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0日下午,我应邀出席闵行区政协在上海海派艺术馆举行的“发现闵行之美”系列文史丛书出版雅集。那次会上,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先生提议要编一本“上海小史”的书,勾勒上海发展的线索,描摹上海的历史风情,文字要简明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庄重大气又便于携带,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领导与专家学者的赞同。
祝学军先生的提议,体现了闵行人对曾经的上海县的感怀,因为现在闵行的大部分地区原本属于上海县,从传承有序、情怀追寻上来考虑,闵行人提出写《上海小史》,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上海县自元代设置,直到1927年7月7日之前,可以说,“上海县”就是上海的全部。从“上海特别市”和“上海市”相继出现,再到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关于设立新的闵行区的批复,“上海县”才淡出人们的视野,从风土记忆“传承有序”的视角来考虑,编撰一本言简意赅地讲述上海的“小史”,帮助更多人知晓上海的昨天和前天,建设上海更加美好的未来,一定会大有裨益。
后来,闵行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的同志找到我,要我承担起撰作这本《上海小史》的任务,这既让我感到荣幸,又感到有几分惶恐,承担这项编撰工作,与闵行人一起,与有荣焉;然而又生怕自己学养不足而如履薄冰。倘若我一再推辞,就难免“却之不恭”了。
一座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总是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正如一句西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举世闻名的上海也不是一天造就的。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依托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被迫开埠、设立租界。然而,谁能否认,要是没有古代上海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要是没有苏、浙、皖以及中国各地民众在这里留下的经济文化积累,要是没有一代又一代上海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筚路蓝缕,辛勤劳作,艰难开拓,不懈奋斗,上海今天的繁荣也是难以想象的。
上海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海”,文化底蕴深厚,人物事件巨量,尽述上海之详,恐怕成百上千卷煌煌巨著也是说不尽的,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有学者还为此开辟了一门“上海学”的学科。我一辈子做民俗学、传播学,也是不断地在学习,风土识小,见微知著,虽然出版过几本有关上海人文的著述,但真的要做这本“小史”,断不能采取“报流水账”的写法,应该抓住上海的特点与重点。虽然是闵行区政协提出撰作这本“上海小史”,但不能仅仅是站在闵行的角度说上海,特别需要以一种公允平和的心态和客观公正的眼光来叙述这段历史,我的理解是要跳出闵行看上海,乃至跳出上海看上海。
那么,什么是上海的特点与重点呢?思前想后,最终我理出了“三段、二论、一主线”的思路。是不是合适?借此机会,也向读者诸君做一个分享。
先说“三段”,就是将上海的历史划分为“三段”。 从上海这块土 地上有人烟遗迹开始,说到北宋出现“上海”这个地名,是为第一段; 从宋代“上海务”出现、上海镇的建立到元代建县,形成一个滨海县 城,到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此为第二段;开埠之后至今,是为 第三段。
我曾经犹豫过,尽管上海古文明有六千年之久,但宋代之前并没有“上海”这个地名,远古文明要不要说,秦汉之前乃至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这块土地上有过什么往事?记得拙作《上海六千年》(三卷本)问世后,也听到一些意见,有人说上海这座城市主要是与人家“比新”,而不是“比老”,说它有六千年有什么稀奇,有的地方有几万年呢。我心里想,有什么好比的呢?就如同一句俗话说的:“不与他人较长短,只与自己比高低”,上海为什么要与别地“比长短”呢?!即使要与别的城市“比新”,上海就一定是强项吗?深圳比上海的历史短得多,但它不是光华四射吗?!我写上海六千年,并不是说上海城市已经有六千年了,而是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与研究成果,今上海这片土地在六七千年前就有文明的遗迹,有先人生活的印痕。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城市,要谈及她的由来,总离不开考古学、民俗学追溯,这是常识啊。说到底,说上海的远古文明,与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创新意识是并不抵牾的。所以,这本拙作还是从上海古代成陆时的冈身说起,对“上海”这个地名出现前的土地与文化记忆做点交代与铺陈,以便于读者对上海历史的理解有一种纵深感。
“上海”得名于北宋,根据是《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 · 酒曲杂录》。这部书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应该是可信的。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 · 征榷考一 · 征商》说“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赚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乃令都监、监押同掌。”据此,一般的州、县设置税务,多数镇市和某些繁华墟市也设置税务都监、监押也参掌州的财政事务。“上海务”就是那个朝代设立的一批官署衙门潮流下出现的。
北宋熙宁十年(1077),“上海务”已经名列秀州十七个酒务之前十名,那么它的出现时间应该更早,关于“上海务”成立的时间,史料无载,不过《宋史》记载的“务”,为官署名,多为掌管贸易和税收的机构,史料典籍中出现“上海务”的时间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那一年还出现了诸如“稻田务”“交子务”一类的官署机构,这些机构与“上海务”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朝廷设置在各地的税务机构,所不同的是,“上海务”是榷酒税的机构。今人所见《宋会要》有关“上海务”的记载,还有几处,如北宋庆历四年(1044)、元丰四年(1081)两次编撰的汇集,所以在《宋会要辑稿》中出现两种税额,熙宁十年额是新额,旧额则是庆历三年(1043)前的岁额。据《宋会要辑稿 · 食货 · 酒曲杂录》记载,旧额是天圣元年“以大中祥符元年至乾兴元年内取一年课高者为额”的。上海务名列在旧额中,说明它的出现年代应不迟于1023年,很可能就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上海务”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机构,但它为后来“上海镇”的设立,打下了基础。由于史料的匮乏,这段历史显得很不清晰,需要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中进行辨别。从“上海务”机构的设立到上海镇的设立,特别是上海镇何时成立,目前还是一个“文化之谜”。好在众说纷纭的各种观点中,有个“公约数”,那就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认可宋代设立了上海镇,所以,从慎重起见,本书还只得维持“宋代建镇”的观点。
