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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2年10月最后一个反苏维埃政权——阿穆尔地区临时政府垮台后，大批由白军残部和难民组成的白俄沿着中东铁路（旧称“东清铁路”，简称“中东路”）逃往哈尔滨。而有趣的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因为中东路的建设而兴起，“盖哈埠之特殊风格，完全由中东路造成”
，这里的俄侨也大多依托中东铁路为生，他们享受着中东铁路管理局提供的优厚待遇，过着悠闲富裕的生活
。建城伊始，哈尔滨就是一个非常俄国化的城市，有“东方的彼得堡”之称。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着和彼得堡一样的街道名称，如花园街、第一道街、第二道街和大马路，还因为二者“有着同样规模的文化生活”
。据统计，1916年至1931年间黑龙江共有报刊269种，其中俄文报刊为164种，占总数的61%以上，而这些俄文报刊集中出现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期由于大量白俄逃亡者麇集在中东铁路的中心哈尔滨，俄国各种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学生团体和私人纷纷出版期刊”
。
然而，大批流亡而来的白俄也破坏了这个城市安闲的生活秩序。20世纪20年代初，走在“到处堆着尿粪”的马路上，瞿秋白认为这座城市“可怜的很，——已经大不如天津上海”
。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白俄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并获得了其流亡生涯中弥足珍贵的归宿感。1930年7月，一篇研究哈尔滨经济的文章特意强调：“惟多数俄人均认哈埠为乡关故国，不思归国者实繁有徒。”
更有哈埠俄侨女诗人留下这样的深情告白：“我，会对任何人都公开说/这个可爱的城市征服了我/这个曾经收容了我的国家/她已经成为我的第二祖国。”
1924年《东陲商报》的一则报道援引“东省特别区”警方所调查的数据指出，当时哈埠总人口为123，871人，其中华人61，515人，俄人50，140人
。另据《露亚时报》1926年所载的《哈市人口一览表》的统计，1922年定居于此的俄侨（包括白俄在内）多达15.5万人，而当时中国居民的总数不过18万人
。而1932年7月则有北平的媒体文章估计，哈尔滨白俄在全盛时期的人数可达20万，仅次于法国（40万）
。
1927年末，年轻的诗人冯至“北游”至此，并留下了这样的哈尔滨印象：“听那怪兽般的摩托/在长街短道上肆意地驰跑/瘦马拉着破烂的车/高伸着脖子嗷嗷地呼叫/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
“骤然从温暖的地带走入荒凉的区域”，冯至眼中的哈尔滨难免有些古怪
，不过，正是那略显古怪的俄国情调——《cofé》中咖啡馆里的露西亚乐曲，《礼拜堂》中教堂前拉着小提琴的白俄乞丐，《序》中作者踏着“双十节”的飞雪走进的俄国书店，抚慰了诗人的乡愁和忧思，激起了诗人叩问生存意义的诗情。比起冯至的古怪之感，萧军对哈尔滨这座为其开启文学和爱情之门的城市感到分外亲切，而这座城市的俄国元素也已积淀为他人生成长的钙质
。1934年12月19日下午，他就是穿着“黑白格绒布俄国哥萨克农民式长身立领掩襟的大衬衫”，带着绣有“Нидога”俄文字样的围巾，以一身俄国风格第一次出席了鲁迅的宴会
。而在此前寄给鲁迅的照片中，萧军“穿了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的亚麻布衬衫，腰间束了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这是当时哈尔滨青年们流行的装束”
。
1931年8月末，前往欧洲旅行的朱自清路过哈尔滨。“这至少是个有趣的地方”，这位知名文学家和清华大学教授最为欣赏的就是这座城市和谐自然的俄国风格，“这里的外国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国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国人之下”，满大街的俄国人各行各业都有，“流品很杂”，而这样“倒能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没有什么隔阂了”，尽管这可能是因为白俄穷无所归，才得如此，“但这现象比上海沈阳等中外杂居的地方使人舒服多了”。在这座“纯粹不是中国味儿的城市”里，朱自清坐着俄国司机“开得‘磅’极了”的出租汽车浏览街景，吃便宜的“俄国大菜”，而最让他感到亲切的，还是街头普通中国人自然而然的“俄国话”和“外国规矩”
。
