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与唐诗之路：唐诗之路研究丛书最新章节_海滨著

第二节
唐代西域文化概论

在前述开放的格局中，唐诗之路所负载、所传播的西域文化又是一种什么状态、特征呢？本节概论西域文化。

一、“西域”的界定

西域一词，先秦典籍无出，《汉书·西域传》出现之前，主要是出现在《史记》和《盐铁论》中，《史记》之《三王世家》《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和《盐铁论》卷七《击之》、卷八《伐功》《西域》等篇章皆言及西域，其范围往往是指匈奴辖境西界外，多是泛指意义。严格意义上讲，把西域作为重要的地域单元载入史籍专门叙录，自《汉书·西域传》始。《汉书·西域传上》开篇云：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以此考察，则西域应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阳关以西的地区，但是《汉书·西域传》实际上所传诸国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几乎包括了中亚、南亚和西亚。此前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此后的《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晋书·西戎列传》《梁书·西北诸戎传》《魏书·西域列传》《周书·异域传》《隋书·西域列传》《南史·西域列传》《北史·西域列传》《旧唐书·西戎列传》《新唐书·西域列传》所记范围亦不完全统一，有的甚至记到了北非和欧洲。根据历代正史记载和学者考订，现在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域”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古代中原王朝西部边疆及其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本书讨论的西域以狭义为主，有时也兼及广义。本书讨论的西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资料：一是传世文献中的西域。汉语著作文献以历代正史西域传为主，但是这些西域传的出发点往往不是为西域及其诸国本身立传，而是为体现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编撰者常常以封建专制礼俗和天朝大国本位为主导思想来剪裁取舍资料，因此这就值得我们在使用时注意甄别。非汉语著作文献主要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和其他国家语言文献；二是文物和考古资料，既包括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吐鲁番文书、新疆尼雅等地出土的佉卢文残卷等文字资料，也包括古城和寺庙遗址、雕塑和壁画遗存以及其他可以佐证和弥补文献的实物资料。近年来，这些资料的发掘、刊布和研究都有了巨大进展，使我们对西域的理解逐步客观和完整；三是西域的自然地理和民族风情。自西域概念诞生至今的西域自然地理虽然受到环境改变影响但没有重大变化，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还原和丰富西域概念；而现在生活在西域地区的主要民族，其语言、风俗、艺术等则是可以作为古代西域的活化石参照考察。上述三个方面相结合应该可以比较客观全面地展现西域这一特殊的概念。

二、“文化”的界定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在中西方古代社会中都有悠久语源，但其内涵和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出系统阐释，“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此后陆续出现的文化概念之界定多达五百余种。这些界定可分三种：一是狭义的界定，认为文化是艺术、音乐、戏剧、文学等现象，这是最传统的观点；二是中性的界定，认为文化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成果，泰勒的观点即有此倾向；三是广义的界定，认为文化涵盖了人类所有文明成果，梁漱溟、钱穆均持此观点。梁漱溟认为：“据我们看，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 梁漱溟还强调：“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钱穆则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整一全体” 。

本书主要采用第三种界定，即广义的界定，认为文化是涵盖了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

三、西域文化的界定

西域文化包括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西域地理以及在西域地理范围所发生的一切人类文化活动和文明成果。本书讨论的西域文化的时限上起远古，下迄五代。

西域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包含了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民俗等多方面的内涵。这里有必要对西域地理和民族先略做描述。

