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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东晋十六国，佛教中国化取得了重大突破，支遁所创建的士大夫佛教即是其重要标志之一。“掀开整篇的中国佛教史，想找出像支遁这样，在佛学上开创了新说，在玄学上发展了新义，使同时代的学术界、政治界人士无不敬服，乃至帝王、宰相都钦崇的人物，实在很难。”
异于胡僧，支遁长于清谈，兼擅诗文。释德清《梦游诗集自序》云“僧之为诗者，始于晋之支、远”
，中国佛教文学因之勃兴，中国文学因之新变。支遁是中国第一位有诗文集传世的僧人，曾四十九次现身《世说新语》。朱右《全室集序》云：“抑予尝观晋、唐来高僧以诗名者，概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休之高明，贯休、齐己之清丽，灵澈、皎然之洁峻，道标、无本之超绝，惠勤、道潜之滋腴，虽造诣不同，要适于情性，寓意深远，至于今传诵不衰。”
虽《支遁集》赵宋时已亡佚，然经由《世说新语》及佛学典籍，集高僧、名士于一身的支遁及其诗文创作仍可为今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