不过，就生活状况而言，20世纪20年代末的白俄其实已经失去了冯至所言的“心足意满”的归宿感。随着苏维埃俄国的逐步稳固，北洋政府改变了对于帝俄的态度。1920年9月，北洋政府以俄国“统一民意政府迄未组成，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该国原有驻华使领等官已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为由，宣布取消帝俄使节的待遇
。同年10月，北洋政府颁行了《决定管理俄侨办法之通令》，取消俄侨的领事裁判权，转而按照中国法律管理
。对于普通在华白俄而言，更为切要的问题则是，根据中苏两国随后达成的协议，中东路只能雇佣中国或苏联国籍员工，因而大批无国籍白俄遭到解雇。正如时人所论，“俄人之住哈尔滨者，其生活根据，什九为与中东路有直接间接之关系也”
，很多白俄因此生计无着，处境艰难
；再加上1929年中苏边境军事冲突和世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哈埠白俄的处境每况愈下，失业率高达30%，很多人不得不迁往南美或上海等地。而“暴日入寇东北”，更是加剧了这一外流的趋势，“哈尔滨在住白俄，减至全盛期半数以上”，仅为62，000人
。“自从日本人将哈尔滨的一切独自霸占之后，俄罗斯人在这里开业挣钱的时代就不复存在了”，根据一位德国记者的观察，1935年4月苏联当局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洲国，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成千上万的白俄人，诸如店主、鞋匠、手工业者等一下子都失了业。以前，他们的生活来源靠的就是那些在这里工作、收入不菲的苏联铁路职员”
。
上海是白俄在中国的另一大聚居地。不过，与有着长久俄侨历史的哈尔滨不同，“十月革命”之前上海的俄侨极少，1876年10月18日的《申报》援引公共租界的统计，彼时此地仅有俄侨4人
。另据来自《东方杂志》的资料，191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侨总数不过402人
。因此，上海的俄侨绝大部分是在1918年、1922年两次自俄国逃亡来的白俄，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自哈尔滨等地迁移来的白俄。迄今为止，尚没有居沪白俄的准确数字，1929年末有上海媒体的文章估计，彼时该埠白俄人数接近15，000人
。另据汪之成的研究，综合来自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苏联驻沪领事馆的苏侨数据，1934年上海常住白俄人数大约为16，000人，但若考虑到流动的白俄，这一数字在1936年可能超过21，000人
。彼时也有媒体文章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白俄人数就已经增长到了20，000至30，000之间，与捷克和南斯拉夫的白俄人数相当
。因为在沪的苏联人极少，所以上海人常以“俄人”“俄侨”来指称白俄，用上海话来讲就是“罗宋人”
。
在白俄站稳脚跟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他们留给上海居民的形象基本上是“难民”。1922年末，随着大批白俄乘军舰自海参崴抵沪，当时的《申报》密集报道了这些“白俄难民”的苦况，并呼吁上海各界人士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拯济之”
。在沪欧美人士还曾特别组建了“救济俄难民顾问委员会”
，根据该委员会致国际联盟的函电，当时“上海全境之俄难民，不下七千人，其中三千人可称毫无生计，余则亦只能暂时糊口耳”
。到了1923年秋，上海市民又多了一项博彩游戏，即由“资遣俄难民国际委员会”主持的“资遣俄难民发行奖券”
。作为区别于欧美白人的难民，白俄没有国籍，没有领事裁判特权，又缺乏经济基础，且为生存所迫，时有不良行为发生，因此社会地位低下，一度被上海租界当局及其他国家较为富裕的侨民视为有损西方人声誉的“白种穷人”，成为租界中备受歧视的“二等公民”，甚至是位居中国人之后的“三等公民”
。根据时人记载，白俄当中的男性，“除了一部分充作要人闻人保镖外，大多数都经营小商店，霞飞路上俄国式的理发店、咖啡店、杂货店、小卖店，都是此辈开设，低一级的，或徘徊街头贩卖毡毯布匹，或在路隅，替人揩拭皮鞋和出卖除渍油膏的也很多。女性的，不外充作按摩院的摩女，舞场中的舞女，以及咸肉庄上的活肉。还有真正穷无所归的，也有流为钉巴的乞丐了”
。
不同于身在哈尔滨的归宿感，白俄在上海并没有根基和认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流浪者。而对上海人而言，这些突如其来的白俄不仅是受人歧视的难民，更是让人恐惧的陌生人。白俄群体本就良莠不齐，再加上为生活所迫，作奸犯科之事时有发生。仅以1923年为例，《申报》就至少报道了19起白俄的违法犯罪事件（尚不包括非法乞讨和酗酒闹事等治安事件），特别是其中不乏持枪杀人、持枪抢劫、贩卖军火等严重刑事犯罪