西域地理概况。在新疆极西部，有一个大体上是南北走向的山链，东陡西缓，向西毗连着一片广阔的山塬，其间峰谷交错，溪河湖泊分布，有若干通往西方的主峡谷，一般高度在海拔四千米以上，这就是中外驰名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山结为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延伸出五大山系和三大水系。五大山系是：向东延伸的天山山脉；向东南延伸的喀喇昆仑山脉；向南偏东延伸的喜马拉雅山脉；向西延伸的兴都库什山脉；向西南延伸的吉尔特尔——苏莱曼山脉。接近帕米尔西北部还有一些较小的山脉。三大水系是：向西的阿姆河水系、向东的塔里木河水系和向南的印度河水系。在古代，这些山脉是行进于丝路上的商队所仰望的永恒路标，河流流经的谷地又是最佳的旅行线路。这个巨大的山结，古称葱岭。为何将帕米尔高原称为葱岭，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曰：“《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大唐西域记》曰：“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本书讨论的西域正是在以葱岭为界向东西展开的。葱岭以东，天山朝东北方向、昆仑山朝东南方向渐次铺开并与阿尔金山相连形成了三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其中央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唐称图伦碛，四周则是源于雪山的河流在消失于沙漠之前留下的一个个冲积平原和绿洲。这些绿洲上曾经出现的城邦小国就是班超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唐代的安西四镇主要就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北、西、南三缘互成犄角，并遥望着东方的楼兰古城。楼兰地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尾闾罗布泊——唐称蒲昌海，离开罗布泊再向东就进入玉门关了。天山以北的地区极为广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系阿尔泰山——唐代称金山，隋唐之际的东、西突厥即以此划界；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其中央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唐称沙陀碛；天山的北坡，沙漠的南缘，一线分布着肥沃的绿洲，唐代的北庭都护府就坐落于天山北坡。但沙漠以北、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更多的则是肥美的草场。这里向东可抵蒙古高原，向西可达伊犁河——唐称伊丽河谷，楚河——唐称碎叶水，以及伊塞克湖——唐称热海，这里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广阔天地。天山的东段南坡则分布着封闭性山间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即天山支脉，唐代西州即置于此并通过天山中的多处孔道与庭州相联系。哈密盆地则是唐代伊州所在地，哈密有巴里坤湖——唐称蒲类海，出了伊州穿过戈壁——唐称莫贺延碛，就进入玉门关了。上述地区是葱岭以东，至于葱岭以西，主要是阿姆河——唐称乌浒河，锡尔河——唐称药杀水，二水之间的河中地区，分布着被称为唐代九姓胡的粟特城邦。锡尔河以西的地区就是今天的西亚两河流域即波斯、大食的所在。而葱岭以南就进入印度文明区了。

西域民族情况。从西域的民族变迁看，截止唐代，先后出现在西域的主要民族有塞人、羌人、月氏、乌孙、姑师、匈奴、汉族、鲜卑、柔然、嚈哒、粟特、突厥、回鹘等，他们有的是西域土著，有的是从河西走廊、中原或漠北迁移而至。塞人，在西方、波斯和印度史籍中被称为“斯基泰人”或“萨迦人”，曾生活在伊犁河流域、锡尔河以北地区以及天山东部山谷中；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被匈奴攻击，迁至伊犁河流域，迫使塞人南迁至印度和塔里木盆地。月氏，亦写作“禺知”“禺氏”，战国时期，月氏人控制着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秦汉之际，被匈奴追迫迁至塞人原住地伊犁河流域，后又迫于匈奴、乌孙联合攻击，迁至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地区。留在河西走廊的部分遗民被称为小月氏。羌族，传说中的炎帝族人之一支，居甘、青、藏地区，秦献公时迫于秦之势力，部分部族由河湟一带经阿尔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并最终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曾为月氏所攻而奔匈奴，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姑师，又称“车师”，公元前1000年就活动在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奇台、吉木萨尔，车师前部都城交河曾是汉唐各政权必争之地。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兴起于战国，强盛于秦汉，先秦时被称为“荤粥”或“猃狁”，秦汉时期横行于漠北和西域，是中原政权在北方最大的威胁，最终为汉所灭，余部经乌孙、康居等地进入欧洲，引起世界范围的民族迁移。汉族，从考古资料看，汉代以前就有汉族在西域生活，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戍边官兵、商人、刑徒和家属陆续前来，并随着后代中原政权经营西域而不断增加。鲜卑，最初活动于东北大兴安岭的大鲜卑山，北匈奴西迁后据其地并收其残部，强大时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柔然，又称“蠕蠕”，或“芮芮”，或“茹茹”，源于东胡，始祖为鲜卑拓跋部贵族之奴隶，逃亡依附他族并逐渐强大，远徙漠北征服铁勒诸部，建王庭，立政权，北魏时柔然势力发展到西域。嚈哒，又称“滑国”“挹怛”，族出车师，或鲜卑，或康居等，5世纪中叶，嚈哒向南攻入大月氏，建立嚈哒国，西方称之为“白匈奴”，后东侵葱岭各地。突厥和回鹘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从漠北崛起挥师漠南和西域的强大民族，与唐朝关系极为密切，详见后文。在诸族中，最特殊的民族要数粟特了。粟特，又作窣利，中国史籍中称他们为“昭武九姓”等，是生活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地区的，使用东部伊朗方言的中亚古代民族，属于伊朗人种。粟特人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但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因此长期受周边的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但粟特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他们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中国贩易，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形成一个个移民聚落。

