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西域经略概况

唐朝与西域的现实接触是讨论西域文化与唐诗之路关系的另一重要前提。这种接触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王朝对西域的经略行动，我们有必要还原唐朝统治西域的大体的政治军事格局，明确唐朝在西域以何种姿态和风貌出现，这对于研究唐人以何种心态、何种途径接受西域文化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其二是亲历行走西域的历史人物的相关活动，这些人物是最真实地接触西域的，他们有的是诗人，有的则与诗人关系密切，还有的对于唐代的政坛、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探究这些人物甚至可以以个案的形式还原西域文化影响唐诗之路建构的具体过程。

唐王朝立国后经营西域的亚洲政治背景和现实情况要比汉经营西域复杂得多。李唐王朝建立之前，亚洲政治生活的两个主要内容是强大的突厥霸权的存在和中国社会的统一进程。进入7世纪中叶，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唐灭北突厥、麹氏高昌，在远离中原的哈密、吐鲁番地区置伊州、西州，开始在西域发挥重大影响，同时，伊斯兰教旗下的大食人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南部地区，开始走出沙漠对外扩张；而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也遣使入唐，开始了觊觎河陇插手西域的政治行动。三大强权政治势力在亚洲，尤其是在中亚西域开始了角逐。当然不可忽视的力量还有在西域依然很强悍的突厥、崛起于漠北的回纥和长期自如生存并发展着的九姓胡等等。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格局是在亚洲政局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又是在关中本位的指导思想下渐次推进的。为保关中，唐朝的军事力量沿着陇右—河西—西域步步为营。武德元年（618）李氏王朝建立后，除了集中力量剿灭或整合中原地区割据势力外，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先后平定陇右薛氏和凉州李轨的割据，统一并稳定陇右、河西，为向两关之外的西域推进扫除了地方割据障碍，屏蔽了吐谷浑和吐蕃势力，建立了前沿基地和军事指挥中心。贞观四年，平北突厥；十四年（640），平高昌。以此为标志，唐朝开始了大规模的经营西域行动。

唐朝经营西域分州县制、军镇制和羁縻制三个层面展开。三者各有侧重但又密切相关。

一、伊、西、庭三州

唐太宗在平定高昌后力排众议，继伊州（今新疆哈密境内）之例，又在天山以南的高昌故地（今新疆吐鲁番境内）和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可汗浮图城故地（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相继设置西州和庭州，三州之置，同之诸夏。三州行政分职，各州有州刺史及办公机构，下辖若干县。根据《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等关于人口数据的统计比照，三州人口情况如下。伊州，贞观十三年（639），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六千七百七十八；天宝十二载（753），户两千四百六十七，口一万零一百五十七。西州，贞观十四年，户八千零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天宝十二载，户九千零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庭州，人口主要来自龙朔后的移民，但到开元间也达到两千六百七十六户。以人口的增长为标志，从贞观到开、天，三州都有了很大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原州县各项制度逐步在三州落实。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西州的均田制。“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侯君集平高昌。九月，即进行勘查户口、土地的工作。此后，大约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廷在派出使者巡抚西州，迁移西州部分百姓于内地、迁徙流人等于西州的同时，也正式开始了把西州田制纳入‘均田’轨道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三州军事合一，先有安西都护加“使持节（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之职衔，后有北庭主将加伊西节度使或伊西庭节度使衔，这又与两都护府和四镇的设置有关。

二、两都护府以及安西四镇

贞观十四年九月，唐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迁龟兹。后有反复，见附表。元和三年（808），安西都护府为吐蕃破。安西都护府节制四军镇，史称“安西四镇”。安西四镇作为军镇，功能是镇捍防守，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派出机构，在治理体制上仍实行前朝军政合一的形式。在治理方式上仍实行唐初以来镇抚结合的策略。设军镇驻兵防守，遣官员安辑宣抚。稳定西域社会，抚慰各族百姓。在治理力量的配置上实行汉蕃结合。四镇守军为汉蕃杂处，统兵将官亦为汉蕃搭配。在治理力量的布局上更重视西域西部和南部的沿边要地。唐设安西四镇均为西域西部、南部沿边要地，特别是碎叶镇，更是深入西部。然而安西四镇的置废也颇有反复，这与西域形势和唐廷政策乃至中原形势都密切相关，详见本章附表。

长安二年（702），唐于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景龙三年（709）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南北。贞元六年（790）北庭都护府为吐蕃破。唐朝的北庭大都护府仅存在于景龙三年至开元四年（709—716）间，其后由于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成为定制，而任何主边将领的品阶都绝不可能超过亲王，因此，安西在建置级别上虽然继续是大都护府，但主边将领已不能再出任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而只能出任正三品的安西副大都护，北庭大都护府也只能还原为都护府，北庭主将所担任的北庭都护也是正三品，与安西副大都护同级。

唐代都护“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 之责，“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 。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分治西域。天山以北，北庭掌之；以南，安西统之。《新唐书·西域列传上》指出，开元七年（719），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以后，即以“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 。后西域形势发生变化，军政制度也逐步调整，出现了节度府制度，其中安西主将多加安西节度使或四镇节度使，辖区包括安西四镇及其以西地区，北庭主将多加北庭节度使、伊西节度使或伊西庭节度使衔，其所辖主要是东部地区，安西、北庭二府由南北分治逐渐演变为东西分治了。

