，它们也可能顺从地露出肚皮在地上打滚，以此传递相反的信息，表示自己愿意做出退让。
达尔文由此得出了以下结论，即人类的各种情绪是从古老的动物祖先传承而来，对于远古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种情绪都发挥着具体而必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想法，彻底背离了几千年来普遍存在的观点——即情绪就本质而言只会起到反作用。
不过，达尔文也相信，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突然在某个时刻，人类发展出一种更为优越的信息处理方法，即理性思维——一种可以压倒非理性情绪的“像神一样的高贵智慧”，于是他的认识也发生了错误的转变，他也开始认为从那一刻起情绪便丧失了任何建设性的功能。在达尔文看来，人类的情绪只不过是上一进化阶段的残余物，和我们的尾骨或阑尾一样毫无作用，只会给我们造成麻烦，甚至是危险。
达尔文最终在他1872年出版的《人和动物的情绪表达》一书中给出了他关于情绪的结论。这本书堪称自柏拉图以来关于情绪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在随后一个世纪激发了“传统”情绪理论的研究，直到最近我们才从相关的传统认识中走出来。
传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所有人类都拥有几种基本情绪，而这些情绪也都有固定的触发因素，并会导致人类作出特定的行为；不仅如此，每一种情绪都源于大脑的某些特定区域。
传统的情绪理论最初就来源于达尔文提出的观点，与当时人类对大脑及其进化的认识密切相关，即所谓的“三位一体模型”。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他的畅销书《伊甸园的飞龙》中向大众普及了这一理论模型，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1995年出版的畅销书《情商》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仰仗于该模型。20世纪60年代到2010年出版的大多数教科书都认为人类的大脑由三个不断进化且越来越复杂的层次构成，事实上，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有一些图书坚持这一看法。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是爬行脑或蜥蜴脑，掌控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中间层次属于边缘脑，或称“情绪”脑，该部分源自史前哺乳动物；最外面一层即最复杂的一层是新皮层，据说该层次是人类理性思考能力的根源。三个层次的大脑基本上就相当于柏拉图情绪理论中的黑马、白马和御者。
从“三位一体”模型中不难看出来，爬行脑属于人类大脑最古老的结构，从爬行动物继承而来，具有脊椎动物的普遍特点。这些结构控制着我们身体的调节功能，例如，当你的血糖低时，正是这部分大脑让你产生饥饿感。
爬行动物饥饿时，如果它发现了猎物，便会上前捕食，但像猫这样的哺乳动物或许并不会急于捕食，反而会与猎物玩闹一番。人类看到食物时，也可能放慢节奏，我们喜欢津津有味地享受这一美好时刻。回归到“三位一体”的模型理论，哺乳动物这些更为复杂的行为主要归功于爬行动物并不具备的边缘脑。边缘脑控制着传统情绪理论中所列出的各种基本情绪，包括恐惧、愤怒、悲伤、厌恶、快乐和惊讶。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位于最外层的新皮层，它是我们理性、抽象思维、语言和计划能力以及有意识经验的根源。它还可以继续分为两个部分，也可以说成是左右两个半球，左右半球又可以继续分为四个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各自拥有不同功能：例如，枕叶是视觉中心，额叶包含的区域控制人类特有的强大能力，其中，前额皮层控制复杂的语言处理能力，而眶额皮层（额叶的一部分）控制社会情境处理能力。
“三位一体”的大脑层次结构与传统的情绪理论相辅相成，也认为新皮层作为智力中心与情绪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其作用只是调节情绪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冲击。基于这一模型所做的分析表明，情绪都来自大脑的较低层次，而每种情绪的产生都源于外部世界的特定刺激，如同一种条件反射。情绪一旦被触发，就会产生一种特有的身体变化，涉及不同的感觉和身体反应，如心率和呼吸及面部肌肉形态的改变。根据这种观点，某个特定的情境几乎必然会引发某种特定的情绪反应，只要大脑参与创造情绪的结构未受损伤，几乎每个人，无论来自何种社会文化，都会表现出同样的反应。
表面上看，“三位一体”的模型似乎可以很好地将情绪、大脑结构和进化融为一体，但它存在的唯一问题是缺乏准确性——毕竟它只是一个极度简化的模型。神经科学家有时为了简化仍然会使用这一模型，但如果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引起外界的误会。所以，我们有几点必须解释清楚：首先，该模型未能说明各层次之间发生的沟通与互动。比方说，如果食物气味在边缘脑中产生了厌恶感，它很可能会将这种厌恶感传递给爬行脑和新皮层，前者会导致呕吐的冲动，而后者则可能会使你跟该物体保持距离。其次，大脑中各种情绪的产生似乎并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都集中在某个特定区域，而是分布得非常广泛。从解剖学上讲，各个层次之间也有重叠，使得爬行脑、边缘脑和新皮层的区分非常复杂，弄不好就会漏洞百出，比如眶额皮层就常被误认为属于边缘结构。最后，大脑的进化过程并不符合“三位一体”模型的描述。尽管三个层次中的各种结构可能源于不同的进化时代，但随着新结构的出现，旧结构及其功能也并未停止进化，它们在大脑组织中的作用还在继续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曾经说过：“我们十分确定，大脑的进化靠的绝不是层层叠加。”
对情绪的传统认识虽然在流行文化中依旧十分常见，但该认识本身就跟其理论基础“三位一体”模型一样，完全靠不住，也只不过是个模棱两可的粗略概念，常常对人造成误导。如同当初的牛顿运动定律一样，人类对情绪的传统认识迎合的只是我们粗浅而直观的理解。如果我们借用工具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错误。20世纪初，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可以比牛顿更加深入地观察自然规律，从而揭示出牛顿的“经典力学”只是一种表象。同样道理，21世纪的技术也为科学家提供了超越情绪表征的观察手段，进而有力地证明传统的情绪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1983年8月30日午夜时分，大韩航空的007号班机从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飞往目的地韩国汉城（当今的首尔）。该航班载有23名机组人员和246名乘客，包括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极端保守派议员拉里·麦克唐纳（Larry McDonald），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参加《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周年庆祝仪式。据《纽约邮报》报道称，本来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要一同前往，后来因故取消了行程。
这架波音747在安克雷奇
加完油后再次起飞，一路朝着韩国西南方向飞去。大约10分钟后，飞机开始向北偏离航线。又过了半小时，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金萨蒙的自动军事雷达系统探测到飞机已向北偏离预定航线约12英里，但相关军事人员却未收到通知。于是，该航班在接下来的五个半小时继续沿着错误方向在高空飞行。
