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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之子楚王刘英少好游侠，交通宾客，晚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伊蒲塞即优婆塞，亦即居士，桑门即沙门。据此，刘英奉佛方式为：一，祭祀；二，洁斋三月；三，供养居士、沙门。“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当为互文，意谓刘英诵黄老、浮屠之微言，尚黄老、浮屠之仁祠。朝廷还其赎以资楚王府居士、沙门饮食，并班示诸国傅相。刘英以此恃之无恐，遂大力交结方士，造作图谶谋逆，最终致祸自杀。“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其中自不乏刘英所交结的方士，甚至有“伊蒲塞桑门”之属。
刘英奉佛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因刘英始信其术，故中国颇有奉佛者；因刘英案之惨酷，近百年后始有桓帝祀浮图、老子的记载。范晔复于卷末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
虽仍视佛陀为神明，然佛教由此转盛则实缘于桓帝。“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桓帝刘志，章帝刘炟曾孙。“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
延熹九年（166），平原隰阴（今山东临邑县）人襄楷自家诣阙上疏，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由此可见时人对佛教的理解，较明帝诏谓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更为显豁。“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则见出佛道一致同源，二者并祠因之而有了理论基础。“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而以之与固有道术并重？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以为中外之学术本出一源，殊途同归，实无根本之差异，而可兼奉并祠也。”
老子化胡说一出，许多中国人接受佛教的一大障碍遂得冰释。
佛陀与中国本土黄帝、老子共享祭祀，虽泯灭了佛教特质，但赢得了中国民众最为广泛、最为持久、最为热烈的信仰。献帝时，下邳相笮融大起佛寺，铸铜佛像，课读佛经，举办浴佛法会，已具鲜明的佛教特色。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丹杨（一作丹阳），笮融事佛之地，即楚王刘英封地，亦即黄巾起事地。笮融“放纵擅杀”，因督运漕便利，断三郡转运物资，建佛寺，铸佛像，以“复其他役”诱使民众聚集寺院，诵读佛经，借浴佛设酒饭引人围观、就食。曹操攻陶谦，笮融率众走广陵，杀太守赵昱，纵兵大掠；过秣陵，杀彭城相薛礼；过江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占其城。笮融嗜杀成性，审其所为，事佛仅其招致民众的手段，与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实无甚异，亦属佛教中国化之一表现。
笮融所为无疑会将佛教引向绝路，故后世佛书罕言之。虽如此，起寺、铸像、读经、浴佛诸事毕竟为传世文献首次记载，见出此时佛陀奉祀已从依附黄老走向具有佛教特色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