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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史书，大抵详于政治，一部廿四史之中，大部分是政治史。可是要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故纸笔中，寻出一个条理井然的系统，差不多比沙里淘金还难些。然而淘金必须有淘金的方法，想在古史的荒丘中，淘出一点光辉灿然的金屑，首先便要注意所谓方法论。倘或方法论不正确，即使下笔千言，也许离题万里。我国文人以其毕生之岁月，葬送在古史的荒丘中，而一无所得者，真不知有多少呵！这自然不是他们之中没有良史材料，不过有良史而无好方法，总是徒劳无功的。
劈头要指出的是，老牌的中国旧历史家，他们用旧方法搜集史料，跳来跳去，跳不出旧的圈套，所以，对旧史书不能加以批判的整理，只是固执陈说，抄录旧史，争以渊博相尚。如研究吾国长城，初无专书可考，想到长城之筑，所以拒胡，以为《史记匈奴传》中，必有相当的史料。又想到战国之世，地据北方者不止一秦国，则燕赵世家，亦须浏览。又想到蒙恬威震匈奴，功业首屈一指，则《秦始皇本纪》及《蒙恬列传》，亦当细心阅读。或更旁及《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中之北方诸郡，以采其有偶及长城的纪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正如崔述所谓：“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关于长城在人类进化史上的意义，这些旧历史家向来没有加以注意，他们所得的印象，只是模模糊糊“拒胡”二字。我们知道长城所以能够筑成，第一，物质生产力已发展到有一部分非农业的劳动者可以离开生产；第二，劳动组织已进到单纯协业（Simple Cooperation）的形式；第三，国家除供给民事上与军事上费用之外，还有一种生活品的剩余；第四，这些生活品的剩余，集中于一个人或少数人之手。假使未具备这些条件，长城决筑不起来。像这样重大的意义，吾国以稽古为专业的旧历史家，连梦想也没有想到。
其次，是胡适、顾颉刚一流整理古史的校勘家，他们除了懂得校勘学以外，又窥见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比旧历史家总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他们也谈到科学的方法，据胡适的自供：“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见《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八八页）这种方法帮助了他们，同时也限制了他们，他们的长处适成为他们的短处。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之“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他们的成绩，只限于校勘家而止，在古史的荒丘中，何曾有什么新收获？无论他们如何自信，要在“烂纸堆”中“捉妖”“打鬼”，结果，仍为“妖”所困，为“鬼”所迷。
因为他们是校勘家，所以，纵然有志整理古史，终究只整理了古书，只辨别了古书的真伪，“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页）胡适虽然立下“信史的骨干”，顾颉刚已着手“建立信史”，到现在还未有“信史”出版。他们于校勘学所入愈深，则于古史边际所去愈远，他们只去怀疑史书，决不能建立信史。校勘家的方法，已宣告“此路不通”。所以，研究古史的道路，不应从文字学出发，而应从社会学入手；目前许多后起的社会学家，已经跑过胡适、顾颉刚的前面去了。
在整理古史运动中，异军突起，显露头角的，要算陶希圣一流的社会学家，这一派人就文字考校说，固然还逊于校勘家，而就社会学知识说，却高出于校勘家之上。他们肄习过西方社会史，运用这方面知识来观察中国社会，其收获当然比校勘家多些。可是他们就如校勘家一样，受了自己方法论的限制。下面便是陶希圣一流人的方法论（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一——三页）：
如何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在观察中国社会时，应取三种观点：
第一是历史的观点。中国社会不是静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动的——是几千年历史运动所造成的。在二千四百年以前，原始封建制度已转变为商人资本与土地的封建剥剥交互影响而成的经济构造。二千四百年以来，又经过几次的变迁。一千年以前，自然经济优越于货币经济；一千年以来，货币经济渐趋优越，商业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目前金融资本商人资本支配下的小规模生产制度，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必须取历史的观点。
第二是社会的观点。中国社会构造及政治组织，依旧史学看来，是个个人物造成的。秦皇、汉武、王莽、王安石各有功过。没有他们，则秦、汉、宋代的政治必不如史书所记载。但是，大人物是社会创造的。大人物之所以大，是由他们所绾领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之大。孔子支配着二千年来的社会意识，这是不错的。但是孔子之所以有支配力，是由于某种社会势力的拥戴及援引。所以，我们观察中国社会不取个人的观点，而取社会的观点。
第三是唯物的观点。中国历史不是心的发展或观念的发展。不是天道理气的流行。中国历史的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中国历史所以没有像欧洲近百年来急剧的变迁，所以，不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有周期病理之现象，所以，有社会衰落的状况，这些决不是某个人某学说某政治主张所促成，所转移，所能够救济于万一。我们虽不执着于历史定命论，但若把历史的成因详加剖析，则今日社会的状况，却都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从陶希圣的自供中，知道他懂得历史是动的，懂得历史不是大人物所创造，懂得历史不是心的发展或观念的发展，按上一件唯物论（？）的大衣，反对唯心史观的统治，这确是他所以引起一般青年注意的根据。假使不客气的剥去他们的大衣，那么，就可以窥见他的“庐山面目”了。
先看陶希圣所谓历史的观点，充满了庸俗的进化论者的意见，仿佛历史运动中只有“慢慢变动”——渐变——的规律，而不懂得历史过程中革命——突变——的意义。他仅仅知道从原始社会进到金融资本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不懂得历史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新制度有“否定”（Negation）旧制度的必要。这不过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
再看陶希圣社会的观点，非常笼统模糊，仿佛社会势力是不可思议的超越一切个人，这即是说，他只看到一个社会——一个茫然不知其畔岸浩乎不知其津涯的社会，根本不了解或不愿了解社会内部的对立——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对立。他仅仅知道以笼统模糊的社会观点来解释历史。而不懂得以对立物争斗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这不过是一种陈腐的“民胞物与”的社会观。
