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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节，已经说明了政治史的意义，即是说：政治史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种研究政治生活发展的过程，从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五花八门的政治争斗中，探求其因果关系的定律之科学。换言之：从静的方面讲，要了解某时期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形式，从动的方面讲，要了解各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并且在这些政治制度的形式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之中，把其因果关系的定律作相当的阐明。
因此，政治史的范围，主要的自然是在静的与动的两方面去分析政治制度。本来，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内部有了阶级分化以后的产物，即是说：支配阶级需要一种政治权力以控制被支配阶级时，政治制度才正式成立。所以，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权力制度，政治生活就是一种权力生活。更具体的说，所谓政治生活发展的过程，就是行使政治权者与服从政治权者争斗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政治史的中心问题，就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阐明其政权的性质，阐明其政权所代表利益是什么，阐明在这种政权控制之下被统治的是那一部分人。这是政治史范围内主要的领域。
然而政治制度，不是像“陨石”或“陨铁”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实社会之产物。我们在前面已引证过“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的经济构造——真实基础；在这基础上建立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政治的………生活过程之一般的性质”。又引证过“经济基础一有变动，巨大的上层建筑便随之而缓慢的或急剧的变革”。前一个引证是说明政治制度的形式由经济基础决定，后一个引证是说明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所以，政治生活恰是经济生活之产物，政治制度恰是经济构造之产物。所以，我们分析政治制度——无论从静的方面或动的方面——不能把经济基础丢掉不管。正相反，要从经济关系上去阐明某种政治制度成立的原因，要从经济关系上去阐明某种政治制度变革的酵素。如果离开经济关系而言政治，那只是一种空想，一种玄谈。因此经济构造便形成了政治史范围内之一部分，我们可称为政治的基础。
同时，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极其错综复杂，于是有所谓“相互影响”之说。在前面已引证过“一定的意识也是适应基础的。”并且略加解释，认为“意识形态不但为经济构造所决定，也为法律及政治制度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在下层基础影响之下发生与发展，但也能影响到基础本身；这即是说，上层建筑之二对于其决定者上层建筑之一与经济构造……都有反作用的力量”。这种解释，自然不是武断。姑举一二论据于下：
我们所认为思想上的见解，转而反应到经济基础，并于相当限度之内可以改变这个基础。——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恩格斯给Coras Schmidt的信。
某一国家之政治制度，为什么所决定呢？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需先以某种观念形式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先在其观念上发生转变，就不能经过经济上的转变。——普列哈诺夫《二十年》
依照这些论据看来，政治制度可以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亦可以影响政治制度。那么，要了解政治制度的成立与变革，就不能把意识置之度外了。因此，意识形态也成了政治史范围内之一部分，我们可称为政治的反映。
总括起来；政治史的范围有三：
（一）政治的基础——经济构造。
（二）政治的本身——政治制度。
（三）政治的反映——意识形态。
这三方面——政治的基础，政治的本身，政治的反映——形成整个的解不开的连环，我们不能任意分割。所谓政治史，便是这一连环内不断的变迁，即是说不断的矛盾之发展。我们要研究政治史，要研究中国政治史，不可不用科学的望远镜，在这三方面的领域内全部窥探一下。如果窥探范围仅限于政治制度的本身，而遗弃经济构造与意识形态，仿佛是“砍头去尾”，所获得的只有残缺不全的躯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