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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支遁的研究，可分为佛玄思想、诗文创作、生平著述等方面。
治中国佛学者，如汤用彤、陈寅恪、任继愈、方立天、福永光司、许理和等先生，于即色游玄、逍遥新义、小顿悟等均有鸿论，其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支遁》、第九章《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支道林之即色义》
尤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后专论此并具创见的哲学、宗教学论文时有，论魏晋思想文化者亦多涉支遁佛玄思想。新近成果如李耀南《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及其逍遥新义》认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有效性，其逍遥义既不同于庄子与万物一体的共在逍遥，也异于郭象基于门阀制度下的各安其分的适性逍遥，新在以“心”代替郭象的“性”，是蕴含着山林气象的佛门大德独有的精神境界
；王颂《支遁“逍遥新义”新诠—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指出支遁新义并非是对向郭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化用老庄与佛学思想，用外物、内心的二元架构替代了向郭的有待、无待二分框架，并引入般若学无生、无住、相即等思想，以破除对色心二法的执着，实现逍遥无为的状态
。囿于文献，此类论述洵难再有实质性的突破。
亦有学者另辟新径探究支遁佛玄思想与魏晋文学艺术自觉的关系。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认为“支遁《逍遥论》所标新理，是由道家之言转向佛理的关键”，“在佛理化的玄言的催化下，山水诗逐渐臻于独立，并具有了区别于以前所有写景诗的全新意义”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第五章谓支遁“沟通了哲学自然观与艺术实践之关系”，“即在哲学意义上的全新的自然已经转化成一种鲜活生动、乐生畅神的新的审美对象”
；刘方《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第十章亦云“支遁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着艺术精神的佛教哲学”，“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内心体验去捕捉这些佛教观念，用直观体验的方式思考理想化的世界，追求的是一种审美化的、充分体现自由精神的人生境界”
。
与佛玄思想相关，支遁的文学创作亦受学者关注。孙昌武《支遁—袈裟下的文人》即要“为他在文学史上争一席地位”，认为支遁“开了诗歌创作与佛教思想交流的先河”，“确立起认识社会和人生的另一种角度，创造出诗歌表现的另一种境界，在诗歌创作方法上也就确立起不同于传统的褒贬讽喻、风雅比兴的另一种传统”
；徐正英《说支遁》亦云“若讲对东晋诗坛的贡献，除了陶渊明，首先提到的就应该是支遁。若说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是一种助力的话，这之中出力最大的也应当是支遁”
；张君梅《略论支遁的佛理玄言诗》基于具体作品的论述认为“支遁诗中的‘即色本无’、兼忘以及顿悟禅观全面反映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和功夫论思想”，“支遁诗的艺术特色正反映了魏晋诗歌发展的时尚和趋势”，“支遁的玄言诗虽以玄理为宗旨，但因展现了其个性心灵及精神境界，且注重辞采，获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张富春《玄言佛理交融：从支遁诗看东晋诗歌之新变》《赞体新变：佛教题材及五言诗赞之开拓—以东晋名僧支遁诗文为例》分别论述了支遁诗、赞对东晋诗歌及赞体文学的开拓意义
；蔡彦峰《支遁的五言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认为支遁“诗歌创作对东晋中后期士族的诗歌创作风气、五言体的观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士族士人以五言为俗体的观念，促进了士族士人重新关注五言体，自觉体认魏晋五言诗的艺术传统……这是晋宋之际诗歌变革的契机，也是支遁诗歌创作在东晋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意义”
。
前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为支遁生平、交游、著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此类成果主要有前揭林传芳《支遁传考略》及王晓毅《支道林生平事迹考》
等。林氏依二十五岁出家、入沃洲山、应诏入京、辞归剡县将支遁一生分为求法学道、弘教游化、隐修著述、京师说法、息影终老五阶段，全面细致地考论其生卒、交游、著述。王氏以所居寺院将其一生划为从吴县余杭山到建康白马寺、吴县支山寺、山阴县灵嘉寺、剡县沃洲山禅院与石城山栖光寺、建康东安寺、石城山栖光寺六时期，将《世说新语》《高僧传》等所述支遁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逐一考辨，兼及有关寺院、遗迹变迁，文末附录《支道林著述表》《支道林学术活动地图》。二文以考为主，各有所长。梁归智《即色本空—支遁大师传》则是基于现存支遁史料、诗文用“散文的笔法”创作的“传记小说”
。张富春《支遁诗文辑本考》
、王京州《〈支遁集〉版本叙录》
、刘明《支遁集成书及版本考论》
等，则对现存钞刊本支遁集进行了详实的考论、梳理。李正西《支遁评传》
、《支遁诗文译释》
及张富春《支遁集校注》
等专著全面研究支遁生平、事功，整理、校释支遁诗文。
此外，因支遁现存诗文不多又影响较大，硕士学位论文多有以之为选题者，其要者如庞书樵《支遁其人及其〈支遁集〉研究》
探讨了支遁生平、行迹、交游、著述、出家诸事，考察《支遁集》学术背景，分析其版本、流传、内容，可谓全面具体、细致深入；周小敏《支遁文学接受研究》
从诗歌、文集、形象、典故四方面研究支遁文学接受，视角新颖，创获较多，颇益于支遁研究，然终显单薄，于支遁接受而言，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综言之，目前支遁研究成果多为单篇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及著作中的些许章节，内容集中在生平著述、佛玄思想、诗文创作及在魏晋文学艺术自觉中的作用。名僧兼名士的支遁，辞世至今已一千六百余年，作品稀见，然接受资料异常丰富。前此相关研究，多着眼今存支遁著述及《世说新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文献，洵难再有新突破。本书更换视角和思路，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为指导，以佛教中国化为背景，以读者为中心，研究东晋以迄清末支遁的接受，并将其置于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细致考察，期冀全面阐释支遁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