最后，关于陶希圣唯物的观点，也是莫名其妙。他把地理，人种，生产技术，自然材料并列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这原是一些地理学者与历史学者接近唯物论的见解，而与历史唯物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却大大不同。陶希圣眼中只看到历史的自然条件（地理，人种，自然材料）或人对自然的关系（技术），却未看到社会条件，即是说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他尽管开口唯物，闭口唯物，其实没有把握住唯物论的核心，反而走上唯心论的巢穴。至多也不过是二元论的或多元论的唯物观。
总之：陶希圣一流人的方法论，显露了许多矛盾性，更明白些说，即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显露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性，显露了叙述与结论的矛盾性。这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使他们不能澈底站在唯物论的立场。所以，陶希圣也与胡适、顾颉刚诸人一样，成了过去的历史家。
方法论的重要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是也。胡适也说过：“同样的材料，无方法便没有成绩，有方法便有成绩，好方法便有好成绩。例如我家里的电话坏了，我箱子里尽管有大学文凭，架子上尽管有经史百家，也只好束手无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电话，请电话公司派匠人来修理。匠人来了，他并没有高深学问，从没有梦见大学讲堂是什么样子。但他学了修理电话的方法，一动手便知道毛病在何处，再动手便修理好了。我们有博士头衔的人只好站在旁边赞叹感谢。”这段话把方法论的重要形容尽致了。胡博士不能修理电话，就是胡博士只懂实验主义，不懂修理电话的方法。
在神秘性的中国历史之荒丘中，想建筑一座琼楼玉宇，自然远非修理电话可比。理想上的建筑工程师，不是旧历史家，因为他们只知道抄书；也不是胡适、顾颉刚一类的校勘家，因为他们只知道整理，更不是陶希圣之流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们只知道进化论的历史观，只知道“民胞物与”的社会观，只知道二元论的或多元论的唯物观。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中，扫除了过去的一切。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只有唯物的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s）是崭新的科学方法论。唯物的辩证法是什么？唯物的辩证法是费尔巴哈（Feuerbach）唯物论与黑格尔（Hegel）辩证法的合题（Synthesis）。
唯物论确定“物质为主精神为附”的原则，攻下了数千年来唯心论的堡垒。辩证法呢？“在人类知道辩证法是什么之前，他们的思想早已是辩证法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便达于最高峰，打破了过去形式逻辑独霸天下的局面。不过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总算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大思想家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唯物论与辩证法是新科学方法论体系中之两个因素，如果缺少了其中一个，就破坏了整个体系。普列哈诺夫说得好：“我们辩证法之基础，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观。我们的辩证法时刻不能离开唯物论。唯物论失败了，我们的辩证法也要随之失败；反之，没有辩证法，则唯物论的认识论，也要成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见《论费尔巴哈》俄译文序言）这几句话，把两者的关系解释得极清楚。
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问题，不是唯物论的辩证法是否真理，而是怎样应用这个真理到历史研究上去。换言之：就是怎样把握这个新武器去开辟中国历史的荒丘，怎样在这荒丘上建筑一座琼楼玉宇。
先就唯物论的观点说：所谓历史决不是唯心派所想像的东西；如法国白西埃（Bossuet）说历史宣示“神意指导人类”；德国雷生（Lessing）说历史是神对人类之教育；斐希特（Fichte）说历史乃理性之表现；谢林（Schelling）说历史是绝对性（Absolute）之经常不辍渐渐进展的过程，即是神的表现；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为“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之合理的必要的展开”。刚刚相反，历史的发展是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一致的；由社会经济构造所决定的矛盾与争斗，在历史过程中全部反映出来。依照这种论据，可知研究历史不应该从什么“神意”“理性”“绝对性”“世界精神”这一类的“鬼话”入手，而应该从“物质生产力”“社会经济构造”入手。
再就辩证的观点说，历史的发展便是辩证的发展，辩证的基础本定律可归纳为三项：（一）矛盾的统一；（二）否定的否定；（三）由量到质的变化。依照第一律，矛盾是整个宇宙物体中都存在的，历史运动也是一种矛盾运动。我们研究历史，要抓住其中的矛盾，要认识各阶级的利害冲突即社会矛盾最显明的形式。中国政治史上几千年来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动，便是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血肉相搏的悲剧。依照第二律，物体发展到了某一阶段，必然被它本身否定，变成另一种形式；但这种否定，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包含着未来否定的成分，到某时期又把它否定了。这种最后的否定，称为否定的否定。我们研究历史，要知道现制度已否定过去的旧制度；而未来的新制度，又要否定现制度。一部中国政治史便是新旧制度的变迁史。依照第三律，每个物体发展到了某一阶段，将由量的变化转变为新的质。这即是说在发展中要经过两个阶段：渐变与突变。“突变是渐变的前提，而渐变必然的要归纳到突变”。我们研究历史，当了解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突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治史上所爆发的革命，即是一种突变。
研究历史是要暴露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去掩饰这些真相。唯物的辩证法，乃最新最准最灵巧的摄影器，只有它能把历史的真相全盘托出，它的价值远出于一切旧方法之上。我们不妨试用唯物的辩证法去开辟中国历史的荒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