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夏是中古我国西北地区出现的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地方政权。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次年，迁都西平府。李继迁借助“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的区位优势，“缮城浚濠，练兵积粟”，壮大势力，李继迁称：“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
尤其是1036年西夏占有瓜、沙、肃三州而尽有河西之地，党项夏州政权就舒展开了臂膀，领土逐渐拓展，活动范围渐次扩大，西夏疆域轮廓大体上已形成
。从1038年起，西夏建立政权，逐步控制了包括今之宁夏、甘肃大部以及青海、内蒙古之一部，元昊见大势已成，遂改元称帝建立“
”（白高大夏国）。西夏历十代帝王，享国190年。它武功赫赫，文教兴盛，在宋、辽、金、吐蕃、回鹘之间，纵横捭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夏与宋、辽成鼎足之势而割据于西北一域，立于不败之地，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有足够立国的地理空间，形成东、西、南、北、中相互声援的防御体系，建立了引东击西、南犯北援的军事建制。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境内“弥药（党项族）勇健行，契丹步履缓。羌（吐蕃）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回鹘饮乳浆，山讹（党项族一支）嗜荞饼”
。西夏通过军民合一、体国经野、严格立法，有效地统治着境内诸多民族。
在蒙古征服西夏的过程中，“天兵破灭夏以西，有旨：戈予所向，耆髫无遗育”
。西夏的宗室王族被诛杀殆尽，典籍建筑焚烧一空，其民族文化的载体儒士梵僧或死或虏，西夏故地全部被赐作封地，西夏遗民编入蒙古军籍，从征作战，大批蒙古牧民徙入适于游牧的西夏故地，原先的地域关系被打破，一切民族的象征均被有意识地消灭
。元朝修正史时，只修《宋史》《辽史》《金史》，西夏史仅于《宋史》列《夏国传》二卷、《金史》列《西夏传》一卷、《辽史》在列传中列《二国外记》（《高丽》《西夏》）一卷，对西夏历史略加叙述。长期以来，西夏的文物典籍散逸流失，文化湮没无闻，复原西夏历史甚为困难。
明清之际钱谦益在明亡以前所作《牧斋初学集》一百十卷，入清以后所作诗文《牧斋有学集》五十卷，皆为随笔性质的文章汇集。书中赞叹世存古籍之珍贵，列出三种久已失传的历史文献：“古书之放失久矣，莆阳曾矞云在史馆，亲见谢承《后汉书》，为德清少师携去。余问之其后人不可得。富顺熊南沙为文，言有桓谭《余论》，属直指使者访之而不可得。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终不可得。”
李司寇是谁？《西夏实录》今何在？《庆阳府志》载：“李孔度，李祯子。万历末任太仆寺寺承。”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李孔度“屡见许而终不可得”，当是钱谦益没有见到，还是见过几次，没有得到？李孔度的父亲李祯，《明史》载：“李祯，字维卿，安化人，隆庆五年进士。”万历二十四年，曾任兵部左侍郎，又摄兵部事，后任南京刑部尚书
。李祯当就是李司寇了。李祯家有《西夏实录》，其子李孔度担任过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授承德郎、太仆寺寺承，不知终老何地，《西夏实录》亦不知流落何处。
笔者曾追寻《西夏实录》的下落，访得今甘肃省华池县有李祯后人，据他们回忆，李祯出生地是今庆城县玄马镇贾桥村李园子自然村，李祯后人居住在庆阳府城内
。崇祯十六年（1643），“闯寇李自成命其将刘宗敏以五万人入寇（庆阳府）”
，同治七年（1868），庆阳府社会动乱，“尽焚官衙街坊，仅民屋间余十分之一”
。至此，李氏后人流落到甘肃华池县悦乐镇、陕西省吴起县铁边城镇等地，《西夏实录》亦不知是毁于哪次战火。
19世纪，著名甘肃学者张澍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到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1908—190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率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蒙古、四川探险队”来到哈拉浩特（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批汉文、西夏文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400多种，使西夏文文献大为丰富
