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不爱吃面条,一见到家里吃面条就要嚷嚷“头晕”。其实那时我家和嘉兴大多数人家一样,一年当中是很少有几回吃面条的。我从小这一不食面条的怪癖,是否跟少吃面条有关,则不得而知。对于面食,人们一向认为面食是不能像吃饭那样当饱的,所以很不看重。这从历史上似乎也能找到依据,清乾隆年间项映薇著《古禾杂识》中“饮食”所举“韭溪桥某家三鲜面”“横埭某家三鲜面”,以及“春波桥钱家早面,佐以白切鸡、蟹羹等,鲜美胜于他处,人呼为小手家小面,每晨座客恒满”。小手者,巧手也,谓善煮面条也。这都是指当时的小饭馆,且三个地方两处没有姓氏。这种现象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塘湾街的禾兴馆和张家弄的漏顺大鸡面店,都是嘉兴有名的面馆。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面店(如冬季专供“酥羊大面”的店),则有好多家,经营者大多为江西人。
老嘉兴人在家中煮面条吃,是被当作某种礼仪看待的,比较常见的是老人过生日所吃的“长寿面”,以面条卜长寿,意义已不在吃面。倘说调剂口味,煮面条像是只有一种:糊涂面。把面条青菜一塌刮之煮一大锅,厚笃笃吃起来很绵。面条之外,馒头、包子、水饺、馄饨之类,除馄饨在农历七月半做次把吃吃,另外三种绝少有人家会做。说到馄饨,江西人馄饨担上的“小馄饨”,不少人有文章写到其味“鲜美无比”,但一般的只把它看作是一种“闲食”,平时不舍得花钱买一碗尝尝鲜,只有到家中有人生病时,才去街上叫一客来开开胃,算是给生病人最好的享受了。
嘉兴人在家中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疙瘩”,即把面粉用冷水调成糊状,拿调羹一下一下舀到锅里,面糊在沸水中凝结成“疙瘩”,然后加青菜或咸菜,煮成黏稠的一锅,比糊涂面多费一点手上的功夫而已。50年代初,有一批山东干部南下来到嘉兴,山东人嗜面食。他们从老区带来了很好的革命传统,表现在吃食方面是异常简朴。看到山东来的干部手里拿个煎饼,把两根大葱一卷,蹲在地上(有凳子时则蹲在凳上),咯吱咯吱吃得很香,人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难道这也算是在吃饭么?
南下来的山东干部后来有不少跟嘉兴姑娘结了婚,在馔食上虽然有很多人现在仍然保持着偏嗜面食的习惯,但大葱少有人吃了。在老嘉兴人的眼里,面食、大葱和生蒜头,那都是北方人吃的。过去的嘉兴人从来不吃大葱和生蒜头,这倒不只是因为吃了口臭,主要是嘉兴人性不喜辛辣之味。老嘉兴人烧霉菜肉、清蒸黄鱼,放几瓣蒜,那是熟吃,已无异味。晚清大画家蒲华的身世一直是个谜,最近有研究者根据蒲氏之父在城隍庙前卖“保福饺子”这一点,推想蒲氏祖先并非当时所称的“堕民”,而是南宋时来自北地的士族。我以为这说法有些道理。面食及面食的做法,不要说在清末了,倘在五六十年前你随便找一家嘉兴人问问看,回答你的一定不是糊涂面便是面疙瘩,顶多再来一个“摊面饼”。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摊饼吃算是讲究的,放一个鸡蛋在面糊里,加葱花细盐,两面煎得油汪汪,上口香而软。如此说来,像禾兴馆那样有名的面馆,又是些什么样人去光顾呢?据我所知,最多的是本地人中的酒徒,所谓“早酒白鸡面”或“五加皮酥羊大面”,坐客满堂,其遗风衍流至今未曾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