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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行纪》在我社出版有年，先是单行本，继而收入“世纪文库”丛书，后即以文库本行世，而其售罄下市至今亦有年。作为一本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奇书”，这本游记自诞生以来，已然见证了各个时代的收藏家、整理者、校勘家以及翻译和考释者为之付出的卓绝的努力。如果说，在其层见纷出的千百个抄本中，我们可以将1824年由巴黎地理学会收入《游记与回忆录汇编》第1卷内出版的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Fr.1116号抄本（即本书所称地学会本），以及幸赖意大利人剌木学所主编的“航海和旅行”丛书中收录的意大利文刊本（即本书所称剌木学本）所保存的许多毁于大火中的抄本作为代表的话，或者，如果说颇节、玉耳、戈尔迭、伯希和及穆勒堪称为本书校注考订的最优秀的代表的话，那么，冯承钧的中译本因其博洽的注释和审慎的考订，无疑也是本书最优秀的中译本之一了。
回顾马可·波罗游记从前的诸种版本，可以发现，前辈学人往往将校订、翻译、注释合而为一，这不仅仅是因为，离开校订，像《马可波罗行纪》这样异文纷出的书根本无法翻译，而且，如果仅仅是翻译，也可能让不熟悉马可·波罗所处时代背景和当时社会风俗的读者如坠五里雾中。而冯承钧的中译本，与现在大多数比较规范的译本不同，也是这样一本集翻译、校订和注释于一体的译本。
冯承钧选择的底本是法国学者沙海昂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注释本，以其征引富赡，且于中文资料多有引录。但他也不满意沙海昂的某些考释，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沙海昂以为本书主人公马可·波罗即是中国史籍中的元忽必烈朝枢密副使孛罗，冯氏序及附录伯希和文中已有辨误，而沙氏跋文中也自承其误，冯氏为与持此观点的中译本区别而将Marco Polo别译为我们现在习知的“马可·波罗”，以示其与孛罗非为一人，故凡沙氏注释中有涉及彼枢密副使者，虽则沙氏文意以为一人，仍以“孛罗”别之。除此之外，本书还有其他译名不统一的情况，如第五二章“鸭儿看州”，注释中作“叶尔羌”；第五三章“忽炭州”，注释中则忽而作“忽炭”，忽而变为“于阗”，又变而为“和阗”。推测是因为这些地方在中国史籍中本就因年代先后而存在不同的译名，正文中的“鸭儿看”“忽炭”根据的是《元史》时候的译名，而“叶尔羌”“和阗”“于阗”则是明清以后的译名，冯承钧在翻译时除开自己所写的考释之文，一般是根据某条史料所在的历史阶段确定其译名的，所以本书在注释条引史料时译名可能会有差别，请读者知悉。
译文中提到的人名和地名，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将其用中文译出，然后为免混淆，用括号将原文注明于后，但是作为一本翻译于近百年前的老书，书中又涉及太多冷僻而古怪的人名和地名，故而读者可以发现，本书的译文中往往交杂着人名与地名的外文原文。不仅如此，因为最初编排上的问题，这些夹杂的外文上作为法语重要识别标志的开音符、闭音符、长音符和分音符在本书中偶有失落现象，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语言中的变音符号，因为书中所引录的人名地名的外文并不一定就是本书原文的法文，也可能是马可·波罗所游历的某些国家自己的文字原文。因学识所限，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的编校人员都无法一一识别出这种缺失而为之补缀，若有读者慧眼卓识，摭拾一二，希不吝赐教，敝社将感怀不尽。所可以为引玉者，则书中“黄土”之法文应为lœss，却全作loess。另外，本书外文单词中连接符短横使用之多也令人咋舌。当我们翻阅西亚地区的地图集，我们的确会发现，有许多地名中间存在着短横连接的情况，这可能是阿拉伯语的特点，但是本书似乎会在两个独立的单词间加上连接符，就像外文行文中将某几个单词共同指代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讨论时那样，不过外文这样写是为了避免歧义，明确这两个词是一个整体，在译文中这样书写似乎无甚必要。同样的还有在正文中以括号注出的一些外文原文，可以看到它们通常是复数形式，这是因为它们在原来的外文行文中是复数，不过译文括号说明中依然保留复数似乎也无甚必要。
关于本书的体例，不必为贤者讳，读者在阅读中或许会觉得有一些混乱，这跟马可波罗游记诸种版本自身的混乱状态不无关系，但是仅仅从注译的角度来说，我们似乎无法完全分清哪些是沙海昂本原就有的，哪些是冯承钧后来所添加修改的。我们可以将每一章正文后的注释看作是沙海昂原本就有的，当然其中不乏冯承钧以“钧案”作补充说明的部分，甚至有整条注释都为“钧案”的情况（第四卷为多），也就是说，冯承钧是有添加正文注释的，至于有无删改，不得而知。正文之后以楷体排列的校订文字（主要出现在第二、三卷，大部分是补入的剌木学本的异文）很难说究竟是出自沙海昂抑或冯承钧之手，如果是沙海昂所作，为何有些章节（如第一六九章）直接出注引录剌木学本异文，而不像这样另作校订文字？难道真的是因为校注比较随性而对体例不大在意吗？此外，这些异文还有许多种排列方式，有直接条列其文的，也有按序号排列的，序号又或者作（一）、（二）、（三）……或者作（甲）、（乙）、（丙）……从第一五一章之重章可以看出，剌木学本因为是综合多种抄本的刊本，其文本似乎本就是以（一）（二）（三）排列的，这样说来以汉字序号排列的异文应该是照搬自剌木学本，而甲乙之类的天干序号，考虑到正文中如注释号般插入了序号位置（只有一章正文中没有天干注号，推测是脱去了），这种类似出注的引录异文方式应是出自本书的校订者，为了标示异文在正文中的位置或者说显示其为某段正文的异文。
接下来让人比较困惑的是第二卷的注释问题，我们发现，作为校订内容的异文中也可以有同正文一样的阿拉伯注号，而且这些注号可能同正文的注号重复，也可能出现新的顺延的注号，比如说，正文注释只到[5]，而异文则可以有注释[6]。而且，正文本身可能就有重复注号好几个（第一五〇章有三个注号[6]），而异文的注号可能是不连续的，甚至还有以天干注来注释正文注释中的引文，而这段天干注又有需要注释的内容，然后就出现了地支注的情况。这只能说，不必太过苛责前人，从前的书本就没有现在这么讲究体例规范，异文存在注号是为了方便读者查找与正文相应内容的考释，如果正文有些内容异文没有，那么异文就自然不会有那一段的注号，而如果异文出现了正文所没有的内容，校订者需要对之进行考释，那么自然就会有新的注号出现。而重复的注号则是因为这条注释是结合这三个地方进行说明的，当然我们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在最后一个词条的句末出注，对于注释或者校勘记中需要再注释的内容，现在也会有更规范的做法，不过要知道，我们所阅读的毕竟是一本近百年前的老书，在注释和校订文字中，我们也会发现像是“钧案：本条原缺”这样的话，可见连冯承钧作翻译的时候，此书就已有缺文，更何况如今。
凡此种种，请读者知悉见谅，若有辨误考订之类的高见，希与敝社联系。仔细想想，距离马可·波罗游记诞生，已经过去了七个世纪；距离冯承钧这本《马可波罗行纪》译本问世，也有八九十个年头了，我们或者可以希望，能有一本更完美的译本出现，将许多迷霭重重的问题一一厘清，那么，不管是译成此书甫十年即下市的冯承钧，还是异域的马可·波罗，都可以感到欣慰了。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