，至此，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1958年，在敦煌莫高窟附近的古塔中发现了三种珍贵的西夏文佛经，使敦煌成了世界上收藏西夏文文献为数不多的几个单位之一。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对敦煌洞窟中的西夏洞窟进行考察，发现了100余处西夏题记，改变了过去对洞窟时代布局的划分，使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同时也使敦煌成为西夏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
1972年，在甘肃武威张义公社下西沟岘（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张义镇小西沟岘村）也发现一批西夏文献，以后还有发现
。1987年，在甘肃武威市城南15千米处亥母洞寺出土了一大批西夏文物和西夏文佛经等。之后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又陆续出土了很多西夏文物、文献，特别是1997年以来，《俄藏黑水城文献》（目前已出版27册）、《中国藏西夏文献》（27册）
、《英藏黑水城文献》（5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1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2册）相继出版，使西夏研究的资料大为丰富，“西夏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军事、文学、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西夏文献的大量发现和出版是研究西夏历史、复原西夏监军司和军事布局的基础。
宋夏对峙时期，双方通过修筑大量的堡寨相互对峙，有关宋代文献多有记载。李华瑞在《宋夏关系史》一书中共列出陕西五路城堡寨名称576个，其中与今地名对照的有168个
，但绝大部分堡寨名称尚没有与今天的古城遗址建立对应关系，或者说有关宋代文献记载的这些军事设施，其空间结构并不十分清楚。
一方面西夏历史研究资料缺乏，一方面宋夏战争保留了大量的古城遗址。实地所见，今陕、甘、宁、蒙、青5省区现存的宋、夏古城遗址有500多个，这些都是宋夏战争的重要见证，也是人类历史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西夏立国以后对外战争不休，西夏的战争与众不同，西夏作战的战场或是在沟壑纵横的河谷，或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尤其是西夏与北宋在黄土高原地带的交战地区，几乎没有大平原，都是沟壑纵横的山谷，或者从山岭上派出小股军力，或是沿河川集结集团化兵力。在黄土沟壑的战场上，山川阻隔严重降低了宋军的反应能力，“北宋在陕西很难建立如唐河大阵那样十万人上下的兵团”，“战区地理形势又限制了他们相互应援的能力”
。这就决定了宋夏战争主要是山峡小径作战，扼守一个关隘不能限制敌军从另外的山岭、沟谷迂回突破，于是在宋夏战争中，双方均在河流交汇地、山岭末梢大量修筑城堡，并根据大小分别称为城、堡、寨，西夏建立监军司，北宋建立州（军），用于统领城、堡、寨，组成一域的防御系统。
西夏“
”（监军司）是一套军政合一的以军事管制为特点的军区性质的单位，监军司兼理民政，也是地方行政区划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西夏军事布防是以监军司为主要单位，以监军司为核心与周边卫星城堡寨构筑立体的军事防御体系，后期出现了统领数个监军司的经略司，并以经略司为中心划分防区的边防体系。
本课题的目的是，对现存的城堡寨进行野外实地踏勘，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层的内涵判别其朝代，区分宋城和夏城，确定古城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军事堡寨名称的位置，考证监军司的治所，绘制素描图、示意图，筛选出西夏监军司的治所，复原西夏的军事防御线，反映西夏的军事布局、特点，进而揭示西夏的战略防御体系。
对西夏监军司及其边防体系的研究，能为今天西夏学、宋史研究提供准确的地理坐标；对西夏城堡寨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系统研究西夏城、堡、寨与州（军）治、县治，能够复原西夏战略防御线，可以探索西夏监军司之间的声援机制与规律，复原西夏构筑的针对北宋、辽、金、吐蕃、鞑靼（蒙古）、回鹘的军事防御体系；西夏在二百多年的对外战争中，边境线处于不断的伸缩进退变化中，通过对古城GPS定位，用Arc GIS手段绘制地图能动态地反映西夏边境线的变迁。概言之，进行西夏监军司及其军事防御体系的考察研究，对于西夏学、民族学以及宋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对于我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揭示、战略思想的研究当有重要意义，对探索中国古代长城以外的防御工事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可以为西夏文献的研究提供实物证据和地标性注解。