三、羁縻府州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云：“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 这些羁縻府州，隶属都护管理，与唐朝保持朝贡、册封关系，如白寿彝所言，唐朝对他们“虽不能尽保护的责任，但如有胡国，对于唐有所妨害，或‘无藩臣礼’的时候，安西都护府会代表唐政府执行讨伐的责任的” 。

西域羁縻府州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地理志》中都有明确记载，但并不完全。有的称“都督府”，有的称“州都督府”。据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马大正《新疆史鉴》、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等研究成果，葱岭以东已知名的羁縻督府有三十个，其中天山以北原西突厥故地二十六个，分属昆陵都护府与濛池都护府统辖。计有：匐延都督府、嗢鹿州都督府、潔山都督府、双河都督府、鹰娑都督府、盐泊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玄池州都督府、金附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咽面州都督府、盐禄州都督府、哥系州都督府、孤舒州都督府、西盐州都督府、东盐州都督府、叱勒州都督府、迦瑟州都督府、凭洛州都督府、沙陀州都督府、答烂州都督府、千泉（州）都督府、俱兰都督府、颉利（州）都督府。以上隶属北庭都护府管理。

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设有四个都督府。龟兹都督府、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与同在三处设立的军镇治所相同，另有毗沙都督府设置在于阗。除焉耆都督府外，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三个都督府均辖有州。龟兹都督府下分九个州，疏勒都督府下属十五个州，毗沙都督府下辖十个州。三个都督府合计领属三十四个州。此四个都督府与安西四镇驻地同，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理。

在葱岭以西，原西突厥的属地范围内，唐王朝也建立了羁縻府州，并派遣专使前往册封。计有：月支都督府，领州二十五；大汗都督府，领州十五；条支都督府，领州九；天马都督府，领州二；高附都督府，领州二；脩鲜都督府，领州十；写凤都督府，领州四；悦般州都督府，领州一；奇沙州都督府，领州二；姑墨州都督府，领州一；旅獒州都督府；昆墟州都督府；至拔州都督府；鸟飞州都督府，领州一；王庭州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共十六处。也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理。

另在河中地区设立有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谧州、佉沙洲、贵霜州、休循州、安息州、木鹿州八羁縻府州。另有碎叶州，设州刺史，与都督府稍有区别，虽位于昆陵都护境内，惟曾为西突厥牙帐，又有碎叶军镇驻军，似由安西大都护府直辖。另，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淖尔地区，在唐代新建城九座，隶属于沙州管辖。

西域地区羁縻府州情况大体如上。

上述三个层面互相结合的格局从贞观肇始到元和彻底解体，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在开、天之际达到顶峰，是中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典范。联系历史形势，认真审视这个格局和三个层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体制。由纵言之，三州—都护府—羁縻府州之间是环环相扣的，伊、西、庭三州刺史和两府都护主将高度重合，往往一身两任或数任，如西州都督府与州政府合署办公，可考的都护兼任刺史、都督兼任刺史者就有麹智湛、唐休璟、邓温、高广济、张待宾 ；都护府与羁縻府州之间节制关系明确，尤其是安西都护府与四镇辖区都督府州关系密切。由横言之，天山南北、葱岭东西是紧密联系的，伊、西、庭三州一体密不可分，安西、北庭通过天山中的多处孔道互相连通倚重，主将辗转任职胡汉兼用，个别羁縻府州先后两属等等都可证明。

因地制宜、与势变易的机制。唐廷对西域的管理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为伊、西、庭三地以及塔里木盆地周边四镇、葱岭以西地区等的战略位置、民族势力、经营基础等不同，自然要因地制宜，就其势而建置；同时，西域政治、军事局势变易不居，突发性因素很多，朝廷还要考虑对封疆大吏的节制调整，因此两都护府级别时有升降，四镇或弃或置，都是情理之中的。今天我们根据文献对于安西、北庭和四镇的种种考证推测聚讼纷纭本身就证明了当日情势的复杂微妙。

边防格局重中之重的地位。陈寅恪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认为：“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己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 从经营的地理范围、调遣的胡汉主将、复杂的军政关系、缜密的管理体制到贯穿始终的大型军事行动来看，唐朝竭全国之武力、财力以保关陇之安全。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军事强大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拔汗那、于阗、大食等派兵助战；吐蕃尽陷河西、陇右大部后，中原消息不通，西域守军依然坚守其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西域考古文书中出现的“广德四年”“建中八年”等年号即为明证。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唐廷经营西域的效果。

综上所述，唐代诗人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中面对着一个充满复杂性、混沌性、开放性的异质的西域文化，两汉以来的史籍典章记录着多少惊心动魄的西域故实，千古无言的大碛巨川潜藏着多少令人震撼的西域美景，葱岭东西的无边疆场展开过多少气势磅礴的军事行动，天山南北的城邦夷落流行着多少异彩纷呈的民俗艺术，三州四镇两都护的统治格局吸引和裹挟了多少唐代的王侯将相才子文士，这些置身西域的唐人又牵系着多少中原江南的亲朋故友、僚属门生……这一切都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富矿和资源呈现在诗人面前，直接接触还是间接接触、文献认知还是现实感知、文人本位还是政治本位、天下襟怀还是夷夏之辨等等因素都将影响诗人接受西域文化的途径、方式和态度并带来创作内容和风貌的千变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西域唐诗之路。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