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七百多年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无疑是位先驱者，其所著《游记》家喻户晓，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今天，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马可·波罗学。

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在他十七岁那年，随从他的父亲尼哥罗（Nicholo）与叔父玛菲（Maffeo）自家乡启程，在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旅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此后又到大都（北京）。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从此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游历几遍中国。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完成使命后，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回国后，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次海上战争中被俘，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的难友比萨人鲁思悌谦（Rustichello da Pisa）笔录成书，这即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

《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代大都的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众所周知，在元帝国时期，欧洲有不少旅行家、商人来过中国，他们回国后大都写有行纪，而记载最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可·波罗游记》。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可·波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先后在法国、意大利以至在欧洲诸国流传，极大地扩大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眼界和对中国的认识，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著名的探险家哥伦布就很爱读马氏《游记》，《游记》对富庶东方的描述，使他非常钦慕中国的文明富裕，并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了他冒险远航的决心。1492年他率船队进行第一次探险时，便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要到中国和印度来。至今西班牙塞维尔市哥伦布图书馆中所存他的遗物中尚有拉丁文译本的《游记》一册。

《游记》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然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这部与中国极有关系而又与中国人隔膜长达五六百年的“奇书”才渐为国人所知晓。据现有的材料，中文文献中介绍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约始于鸦片战争前夕。1837年，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 Gutzlaff）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上载有《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最早提到元初“意大里国有二商贾赴于北京”，受到忽必烈大帝的厚待、归国后“其人细详中国之事，令西洋人仰而异之”，可惜文中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1853年英国伦敦会所属英华书院在香港出版了中文月刊《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在这一年10月1日第3号刊载的《西国通商原委》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马可·波罗来华的事迹：“当日抵中土首出之人名马歌坡罗，泰西各国皆称之为游行开荒之祖。……马歌坡罗抵元，元帝授以官禄，十余年间屡任要职显秩，旋返本国，随将身所阅历笔之于书，记述成帙，当时阅者多以为诞，未之信也，迄今稽之，始知凡所记载均非夸谬。”1854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英人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y）卷十“地史论”中，对此也有稍详的介绍和评价。此后在1874年上海出版的《申报》第542号上刊有求知子的《询意国马君事》，北京同文馆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有映堂居士写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后来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其中也引用了《游记》的材料，但他并不懂外文，只是靠译人据域外史料摘引片断译文。至20世纪初以后，《游记》在中国才有正式的译本出现。

《游记》共有五种译本：第一个汉译本为清末魏易、林纾合译，起先逐日刊登在汪康年主办的《京报》上，1913年由北京正蒙书局出版，名为《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此后张星烺曾翻译亨利·玉尔（Henry Yule）和科迭（Henri Cordier）合订的英文译注本，但20年代仅出版了《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和第一卷，以后未再续出。第三种即冯承钧据法国沙海昂（A. H. Charigon）法文译注本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李季据美国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oroff）编订的英文本译出的《马哥孛罗游记》出版。1937年张星烺又出版了他根据拜内戴托（L. F. 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全文，新译本仍名《马哥孛罗游记》。在以上的几种汉文译本中，以冯承钧译本较为审慎完备，被公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1949年前印过三次，以后又由中华书局重印过，因而流传也最为广泛。此次重印的，便是这一冯译本。

这里需要把译者冯承钧先生及冯译的情况介绍一下。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武昌）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精通法、英、德、意、比、拉丁、梵、蒙、藏诸种文字，以毕生精力从事著述和翻译，在蒙元史、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少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一生著译达百余种，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把他列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

他青年时曾游学欧洲，1903年被派往比利时学习，1905年入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念法学预科。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曾参加过留法学生中的革命团体。1907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四年后获法学学位，旋转入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巴黎期间，曾用中文指导西方的汉学研究者，由此结识了伯希和、沙畹、鄂卢梭等一些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留欧八年间，冯氏受到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对其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受国内形势的感染，毅然归国，返回武昌，担任革命后湖北都督府秘书。1913年赴京任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自1914年起，转任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秘书，此后历任专门教育司第三科佥事、科长。在教育部任职的同时，1920年后还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法政大学、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致力于蒙元史、西北史地、南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29年，因患风瘫，遂弃职居家，专事著述。健康稍复后，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的长期编译。1932至1938年该会拨专款资助他翻译中外交通史和蒙元史的汉学名著，出版了多种译作。抗战时期，他因病困居北平，治学未辍。抗战胜利后，各大学从西南迁回北平，他又再度出任临时大学史学教授，不幸积劳成疾，于1946年2月9日以肾炎不治逝世。所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域地名》、《成吉思汗传》、《元代白话碑》、《景教碑考》、《历代求法翻经录》等书，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蒙古史略》、《交广印度两道考》、《郑和下西洋考》、《苏门答剌古国考》等外国汉学名著数十种，并撰译了大批专题论文，多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及《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

