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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政治史及其分期

分期的意义

中国本是现代世界上一块“神秘的国土”,关于中国历史上的问题,更其是“神秘的神秘”;中国政治史是全部历史中之一部分,要揭穿里面的神秘,须借用二十世纪科学之光,方能有效。因为中国政治史的真相,被“十口相传”的传说,后人伪造的古书,以及近来受了些科学洗礼的东西洋博士之穿凿附会,弄得一塌糊涂,好像成了一座“迷宫”,使有志问津的人如坠五里雾中,无从着手。

中国政治史自然是和西方各国的政治史一样,是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一部政治斗争的纪录。这一种亘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争斗,不待说,本是经济构造的反映,同时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又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所以,要了解中国政治史,不得不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作有系统的叙述。但叙述亘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为清醒眉目起见,又不得不作人为的分期,好像在平沙万里的荒漠中,竖起几个大的计程碑(Milestone)来。

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论战

中国政治史的分期,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无原则上之差别。所以,在说明中国政治史分期之前,必先说明中国社会发展所经过的阶段。

两三年来,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差不多达到空前未有的热度,可惜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来。兹介绍几种较有系统的意见于左:

(一)熊得山以为:“在神农以前,可叫做原始共产社会。在神农以后的至陶唐止,可叫作村落共产社会。封建社会大概是发轫于夏代,至周初算是繁荣到极端,其命运亦于周末衰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代表土地资本的余孽,仍咄咄逼人,汉代大封同姓,唐代藩镇专权,以至元代的省道,明代的藩封,清代的总督,民国的督军,无一不是变相的封建诸侯。所以,中国近代社会仍是封建社会。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土地资本开始崩溃,发生了不少的新兴工商业者。但因帝国主义者的扼制,不独国家资本不能建设,即个人资本亦无从谈起。”——见《中国社会史研究》第二〇九——二二三页

(二)周谷城以为:“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至于秦初,可以算是一个封建时代。”《中国社会之结构》第四六页

(三)陶希圣以为:“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约在东周时代——编者注)而直至今日,中国的主要生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后六世纪(约在元代至现在——编者注)则货币经济始显然抬头。虽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有所交替于其间,而社会构造的本质仍没有根本的差异。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一九五页(近来,陶希圣的意见已有修改,详见《当代论坛》第六期《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估定》一文。)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认为中国从夏初起,不,从邃古起,即已进入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为止,仍未能跳出封建势力的范围。封建这个怪物,在中国历史上,盘踞这样长久的时期,似乎这一点就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但王宜昌却为例外,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五胡十六国。)

(四)郭沫若“自称坐起飞机把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展望了一次”,以为中国社会的历史阶级,可归纳成下面一个公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三页):

(五)杨东莼以为:“由黄帝至尧舜这个时代为氏族的公产社会。夏商是奴隶制的国家。真正封建制的国家实始于周代。秦灭六国,封建制度在形式上归于消灭,实质的封建制度——或者说封建势力(陶希圣也有这种意见——编者)——却依然存在。中国封建制度在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才发生根本的动摇,且因此产生资本家与工人对立的关系。今日的中国社会形态,便不纯粹是资本制的,而封建制的地主与农夫对立关系以及师傅徒弟对立关系,依然占重要的地位,不过从大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到资本制了。”——《本国文化史大纲》第一一二——一一五页

(六)李季自称“按照中国全部经济发展的情形,以生产方法为标准”,划分各个时代如下(《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

(一)自商以前至商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一四〇二年止)。

(二)自殷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四〇一年起至一一五年止)。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三四年起至二四七年止)。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二四六年起至纪元后一八三九年止)。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一八四〇年起)。

这三个人的意见,似乎比前面三个人(熊得山,周谷城,陶希圣)要俏皮些。他们也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即都以下面这个公式为划分时期的出发点:

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续的时代。(《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

而他们不同之处,就是郭沫若一口咬定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即原始共产制,“古代的生产方法”即奴隶制。杨东莼似乎是窃取郭沫若意见之人,完全抄写郭沫若的公式,不过把年代变更了一下。李季遵照普列哈诺夫的解释,认为亚细亚的与古代的生产方法,是两个同时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型,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连续于原始共产之后,而把奴隶制删去。

我的意见与郭沫若、杨东莼不同,因为我不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当然不是否认某些时期有奴隶存在过),我的意见也与李季不同;第一,我认为无所谓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详见杜博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的本质》第二章);第二,我认为前资本主义亦无所谓独立的生产方法,所以,都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时代。他们三个人都以中国社会目前已进到资本制,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中虽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就一般说来,还不是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

现在已临到我自己发挥正面的意见的时候了,我以为古代社会的著者莫尔根(Morgan)发现氏族社会,其意义约与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相等,什么是氏族社会呢?用不着我饶舌,氏族社会研究专家考瓦列夫斯基已说过:

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集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依照这种论据,我们必需把氏族社会看成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独立的时期,因此,中国社会史也没有什么例外,其分期的顺序应该是这样:

(一)原始共产社会——伏羲以前。

(二)氏族社会——从伏羲到殷末。

(三)封建社会——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

(四)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中国政治史的分期

中国社会史的分期问题,既解答如右,那么,在这样总轮廓之上,再讨论中国政治史的分期,便迎刃而解了。我认为中国政治史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时期:

(一)伏羲以前为无政治制度时期。

(二)伏羲到殷末为氏族政治制度时期。

(三)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为封建政治制度时期。

(四)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时期。

这不过是一个约略的划分,各时期之间并无显明的界限,如用刀切断的一样。为什么如此?第一,因为纯粹社会,无论何时是没有的,社会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仍保持着过去的残余;其次,因为一个新制度是从旧制度里面孕育出来的,新旧递嬗之间,并无鸿沟隔绝;所以,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其中实有不断的线索。上面人为的分期,无非取便研究而已。 FypCQmjYiD+ffEGPrAwlIuW4R/tLyjGMA0utrgpGR9ru5RQW1sPk+0VCTsqUEN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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