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言

“校勘一部马可波罗（Marco Polo）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要作这种事业，必须确知中世纪的地理，东方的历史，此时代旅行家的行纪，当时同现在鞑靼人（Tartares)、印度人同其他亚细亚民族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的风俗，同世人不大认识的出产。既确知矣，尚须加以适当的批评，细密的鉴别。这些事无论一个人学识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挚，很难兼而有之。”（见烈缪萨〔Abel Rèmusat〕撰《亚洲杂纂新编》第一册382页）

这些话绝对不错。我们作此事时，业已有这种感想，必须一个博学的人，才能够注释马可波罗书。这是我们所欠缺的。从前有几个朋友劝我们将这部“世界奇异书”刊行一种新版本，我们颇受这种事业的诱惑。可是我们所认识的马可波罗书，同众人所认识的一样。我们曾经读过，赞赏过，并承认过，颇节（G. Pauthier)、玉耳（H.Yule)、戈尔迭（H.Cordier）同其他学者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不少问题所刊布的那些博识的注解，我们老实以为关于这个旅行家的研究，业已详尽无余。我们所以要必须尝试，是因为这个物搦齐亚（Vénitie）人的行纪，在意大利文、英文、德文书中，不难用贱价买得一本；乃在法文书中，要觅取一部可读的马可波罗书，除开沙尔通（E. Charton）的译文（《古今旅行家》第二册）外，必须觅求贵价而难得的版本，像伯尔日隆（Bergeron）版本之类（《12世纪、13世纪、14世纪、15世纪中的亚洲行纪》，1735年海牙La Haye本），或是像几乎不能见的1556年的译本之类（《东印度有名州城的地志，同其居民的风俗法律志，……》，物搦齐亚贵人马可波罗撰）。所可惜者，法文书中并无一部适应大众的读本，像1907年蓝克（Hans Lemke）博士采玉耳同颇节的注释所刊布的德文本之类。所以只能见着伯尔日隆译文的那些重刊本，而这种刊本不附注释，同旧法文的原译本一样难读。如此看来，外国人在他们的译本中不难读马可波罗书，而我们既难读旧法文本，只能见着一些引文，而且是些脱漏不完全的引文。

这皆是驱使我们执笔的理由。我们意思仅在翻译一部业已注释而易读的本子，将其文体略为更新，可是仍将它的朴直而意味深长的文格保存。当然我们选择的是1867年注释丰赡的颇节本，同时并利用玉耳同戈尔迭最近的注释。版本之选择，并无其他理由，因为纵在今日，如果要指定马可波罗书的一部善本，虽然我们偏向剌木学（Ramusio）本，仍不免承认1824年的巴黎地理学会本，具有最初笔录的风味，较之马可波罗本人改订的那些本子，易于了解。复次，剌木学本虽然详备（因为世人拟此本是马可波罗的最后补订本），似乎有些后来窜入之文。可是各本皆有它的好处，必须互相参校。我们并不想规仿玉耳的尝试，将诸本合并为一本，因为各本对于一事时常叙述各异。比方第七十三章，有些本子说阔里吉思（George）国王是天德（Tenduc）君主长老约翰（Prêtre Jean）以后的第六个君主，有些本子仅说他是长老约翰的曾孙，其说皆有理由，未便取舍也。

我们的工作，一直到行近东突厥斯单（Turkestan）的时候，很顺利，可是到了此地，才知道困难；到了中国本部，又见许多游移不定的名称之考订，未免虚构；这些名称的考订，不能仅据欧洲人的撰述，必须考证中国的载籍。

幸而现代的中国学者研究到中世纪的情形、注意到中亚细亚的历史同蒙古人之侵略，他们曾将马可波罗书译释。这是些新的贡献，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利用。但是我们常在可能限度中引证其考证之文。其中有一人，是张君星烺，曾研究过波罗在中国所执的政治任务，其研究成绩已刊布于《地学杂志》中，他正在预备一部马可波罗书的刊本，可是不知在何日出版。

波罗此种政治任务，此时未便说明，后在结论中述之，因为有不少点，学者尚未发表意见，远东法国学校校长鄂卢梭（L. Aurousseau）君将别有一种研究也。比方读剌失德丁（Rachid eddin）的序文，足以使人惊异者，据说剌失德丁修史时，曾得一名Polo（钧案：此误。以后所言波罗的政治任务并误。伯希和对此已有纠正，可参观本书附录《〈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沙海昂后在本书第三册后亦自纠其误，并悔误采中国学者无根附会之说）者之助，此人来自契丹（Cathay)，在本国曾为大元帅及丞相，“他认识突厥诸部的历史及起源，尤其是蒙古族的历史及起源，非他人所可及”。

