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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0日下午，我应邀出席闵行区政协在上海海派艺术馆举行的“发现闵行之美”系列文史丛书出版雅集。那次会上，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先生提议要编一本“上海小史”的书，勾勒上海发展的线索，描摹上海的历史风情，文字要简明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庄重大气又便于携带，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领导与专家学者的赞同。
祝学军先生的提议，体现了闵行人对曾经的上海县的感怀，因为现在闵行的大部分地区原本属于上海县，从传承有序、情怀追寻上来考虑，闵行人提出写《上海小史》，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上海县自元代设置，直到1927年7月7日之前，可以说，“上海县”就是上海的全部。从“上海特别市”和“上海市”相继出现，再到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关于设立新的闵行区的批复，“上海县”才淡出人们的视野，从风土记忆“传承有序”的视角来考虑，编撰一本言简意赅地讲述上海的“小史”，帮助更多人知晓上海的昨天和前天，建设上海更加美好的未来，一定会大有裨益。
后来，闵行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的同志找到我，要我承担起撰作这本《上海小史》的任务，这既让我感到荣幸，又感到有几分惶恐，承担这项编撰工作，与闵行人一起，与有荣焉；然而又生怕自己学养不足而如履薄冰。倘若我一再推辞，就难免“却之不恭”了。
一座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总是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正如一句西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举世闻名的上海也不是一天造就的。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依托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被迫开埠、设立租界。然而，谁能否认，要是没有古代上海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要是没有苏、浙、皖以及中国各地民众在这里留下的经济文化积累，要是没有一代又一代上海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筚路蓝缕，辛勤劳作，艰难开拓，不懈奋斗，上海今天的繁荣也是难以想象的。
上海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海”，文化底蕴深厚，人物事件巨量，尽述上海之详，恐怕成百上千卷煌煌巨著也是说不尽的，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有学者还为此开辟了一门“上海学”的学科。我一辈子做民俗学、传播学，也是不断地在学习，风土识小，见微知著，虽然出版过几本有关上海人文的著述，但真的要做这本“小史”，断不能采取“报流水账”的写法，应该抓住上海的特点与重点。虽然是闵行区政协提出撰作这本“上海小史”，但不能仅仅是站在闵行的角度说上海，特别需要以一种公允平和的心态和客观公正的眼光来叙述这段历史，我的理解是要跳出闵行看上海，乃至跳出上海看上海。
那么，什么是上海的特点与重点呢？思前想后，最终我理出了“三段、二论、一主线”的思路。是不是合适？借此机会，也向读者诸君做一个分享。
先说“三段”，就是将上海的历史划分为“三段”。 从上海这块土 地上有人烟遗迹开始，说到北宋出现“上海”这个地名，是为第一段； 从宋代“上海务”出现、上海镇的建立到元代建县，形成一个滨海县 城，到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此为第二段；开埠之后至今，是为 第三段。
我曾经犹豫过，尽管上海古文明有六千年之久，但宋代之前并没有“上海”这个地名，远古文明要不要说，秦汉之前乃至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这块土地上有过什么往事？记得拙作《上海六千年》（三卷本）问世后，也听到一些意见，有人说上海这座城市主要是与人家“比新”，而不是“比老”，说它有六千年有什么稀奇，有的地方有几万年呢。我心里想，有什么好比的呢？就如同一句俗话说的：“不与他人较长短，只与自己比高低”，上海为什么要与别地“比长短”呢？！即使要与别的城市“比新”，上海就一定是强项吗？深圳比上海的历史短得多，但它不是光华四射吗？！我写上海六千年，并不是说上海城市已经有六千年了，而是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与研究成果，今上海这片土地在六七千年前就有文明的遗迹，有先人生活的印痕。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城市，要谈及她的由来，总离不开考古学、民俗学追溯，这是常识啊。说到底，说上海的远古文明，与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创新意识是并不抵牾的。所以，这本拙作还是从上海古代成陆时的冈身说起，对“上海”这个地名出现前的土地与文化记忆做点交代与铺陈，以便于读者对上海历史的理解有一种纵深感。
“上海”得名于北宋，根据是《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 · 酒曲杂录》。这部书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应该是可信的。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 · 征榷考一 · 征商》说“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赚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乃令都监、监押同掌。”据此，一般的州、县设置税务，多数镇市和某些繁华墟市也设置税务都监、监押也参掌州的财政事务。“上海务”就是那个朝代设立的一批官署衙门潮流下出现的。
北宋熙宁十年（1077），“上海务”已经名列秀州十七个酒务之前十名，那么它的出现时间应该更早，关于“上海务”成立的时间，史料无载，不过《宋史》记载的“务”，为官署名，多为掌管贸易和税收的机构，史料典籍中出现“上海务”的时间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那一年还出现了诸如“稻田务”“交子务”一类的官署机构，这些机构与“上海务”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朝廷设置在各地的税务机构，所不同的是，“上海务”是榷酒税的机构。今人所见《宋会要》有关“上海务”的记载，还有几处，如北宋庆历四年（1044）、元丰四年（1081）两次编撰的汇集，所以在《宋会要辑稿》中出现两种税额，熙宁十年额是新额，旧额则是庆历三年（1043）前的岁额。据《宋会要辑稿 · 食货 · 酒曲杂录》记载，旧额是天圣元年“以大中祥符元年至乾兴元年内取一年课高者为额”的。上海务名列在旧额中，说明它的出现年代应不迟于1023年，很可能就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上海务”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机构，但它为后来“上海镇”的设立，打下了基础。由于史料的匮乏，这段历史显得很不清晰，需要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中进行辨别。从“上海务”机构的设立到上海镇的设立，特别是上海镇何时成立，目前还是一个“文化之谜”。好在众说纷纭的各种观点中，有个“公约数”，那就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认可宋代设立了上海镇，所以，从慎重起见，本书还只得维持“宋代建镇”的观点。
