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鸭形壶”意味深长

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东俞塘村，坐落在冈身之上。1959年12月起发掘，共分四个文化层，依次为唐宋时期遗存、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商周时期遗存和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纹印陶器、石器等珍贵文物，为上海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考古实物，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器物之一。马桥遗址下层、金山区亭林遗址下层及松江区广富林遗址下层，有共通之处，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说明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时期，此地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马桥文化是不是环太湖地区最大的遗址，似可商榷，但在夏商时期，马桥文化遗址应该是环太湖地区面积较大、且具有较为典型的社会生活面貌的村落，则是没有疑问的。

马桥文化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多为生产生活用具。遗物中最有特色和代表性，并且广泛流行的是一种形似鸭禽的器物，学者们称为“鸭形壶”。鸭形壶主要使用泥质灰陶，敞口，粗颈，鼓腹、凹圜底，肩部附半环形扁鋬，尖圆尾，腹部多饰条纹，亦有素面者。别小看了这把马桥文化鸭形壶，它透露出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

其一，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一件类似的鸭形器，考古学者在对比这两件鸭形器的过程中发现，出土于二里头的鸭形器，基本与马桥文化发现的鸭形壶时间上相一致。虽然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主要是圜底和圈足两大类，并没有发现三足鸭形壶，但是器物的整体造型却很相近，说明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交往与互动。专家推测二里头遗址的鸭形尊可能是中原地区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应是来源于良渚文化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虽然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重叠—都是以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而且不排除马桥文化中带有部分良渚文化的因素。但是，从良渚文化澄湖古井群已发表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来看，与前述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有不小特征上的差异。鸭形壶似鸭禽，形象生动，壶腹较扁似鸭腹，并有尾部略上翘者更为逼真。对比良渚文化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两者的最大腹径与高的比例都近似方形，鸟形提梁壶尾端虽有上翘但已近内卷，这与野鸭形态有较大差异。

其二，马桥文化鸭形壶是由马桥文化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并且作为马桥文化的典型代表因素而向外传播。马桥地区地处冈身之上，濒临太湖流域，气候温润潮湿，湖沼密布，自然环境适合水鸟生存，长江下游地区的鸟禽崇拜意识由来已久，且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结合鸭形壶的水鸟造型，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也应是当地人们的鸟禽崇拜意识在物质创造中的体现。

其三，这把鸭形壶以泥质灰陶为主。而同类壶中，也有部分施有黑色涂层，间或有泥质红褐陶。这种红褐陶系在太湖地区找不到可资继承的传统，却与太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有着紧密联系。马桥文化中有少部分器物表面施有黑色涂层，考古学中称为“黑衣陶”，这种黑衣陶在浙南闽北地区有着较多的发现，是“葫芦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此看来，在陶质陶色上，马桥文化在继承本地固有文化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太湖以南地区文化的影响。再从纹饰上来看，马桥文化鸭形壶装饰席文、叶脉纹等，应当是马桥文化印文陶整体的特点，纹饰以腹部饰条纹，扁鋬上贴小圆丁为主，其次为腹部饰席纹、叶脉纹和云雷纹。据此可以认为，早在新石器晚期，南方的早期印纹陶文化因素就对太湖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把鸭形壶，综合反映出马桥文化出土文物诸多信息，可见是当地先民在鸟禽崇拜意识支配下，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型，它说明马桥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元因素的文化综合体，罕见的青铜器，可能是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影响；而陶簋、蘑菇形捉手器盖等陶器风格，又与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与来自南方印纹陶传统的文化因素结合，显示出夏商时期这个地区多元文化的特色。处于新石器时代行将结束和青铜时代开启的夏商时代，北方和南方势力在此不断地发生碰撞与融合，展现出马桥文化在良渚文化之后，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时代特色。

尽管马桥文化有一种奇特的返祖现象，良渚文化晚期出现的许多耗工费时的稀世珍品，包括玉器、带细刻图案的陶器、象牙器等精品，在马桥古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遗存只是些粗陋的陶器杂件，原始文字的形器结构和表意方式，比上距千年的良渚文字更为简单，考古学家认为除社会发展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致使发生一次次大规模的海浸。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假说是否成立，也需要未来实践和史料的检验。 Z59rxd8qJwCbu1H2VkOV9g6xca8YtfdkBec8nqDB+X6FRS8saEvoO7JKBAmEf7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