马可波罗回西方时，曾止于波斯宫廷，必曾见过剌失德丁。只取其所记东方鞑靼历史诸章审之，其细节同剌失德丁本人的记载很符，此点毫无疑义。核对年代，好像可以参证波罗曾为剌失德丁合撰人之说，因为剌失德丁书成于1307年，乃奉合赞汗（Khan Ghazan）之命而撰（合赞汗在位始1294终1303年，又据别一说，始1295终1304年），其撰人初为医师也。总之，剌失德丁所志此波罗丞相之大元帅的官号，恰与《元史》本纪所载枢密副使的官号相符。元朝只有皇太子能作枢密使，若是再考此人参与阿合马案件的情形，颇节所考马可波罗即是《元史》枢密副使孛罗一说，竟可确定。

又若马可波罗所记忽必烈（Koubilai）讨伐蒙古诸叛王，同诸叛王互相争战的事迹，表示他完全知悉他们的争端、他们的兵额。如果他在军职中未占一个重要位置，他如何能知这些消息？若是说他在预备远征日本一役里面未曾画策，日本人决不能将他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计划的主谋。现在只说事实，忽必烈远征失败预备报复之际，正是马可波罗被任为扬州总管继续在职三年之时。这个地位本身已很重要，尤其重要者，其驻所就是预备远征日本的主要根据地。所以1277年徙扬州行省于杭州之时，原在扬州设置的一切机关，仍旧构成一种特别行政机关，直隶中央政府。

在这种境况中，以如是重要的地位委任马可波罗，足证他颇受大汗的宠任。又如他所记远征日本舰队的情形，以及他所闻此国的资力，又足证明他注意此国颇为深切。

这些波罗的政治任务，虽然在马可笔下泄露若干暗示，可是很保存秘密，如果有日检寻中国载籍，更有发现，尤足加增我们对于这个先到中国而将此国完全表示吾人的前辈之敬服。我们所应承认者，所有住在此国的外国人，或者无有一人能在少数篇页之中，将我们所亲见的事实、此国的历史、其地理、其外交、内地及四裔的一切种族、其政府、其资力、其居民之宗教风俗，等等，记载如是详悉。马可波罗在建设近代地理方面，已经是他的母国物搦齐亚自豪的人，并是西方的光荣。顾因其曾在中国占有重要位置，牺牲大好年华，故此人殆渐为中国所夺去。等待数百年后，他的名字将与荷马儿（Homcre)、赫罗多忒（Herodote)、孔子诸大有恩于人类之人并垂不朽。

我们很想在一种科学训练的精神之中，对于中国名称之罗马字的译写，采用远东法国学校所用维西叶尔（A.Vissière）的译写方法。然而我们尚未见根据这种方法所编纂的字典。而且《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著录的地名极多，泰半皆见夏之时（Richard）神甫的《中国地志著录》，所以我们对于一切地名，尽先采用此书的写法。不见于此书的地名，则用德拜思（Debesse）神甫《汉法字汇简编》的写法。这两个著作家虽然同道，写法亦有不一致的地方。既然无有一种完善的罗马字写法，与其各人用各人的写法，何不采用一种呢？所以我们颇惜未能遵循远东法国学校的前例，对于其用罗马字译写的汉字，有不足的不得不加以补充。

尤使这件问题愈趋复杂者，这些地名，不久多为不适用的地名。自从中华民国建设以来，不仅改府为道、改州为县，而且常将行政区域的名称变更，如同从前朝代更易之例。然则应将欧洲一切载籍中所用的地名完全抛弃，改用新名欤？此事我们不能为之，宁可遵守马可波罗的先例，保存旧名，况且有些旧名尚在流行。

此书关涉问题甚夥，编撰尚未完全告成，我们不宜在一篇叙言中缕。我们对于奖励我们的人皆表感谢，尤其对于我们东方语言学校的旧师长维西叶尔同戈尔迭二人表示感谢。我们的注释成绩不甚劣者，并出二师之赐。此国尊师，重于他国，成语有云：“请业者均受陶熔。”吾人之言，亦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