从宋代上海建镇一直到近代上海开埠，期间包括元至元廿九年（1292）上海设县，不足千年的历史。这期间历经元明清及民国诸朝诸代的政权更替，纵观这一段历史，上海确实一直在变化与发展之中，一是人口更多，文化更发达了；二是这期间没有太大的战争对上海造成的祸害，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三是这几个朝代，都很重视发展经济。南宋鼓励松江这一带发展经济，可以开发海滩，在一段时间里免征赋税徭役，经济发展了，其中尤以盐业与植棉业为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加上交易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元至元廿九年（1292）建立上海县，其中就有海运发展的原因，元灭宋后，要将南方粮食与财赋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大都，上海作为重要的运粮枢纽，海上交通要道的地位逐渐凸显，导致上海早期的海运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建县就成为必要。
明代朱元璋立国，海上政策禁止私人出海、外贸，这对上海影响很大。明代实行海禁主要是为了防止倭寇和金银外流，而不是禁止国际贸易。而清代前期的海禁主要是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打击反清复明势力。因此清代海禁也非常严厉，尤其是在清人入关后的头两年里，让沿海地区变成了无人区，导致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倒退。不过在康熙王朝之后海禁被解除了，清代也较大范围的开放了民间海上贸易，给了上海县的发展以很大的生机。
第三段，那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开埠之初，上海县城人口大概20多万，在全中国比较大的城市当中，排名第12位。到1900年，就超过了一百万。到1915年，超过了二百万。到1919年，达到了二百四十万。到1949年，达到了546万，已经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中国的特大城市了。据历史学家熊月之介绍，这些人口中85%以上，都是移民过来的。这个时候，上海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很大，一个是国内的移民，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很多，还有一个是国际移民，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外国人的比例，比今天上海外国人的比例还要高。
从上海历史发展“三段论”来看，我概括出 两个论点：“有容”与 “开放”。
俗话说“有容乃大”，上海是滨海的城市，与水有与生俱来的因缘。大海赋予了上海特别的灵气，因而特别能够包容。自从宋室南渡以后，中原人士因战乱不断南移。许多世家大族，例如董其昌、徐光启等家族，大体上都是南宋时期，由北方举族南迁而来，中原人士南移的目的地固然是当时的都城杭州，但在迁徙过程中，很多人半途就落户在上海这个地方了。这些有文化底蕴和腰缠万贯的世家大族与本地的顾姓、陆姓等望姓大族不断融合，给上海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也由此形成上海宽容地对待各地移民的历史传统。是为“有容”。
开埠以后的上海，它表现出面向大海的巨大胸怀，特别是欧风美雨的袭来，对内地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滨海城市的出路在于港口，开埠之前上海就演变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的繁荣与衰落跟港口的兴衰直接相关，港口盛，上海就兴旺；港口衰，上海就缺乏动力。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春风化雨，使上海的面貌巨变，这个现状很多人亲身经历，大家有目共睹，就用不着我赘言了。是为“开放”。
说完前面的“三段”与“二论”，这本小史的“主线”就呼之欲出了。上海之大，无奇不有，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既然是“小史”，还是力求贯穿 “上海人文追寻与城市建置沿革”这根主线， 与这条主线稍远的东西只能删繁就简了。从1000年前的上海务，900年前的上海镇，700多年前的上海县，93年前的上海市。循着这样的一条主线，我为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想用十来万字与一百多幅图片的容量，为上海的发展勾勒一个大致的节点，交代一个来龙去脉。
当然，写作方式上，不追求“高大上”，不搞“学究气”式的繁琐。考证是必须的，然也尽可能写得通俗些，再通俗些，但真的要写得“通俗”也是很难的事情，要让读者看得懂、愿意读，又坚持这是一本严谨的社会科学读物，不搞“戏说”，不搞“虚构”，它的每一个观点，都有历史依据，要经得起推敲。尽管平素也积累了一些书刊与资料，真的用起来，就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是不是说到点子上了，真的要恳求上海史研究的各位方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我交待一下这本小书的成书过程：先是做了一遍资料长编，进行对比梳理的研究，那个辛苦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前人谓“挑三担水，喝一杯茶”“磨刀不误砍柴工”，资料工作做得心里有底了，方才开笔成文。行文风格还是采用散文的笔调，或者说一个新闻记者写报道的语言风格，可能比较自由和散淡，读者面可能会宽一些，于我也可挥洒自如一些。这本小书不是做学术论文，引文的来源和出处随文交代，不做繁文缛节的脚注，文末附有参考书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延伸阅读。为了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我也选用了一些图片，现在是读图时代，而且老图片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当然，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资讯材料，但凡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也引用了一些，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在运用时，有时也会解释一下，以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与麻烦。
想法是蛮多的，但是不是做到或者做好了，我不敢说，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任何善意的批评我都是心怀感激的。
仲富兰
2020年7月31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