西域文化就是在上述这样一个地理空间由这样一些民族创造并以不同形态存留的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

四、西域文化的特征

作为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西域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复杂性。地域文化本身就是个复合性的复杂概念，而西域文化尤是。裴矩《西域图记序》云：“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 裴矩作《西域图记》时的这番复杂感受用来描述我们现代人对西域的感觉依然很形象也很深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背景中，先后出现的主要民族有十几个，几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未及积淀，这个民族就已消亡或迁移，因此西域文化往往呈现出同一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层叠状态。但它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层叠性，中原同一地域即使叠加了几千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到简帛、纸张，其主要内容一般是连续的，而同一处的西域民族文化则往往是断裂的。因为一个民族要从漠北迁移到西域甚至最后走出西域，其文化痕迹必然是零散的，西域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意识和文献意识不同于中原汉族，其仅有的零散的文化痕迹也随着历史烟尘被弥散或尘封。更重要的是，西域诸族拥有灿烂的文明而缺乏系统记述，中原汉民族拥有发达的记述传统却又常常为夷夏观念所左右，因此留下的历史记载往往遮蔽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从以上种种来看，西域文化必然是复杂的。

其次是混沌性。在文史学者的研究中，西域可以被条分缕析，但在更多人包括不少学者的心目中，西域依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混沌一片。今人如此，遑论唐人！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还原西域。一个是技术量化的层面，如确立西域的四至之经纬度，梳理每个民族在西域的活动时空线索，甚至做一个详细的西域资料长编。这是我们用知性的现代学术法则还原的西域，无论在历史、地理抑或考古等专业研究领域，这种还原是极其有必要的，对于文学研究也会带来一些便利。但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给予同情的理解，就要尝试在另一个层面上还原唐人心目中的西域。这个还原工作的基础就是要考虑唐人和唐前的华夷概念到底有多少本质冲突。尽管李世民早就明确表达了他的天下混一的华夷观念，但狄仁杰依然这样描述其疆域理想“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华夷大防的观念溢于言表。足涉居延、北讨契丹的陈子昂，从军西域、亲历蒲类的骆宾王，西接吐蕃、北交回鹘的李德裕均有类似的正式言论。这说明，即使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实际行动已完全到位，如把今吐鲁番（西州）和哈密（伊州）等明确作为唐朝州府建制来管理，但秦汉明月、绵延至今的时间跨度之大，山川相阻、风土迥异的空间距离之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隔阂之深，使得西域在大多数唐人心目中依然是异域，依然被定义为一个异质的存在。基于此，在更多文人心目中，汉唐轮台位置的差异似乎并不影响其表情达意，把苏武安置在天山脚下也依然不影响其隶事用典。这个西域也就渐渐变得遥远而混沌一片了。

第三则是开放性。在唐代，无论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还是“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 ，都主要依赖西域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和孔道。关于这个平台的开放性，季羡林的表述很典型：“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再也没有第二个。……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文化汇流的研究，更有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 这个地区就是西域的主体部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如果没有开放性，各种语言能并存交流，各种宗教能并行不悖，从丝绸到玉石这样的实物交流、从胡姬到岑参这样的人文往来都是无法想象的。

五、本书对西域文化的论证策略

西域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包含了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民俗等多方面的内涵。本书赞同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的看法，“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所以，历史地理、艺术、民俗等将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政治、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将与这几个重点结合讨论，此节不展开。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佛教与唐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本书暂不讨论。三夷教与唐诗关系的有关论述则将在部分章节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