冯承钧先生的学术眼界相当开阔，他是我国较早提出“民族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对中外文化之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考与其国历史有关系诸民族的事迹，缘历史种族皆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译序》）基于这种“文化之互相灌输”的认识，他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汉学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其学术贡献的重要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他在蒙元史研究中，鉴于《游记》是参证元史的一部重要域外著作，而此书“在旧译本中既无完本善本”，便决定将它重新译出，以为元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详尽、准确的资料。

比较旧译，冯译的一大优点是在版本的选择上较为审慎完备。《游记》问世以来，各种抄本、译本不下百种，大致可分为原写本、改订本、合订本三类。各本间相互歧异甚多，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以1938年出版的伯希和、穆勒合译的注本最为后出也为最好。冯氏在翻译时，伯氏的译注本尚未出版，他以各版本间互有长短，难于取舍，故采取了将各种重要版本的写法裒辑校勘，择其立说较优者为底本，而于附注中并存异说的办法。经比照对勘，他选择当时较为完备的法国沙海昂所编定的新注本为底本。沙氏将诘聱难读的旧法文转为新法文体，并参考了除拜内戴托之外的诸重要版本，注释详细，能采诸本之长；又因他1899年来华后，曾任京汉路工程师、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等职，通晓中文，在注释校订中利用了中国史籍中的资料，因而具有他本所没有的一些优点。在译书时，冯氏还尽量搜集、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诸重要版本，如地学本、颇节（G.Pauthier）本、剌木学（Ramusio）本、玉尔科迭本、拜内戴托本等。

冯译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翻译与考证辨误相结合。他在书中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己一流的翻译水平，而且融入了其潜心研究的成果。如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及其在汗廷的地位、任务，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议。法国汉学家颇节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忽必烈时的枢密副使孛罗，也就是出使波斯不归、后协助拉施都丁修史的那个孛罗，1865年出版时并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孛罗本书》。此后西方学者多从此说。沙海昂注本受此影响，沿而不改。中国学者李季、李思纯均持此说。张星烺的两个译本也都名为《马哥孛罗游记》，并作长篇考证，认定马可·波罗与孛罗同为一人。冯氏在《行纪》译序中，参考了伯希和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辩。他列举三证，指出：考《元史》本纪，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御史大夫、大司农、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认为“仅据《元史》本纪之文，已足证此种考证之伪”，《元史》“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之孛罗，彰彰明矣”。又据程钜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碑》及拉施都丁《史集》等书，证明至元二十一年偕爱薛奉使之宗王阿留浑所后留波斯不归者应为同一孛罗，而与《游记》作者马可·波罗毫不相干。从而确定马可·波罗绝不是元枢密副使孛罗，澄清了这一沿误已久的重要问题。冯译并摒弃了“马哥孛罗”的旧译，改称“马可波罗”，从此这一新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译书过程中，冯氏还注重取中外史籍互相比对，考订史实，往往以“钧案”的形式附注于后，以求做到融会贯通。由于《游记》成书时的疏误和版本流传中的混乱，书中的人名地名、道里方向错讹间出，名称的考订成为“马可·波罗学”中的重要问题。有时一名考释之误，还可能累及全局。沙海昂原本中有不少舛误，冯氏在译作中，除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文外，还作了许多详细的史地考证，在附注中予以说明。删削了沙氏注释中一些杂芜、牵合的部分，对沙氏原书中错误的注释，尽可能一一予以订正，作出比较正确的解释；沙氏注释未详或应注未注之处，亦为之补注不少。这需要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普通的译书匠所能办到。其中许多注释材料，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显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因此，其译著本身就是专门家的研究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行纪》的史料价值。

冯氏译文以直译为主，他的翻译文质相兼，力求做到无违原本，语言质朴平实，较好地保存了原书风味，加以注释博洽，考订审慎，因而深受学界推重。其后，虽有张星烺、李季等几个译本，但诸本中仍数冯译较为审慎和完善，在学术界和读者的影响也最大。其译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迄今仍是我们研读《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译述水平较高，译注内容较为丰富，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一种译本。

邬国义
1999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