从宋代上海建镇一直到近代上海开埠,期间包括元至元廿九年(1292)上海设县,不足千年的历史。这期间历经元明清及民国诸朝诸代的政权更替,纵观这一段历史,上海确实一直在变化与发展之中,一是人口更多,文化更发达了;二是这期间没有太大的战争对上海造成的祸害,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三是这几个朝代,都很重视发展经济。南宋鼓励松江这一带发展经济,可以开发海滩,在一段时间里免征赋税徭役,经济发展了,其中尤以盐业与植棉业为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加上交易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元至元廿九年(1292)建立上海县,其中就有海运发展的原因,元灭宋后,要将南方粮食与财赋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大都,上海作为重要的运粮枢纽,海上交通要道的地位逐渐凸显,导致上海早期的海运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建县就成为必要。
明代朱元璋立国,海上政策禁止私人出海、外贸,这对上海影响很大。明代实行海禁主要是为了防止倭寇和金银外流,而不是禁止国际贸易。而清代前期的海禁主要是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打击反清复明势力。因此清代海禁也非常严厉,尤其是在清人入关后的头两年里,让沿海地区变成了无人区,导致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倒退。不过在康熙王朝之后海禁被解除了,清代也较大范围的开放了民间海上贸易,给了上海县的发展以很大的生机。
第三段,那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开埠之初,上海县城人口大概20多万,在全中国比较大的城市当中,排名第12位。到1900年,就超过了一百万。到1915年,超过了二百万。到1919年,达到了二百四十万。到1949年,达到了546万,已经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中国的特大城市了。据历史学家熊月之介绍,这些人口中85%以上,都是移民过来的。这个时候,上海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很大,一个是国内的移民,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很多,还有一个是国际移民,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外国人的比例,比今天上海外国人的比例还要高。
从上海历史发展“三段论”来看,我概括出 两个论点:“有容”与 “开放”。
俗话说“有容乃大”,上海是滨海的城市,与水有与生俱来的因缘。大海赋予了上海特别的灵气,因而特别能够包容。自从宋室南渡以后,中原人士因战乱不断南移。许多世家大族,例如董其昌、徐光启等家族,大体上都是南宋时期,由北方举族南迁而来,中原人士南移的目的地固然是当时的都城杭州,但在迁徙过程中,很多人半途就落户在上海这个地方了。这些有文化底蕴和腰缠万贯的世家大族与本地的顾姓、陆姓等望姓大族不断融合,给上海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也由此形成上海宽容地对待各地移民的历史传统。是为“有容”。
开埠以后的上海,它表现出面向大海的巨大胸怀,特别是欧风美雨的袭来,对内地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滨海城市的出路在于港口,开埠之前上海就演变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的繁荣与衰落跟港口的兴衰直接相关,港口盛,上海就兴旺;港口衰,上海就缺乏动力。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春风化雨,使上海的面貌巨变,这个现状很多人亲身经历,大家有目共睹,就用不着我赘言了。是为“开放”。
说完前面的“三段”与“二论”,这本小史的“主线”就呼之欲出了。上海之大,无奇不有,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既然是“小史”,还是力求贯穿 “上海人文追寻与城市建置沿革”这根主线, 与这条主线稍远的东西只能删繁就简了。从1000年前的上海务,900年前的上海镇,700多年前的上海县,93年前的上海市。循着这样的一条主线,我为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想用十来万字与一百多幅图片的容量,为上海的发展勾勒一个大致的节点,交代一个来龙去脉。
当然,写作方式上,不追求“高大上”,不搞“学究气”式的繁琐。考证是必须的,然也尽可能写得通俗些,再通俗些,但真的要写得“通俗”也是很难的事情,要让读者看得懂、愿意读,又坚持这是一本严谨的社会科学读物,不搞“戏说”,不搞“虚构”,它的每一个观点,都有历史依据,要经得起推敲。尽管平素也积累了一些书刊与资料,真的用起来,就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是不是说到点子上了,真的要恳求上海史研究的各位方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我交待一下这本小书的成书过程:先是做了一遍资料长编,进行对比梳理的研究,那个辛苦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前人谓“挑三担水,喝一杯茶”“磨刀不误砍柴工”,资料工作做得心里有底了,方才开笔成文。行文风格还是采用散文的笔调,或者说一个新闻记者写报道的语言风格,可能比较自由和散淡,读者面可能会宽一些,于我也可挥洒自如一些。这本小书不是做学术论文,引文的来源和出处随文交代,不做繁文缛节的脚注,文末附有参考书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延伸阅读。为了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我也选用了一些图片,现在是读图时代,而且老图片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当然,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资讯材料,但凡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也引用了一些,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在运用时,有时也会解释一下,以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与麻烦。
想法是蛮多的,但是不是做到或者做好了,我不敢说,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任何善意的批评我都是心怀感激的。
仲富兰
2020年7月31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