由此可见对宋夏战争留下的城堡寨遗址的考察研究是在资料缺乏的现状下打开西夏历史研究的又一把钥匙。
西夏文献的研究与先秦、秦汉等早期文献研究有所不同，早期文献研究重在校对、训诂、名物、版本、鉴别、整理等。西夏文献所反映的地名、河流、城寨、战争场景等在今天尚且有迹可觅，通过田野调查，可以更好地印证文献，精密地解读文献，通过绘制地图形象地表达文献，并能很好地展现西夏文献叙述的场景。
田野调查向来被认为是学术界难啃的“硬骨头”，因其涉及问题复杂，遗址不易找到，工作吃苦性强，耗时费力，野外考察道路遥远，费用高等，常常使许多学者望而却步。笔者虚心学习前辈学者顽强探索、不懈追求的治学精神和崇高品德。在做这一工作之前，悉心阅读了前辈学者的著作，然后深入考察，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验证，对西夏城堡寨遗址及其变迁进行系统梳理，以复原其历史面貌，从而为解读西夏文献提供准确的地理坐标，并为今天本地区的城镇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是：（1）对传统汉文文献和黑水城等地出土汉文、西夏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通过文献研究，将现存古城遗址与文献记载城堡寨建立对应关系，通过野外实地验证，揭示这些古城遗址的历史面貌。（2）主要借鉴侯仁之、李并成等先生的工作方法，进行大量的野外考察，对涉及西夏监军司和构成西夏军事防御体系的古城遗址逐一踏勘，通过文化层的考古辨识区分西夏古城与其他各朝代古城的不同，在众多古城遗址中筛选符合监军司规模的西夏古城；测量数据，并绘制《××古城素描图》《××古城示意图》，直观反映西夏古城的形制结构。（3）野外工作方法，注意区分古城外部结构和内部形态，通过夯层薄厚、夯层夹杂物、古城形制、风化程度判断城墙朝代，尤其是本地区明代古城遗址较多，注意区分夏、明城墙非常关键，通过对现存墙体的观察，注意夯层变化、夯土接茬和后期重筑的区分，细致判别古城的修筑时代；并通过甄别文化层及其遗物，对西夏城址与北宋城址进行判别区分。（4）系统研究西夏以监军司为核心的军事防御线，进而研究西夏军事边防体系，绘制《西夏×路（监军司）防御体系图》，通过地图直观地反映西夏监军司与城堡寨之间的配合、牵制、掎角、声援关系。（5）通过宋夏边境地区城堡寨的GPS定位，利用ArcGIS技术绘制地图直观地反映西夏由监军司组成的边防体系。
古代里距以步量之，《孔丛子》卷之三《小尔雅·度》中载：“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
宋咸注曰：“《司马法》：‘六尺为步。’倍跬乃其大略。”
就是说，迈出一足为跬，迈出两足才是步，并指出，以步丈量里程是大略数字。《说文解字注》引《穀梁传》曰：“古者，三百步为里。”
按照不同朝代的尺度计算下来，各朝代里距就不同。依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商周一尺长度约16.95厘米，一步约8尺，一里2400尺，一里约406.8米；秦汉一尺长度约23.1厘米，一步6尺，一里300步为1800尺，约415.8米；隋唐一尺长度平均约29.5厘米，一步5尺，一里360步为1800尺，约531米；明清一尺长度平均约32厘米，一步5尺，一里360步为1800尺，约576米；现代一尺长度约33.33米，一米等于3尺，一里等于1500尺，为500米。笔者反复思考，其实，古文献中的里程都是以步丈量，似乎与各朝代尺度的长短概无关系，古代文献对里距的记载就是个大概数据，而且相同两点的里距不同文献记载并不一致，关于这点业师也做过论述
。古代没有人用尺子丈量里程，以步丈量里程就是取其大概数据，大量的野外考察数据显示，隋唐以后文献记载的里距与今天相差并不大，如果用今天的厘米去计算古代的里距，恐怕有失偏颇。
我们尝试不依据古时尺长而以步长计算古人的里距。找到居住农村的身高、腿长不同的五个人，讲明是步行测量里距，让其分别步行10千米，同时笔者骑摩托车沿同路用GPS轨迹测量距离，最后计算步长平均数。实验显示：一自然步两跬，长距离自然行步平均步长140厘米。以此计算，隋唐以后，一里360步，相当于504米，大约与今天的500米相当；秦汉一里300步，相当于420米。
然后，我们将文献记载的里距与现今已经确定的遗址之间的实际距离进行验证。在野外实际工作中，通过上百个遗址间距离的验证，发现以步长计算出的里距与文献记载的契合度为63%，以尺长计算出的里距契合度为33%。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古人文献记载的里距只是一个约数，大可不必过于较真。在实际运用中，笔者大多将秦汉里距以420米左右计算，将隋唐以后里距按500米左右计算。
关于野外考察古城保存情况，如墙体高低、夯层厚薄，以及文化层情况，记录在本书中，这些数据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不便利，但作为历史证据还是没有将其删除，特别是作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敬重，留待遗址变迁以后复原遗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