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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 ① 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韩非子·五蠹》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吕氏春秋·恃君览》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 ② 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礼记·礼运》
【注释】 ①蓏（luǒ）：瓜类植物的果实。 蜯（bàng）：同“蚌”，蛤类软体动物。 ②橧（zēng）：用木柴堆筑而成的住处。
典籍简介
《韩非子》： 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的著作总集，由后人辑集而成。共55篇，大多以典故、寓言等论证先秦法家思想，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吕氏春秋》： 又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著，共160篇。汇集先秦各家言论，为杂家代表作。保存了许多先秦学说、古史旧闻及天文、历算、音律等方面的古史资料。
《礼记》： 战国至汉初儒家学者各种仪礼论文选集。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是研究当时社会、儒学与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礼运》篇记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以上资料均为中国古代典籍对早期人类生活的追忆描述。反映出先秦时代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认识，包括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没有家庭观念等，也反映出兴建房屋、使用火等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能在近代以来的石器时代考古中找到印证。
“北京人”用火的证据十分显明。发掘“北京人”化石地点的中段靠近南北裂缝的堆积时，曾发现过三层灰烬。上层灰烬很厚，最厚深达六米，位于整个堆积的中上部；中层灰烬较薄，最厚深达四米，位于堆积的中下部；下层灰烬最薄，最厚处只有一米，位于堆积的底部，即含凸镜体粗沙的成层红色泥土的上层。灰烬层又称之为文化层，文化层的土呈紫、红、黄、白、黑色等色，黑色土多居于杂色土之下。……
由灰烬层里发现的东西，有许多是燃烧过的。石灰岩块由于燃烧，有时变成松软的石灰；砂岩砾石由于燃烧多变成了黑色，表面并发生出不规则的裂纹；骨骼由于燃烧的结果，不仅变成蓝、白、灰、黑、褐、绿等不同的颜色，而且有时也发生出不规则的裂纹，并常常变了形。
由灰烬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北京人”已经使用了火，而且由于灰烬在同一层中，有时很厚，有时很薄，有时又间断，又可以证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管制火的能力。
人类能够使用和管制火，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必须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累积了绝对化经验，有了相当的智慧才能办到的。正因为“北京人”能够如此，才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对付自然已有了一定的办法。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贾兰坡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他1931年参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1935年主持这一地区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在这段材料中，贾兰坡通过科学严谨的考古学方法，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发现的灰烬层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了北京人能够使用火的结论。
（半坡遗址）在日用的彩色陶器里面，除了数量较多的圜底钵、平唇盆和折腹圜底钵外，新出土的有直口罐和细颈瓶，纹饰更丰富而多样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生动活泼的鱼纹和逼真的人头形花纹，这些纹饰多饰于平唇浅腹盆的内壁或折腹圜底钵的肩部……
——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工作队《西安半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仰韶文化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和艺术发展水平。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以红地黑彩为主要风格，流行用直线、折线、直边三角组成的直线体几何图案和以鱼纹为主的象生纹饰。鱼纹常绘于盆类陶器上，被研究者视为半坡文化的标志，一般认为鱼纹与半坡文化先民祭祀活动的内容有关。
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M45）中的壮年男性骨架和蚌塑龙虎图案
1987年发掘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在一座墓葬（M45）中发现了一副壮年男性的骨架。骨架的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蚌壳龙图案摆于人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北，背朝东。图案北部还有一堆蚌壳，形状为三角形。在这堆蚌壳的东面，距墓室中部壮年男性骨架0.35米处，还发现两根人的胫骨。有学者分析认为，蚌塑的龙位于墓主东侧，虎位于墓主西侧，布列方位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西二陆（中国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也叫四宫。四陆与四灵相配，分别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每陆各辖七宿）一致；蚌塑三角形图案与东侧横置的两根人胫骨，组成的是北斗的图像。这体现出古人对于天文现象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内涵丰富，有大片的木构建筑遗迹，大量的石器、骨（角）器、木器、陶器、装饰品和小玩具等文化遗物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第四层上部普遍夹有一层至数层谷壳、稻秆和稻叶等的混合堆积物，中间也有烧成炭的稻谷。这种堆积的厚度约20—50厘米……骨器，是第四文化层遗物的主要部分，共655件。大宗的是生产工具，有耜、镞、哨、凿、锥、针、管状针、匕等，达621件，占骨器总数的94%……考察这些骨质生产工具，有用于农业生产的骨耜，渔猎的骨镞、骨哨和纺织缝纫用的针、管状针、匕等，似有了专业化的分工。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出土陶片达几十万片，还有陶器、骨器、石器及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等大量珍贵文物。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依据，证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根据相关实物资料，学者们认为河姆渡先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过着以耜耕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同时渔猎和采集仍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桑树头、吴家埠、旬山周围、羊尾巴山、小竹园、钵衣山、王家庄、卢村、前山、里山、黄泥口、盛家村、扁担山、钟家村、卞家山等遗址出土琮、璧、钺等重要玉器的传说和记录来说，良渚遗址群内的显贵阶层非常庞大……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遗址群内经过发掘的200多座良渚文化中小型墓葬随葬品的玉器比重明显偏少，有的完全没有玉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主要集中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境内，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
高度发达的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高等级墓葬随葬精美的玉礼器，说明上层集团拥有崇高的宗教权威，集团的首领很可能也是宗教领袖，对一定地区有宗教上的控制权。高等级墓中大量出土的玉钺显示，这些高级宗教人员可能同时具备世俗权威，他们很可能也控制着其宗教势力范围内的军事、行政权力。
大汶口遗址第一次发掘的93座墓葬中，M9随葬110件器物，另外超过30件的仅有9座，而大部分则是在10件以下。花厅墓地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1987年和1989年发掘的66座墓葬中，其中的10座大型墓规格较高，遗物丰富……8座大型墓有殉人，一般殉1人，但也有殉3—5人的。有的墓葬的规模相当大，长达5米，宽3米，随葬有上百件器物，其中有各类玉器二三十件之多，并有整猪和整狗随葬……花厅M20墓长4.98米，宽2.98米，墓主人为男性，殉葬两个少年，随葬品共计66件……而同一墓地的一些小墓则空无一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年代为约6100—4600年前，1959年首次发现并挖掘。大汶口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之一，同一部落不同墓葬的随葬品存在显著的差异，可见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明显。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社会的阶层分化非常突出，说明当时即将迈入阶级社会（国家）的门槛。
这是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发现的一种符号，太阳在上，火在中，山在下，叠加组合在一起，像是一个图画字。据研究，这种符号重复出现在同期文化的不同遗址中，说明具有一定普遍性。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映，很可能是当时自然崇拜的一种记录。
（风胡子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 ① 。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越绝书》卷第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
【注释】 ①龙臧（cáng）：隐而不用。 《易经》有“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典籍简介
《越绝书》： 又称《越绝》《越绝记》等。今存15卷，19篇。记载春秋吴越二国史地人物以及吴越交战、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等内容，多异闻旧说，为他书所不载。
这段文献把东周以前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传说中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时期为石器时代，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期为玉器时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为铜器时代，东周时期为铁器时代。有学者认为，从大量的考古资料看，风胡子关于石器、玉器、铜器和铁器使用年代的见解是符合中国上古历史事实的，他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本质变化提炼出来，在历史现实中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