终于，当地时间凌晨3点51分，飞机进入了苏联堪察加半岛的限制领空。（此时，飞机已经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确切的时间应该是1983年9月1日。）苏联国防军在监测飞机一小时后派出了三架苏-15战斗机和一架米格-23战斗机对该班机进行观察。“这是一架波音飞机，我看到了两排窗户，”主驾驶员后来说，“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要知道，把民用飞机改为军用飞机的情况并不少见。”
于是，他向飞机发射了警告导弹，希望飞行员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拦截，并根据他们的指令将飞机安全降落。但导弹飞过时，波音飞机竟然没有发现。而航班机长当时正在向日本东京地区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出无线电信号，希望对方同意飞机上升到海拔更高的飞行路线以节省燃料。东京方面批准了该请求。于是，波音飞机开始放慢速度向上爬升，这在苏联飞行员看来就是一种拒不合作的规避动作。苏联飞行员虽然担心这有可能是一架民用飞机，但依然按照军事条例向飞机发射了两枚空对空导弹。就这样，这架波音747不幸被击中，快速下降后坠入海洋，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后来，北约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来回应苏联的这次袭击，无疑加剧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局势，紧张程度达到了自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那段时间，美国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不仅批准了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系统，而且还经常抨击苏联，称其为“邪恶帝国”。基于种种情况，苏联军事高层对该航班的意图自然深表怀疑。
有些苏联高级官员甚至公开表示，他们十分担心美国正在计划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据说，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对此感到非常担忧，甚至命令苏联军方秘密启动了一项情报收集计划，用于监测美国可能预谋的核进攻。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大量地面雷达，目的就是帮助卫星系统探测导弹。
大韩航空007号航班的空难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正赶上44岁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中校在苏联监控预警系统的秘密指挥所值夜班。他曾接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工作职责十分明确：及时发现系统可能发出的任何警告，并第一时间向最高军事指挥部报告。他与其他同事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名工程师。
当天晚上，彼得罗夫已经坚守了几个小时，突然警报响起，屏幕上闪过一张电子地图，背光屏幕上显示出“发射”两个字。彼得罗夫极度震惊，心脏狂跳不止，肾上腺素一路飙升。很快，系统再次报告有导弹发射，随后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系统显示，美国已经向苏联发射了五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
彼得罗夫再次确认计算机上显示的内容，警报可靠等级已经达到“最高级别”。触发警报的数据已经通过了多达30层的验证，摆在彼得罗夫面前的选择很简单，他可以直接联系苏联最高指挥官，只要拿起电话向其报告发射情况即可。但彼得罗夫知道，一旦报告，必定会引发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进而演化成一场核战争。彼得罗夫内心感受到巨大的恐惧。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不可否认这一警报完全可能是一个错误。一旦向上级报告，人类文明将就此终结；但是若不报告，那便是他工作的失职。
彼得罗夫犹豫再三，计算机报告的数据十分明确，军方交代给他的命令也毫不含糊，但他内心深处仍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警报。他思前想后，始终想不通，如此精密的系统，怎么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彼得罗夫深知留给他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无论是否报告，他都必须即刻采取行动。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依照军方的命令以及手头的数据，他必须立即报告此次攻击行为。可是他再三思考，尽管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警报有误，他还是决定暂时不向上级报告。相反，出于对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抵触情绪，他给苏军总部的值班人员拨打了电话，报告称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
彼得罗夫知道，他的军人同事一定不会违抗军令，但他却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他焦急地等待，如果他错了，他将成为苏联有史以来最大的叛徒，正是他的一意孤行才导致国家遭到无情打击。不过，如果真是那样，世界都毁灭了，他是不是叛徒又有什么关系？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慢慢觉得自己有一半的概率是对的。他后来表示，过了整整20分钟，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后来的调查显示，造成这一错误警报的原因是美国北达科他州高空云层阳光反射出现了异常，而苏联卫星则将阳光的反射误认成了多枚导弹的连续发射。
情绪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自身遭遇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错综复杂和亟须决定的情况下，情绪作为我们内心世界的指南，会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虽然彼得罗夫的决定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理由，只是情绪在作祟，但在那一瞬间，他凭借以往经验，快速做出了决定，超越了理性分析所能实现的效果。彼得罗夫真正做到了听从情绪的指引，相较之下，击落大韩航空007航班的专业战斗机飞行员却没有做到听从本心。
内心的感受至关重要，但内心的确也很难参透。好在，新的情绪科学已经扩展了我们的自我认知：我们知道，情绪与大脑的神经回路浑然一体，与我们的“理性”思维回路也密不可分。没有推理能力，生活依然可以继续；但如果失去“感觉”，我们就会完全丧失生活能力。我们与所有高等动物都有着类似的精神系统，情绪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情绪在我们的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比理性更加重要，这也正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