。媒体的报道显然加深了人们对白俄的恐惧，而种族、语言等方面的隔阂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恐惧。正是在这一混杂了歧视和恐惧的社会心理投射之下，我们“顺理成章”地在彼时的白俄叙事中看到了很多野兽般的白俄形象
。
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白俄的地位日益稳固，各项事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在上海站稳脚跟。直到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前，20世纪30年代普遍被视为“上海白俄的鼎盛时期”
，上海也因此成为白俄在中国首选的乐居之地。当时曾有外国记者感叹：“在远东出现了一个新的俄国。她的首都便是上海。”
更为关键的是，与那些恪守华洋分界的欧美侨民不同，绝大多数白俄杂处华人之中，他们大多居住在诸如“蒲石路的在明坊”之类的上海新式里弄中
，其所从事的职业也大多与上海百姓密切相关。据1928年6月4日的《南中国的生活》杂志统计，仅1926年至1928年间，俄侨在霞飞路上就开设了近20家小百货店、30家服装店、10家食品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理发店，还有很多小吃店、饮食店、糕点铺、报亭、照相馆、花店等，总数达100家之多。到了1920年末，举凡女式服装鞋帽零售、童装制作、时髦的布店与百货店、西式食品店、男士衬衫店以及咖啡馆等，几乎均由俄侨经营
。1935年6月27日，鲁迅在写给萧军的信中特别提到，“黑面包可以不必买给我们了。近地就要开一个白俄点心铺，倘要吃，容易买到了”
。在7月29日，鲁迅在复信中再次提及此事：“我们近地开了一个白俄饭店，黑面包，列巴圈，全有了。”
由此可见，“白俄”已然参与构筑了著名作家鲁迅的日常生活。
众所周知，上海这座由西方商业文化主导的典型半殖民地城市素有“崇洋媚外”的声名。“怕外人”，曾被当时的媒体归纳为上海人的“三怕”之首，按照这一漫画式的说法，上海人怕外国人“若老鼠见猫”，家有小儿啼哭，恐吓以“外国人来了”，则可止哭
。对于那些倨傲骄横的上海洋人，一位中国作家曾表达了这样的愤懑：“他们态度的偏激、见解的幼稚，真使人看到就讨厌。他们总以为他们是上帝选择的儿子，他们的文化也是最优越的。他们只要一看出中国某种文化特质与他们两样，就认为这真神秘，或这真太野蛮了。”
然而，随着大批白俄日益渗透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畸形的民间中外关系逐渐被改写。因为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生活状况，白俄身上较少欧美侨民那种民族优越感，与中国人的关系较为平等。事实上，这些无国籍的俄国人将上海当成一个避难所，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甚至“往往将列强的侨民称之为inostrantsti，在俄语中是‘外国人’的意思”
。另一方面，上海市民似乎也从未将他们同高高在上的欧美洋人等量齐观。1934年6月，《良友》画报刊登了一组题为“上海租界内的国际形象”的配文图片，各主要国家的侨民都在此得到典型化展示，而这其实也体现了上海市民阶层对外侨的普遍看法。区别于英国汇丰银行、意大利邮船公司、德国大饭店等等上流社会场景，代表俄侨的是一张三分之一通栏的九个衣着暴露之舞女的合影，配图文字则作如此解说：“莫问是沙皇的宫人，还是大公爵的后裔，白俄的女儿们在上海差不多包办了半数以上的歌舞事业。”
白俄在上海市民心中二等白人、艰难求生的“刻板印象”，已经跃然纸上。
这些在上海随处可见的白俄，已经泛化为很多中国作家笔下的场景元素。海派作家叶灵凤的《初雪纪事》就是从白俄克麻夫斯基的早餐说起，这位流亡中国的前少佐住在泰昌杂货店后楼，因烧不起茶炉，每天早上都要“到老虎灶上泡一个铜板的开水送着硬面包”
。此前不久，叶灵凤还曾亲眼目睹了一场“罗宋车夫”与中国车夫的街头打骂，以及中国教授梁实秋的劝架，并由此写成了旨在揭露小布尔乔亚人道主义之破产的《梁实秋》一文
。而在另一位海派作家杜衡的《再亮些》中，“前但尼金将军部下的少佐底太太”及一脸落寞的“前但尼金将军部下的少佐”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了小说的背景
。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也常见白俄的身影
，与之相应，在知名作家老向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抽水机》中就出现了一位白俄“洋鬼子”。这位深入基层的水泵安装师傅大概受聘于一家天津的公司，但却“说得一口好北平话”
。不过彼时中国最大的白俄聚居地无疑还是哈尔滨和上海，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彼时很多的白俄叙事都是以哈尔滨或上海为背景的“双城记”。而更为深入的问题则是，白俄在中国这种日常化的存在和多方位的出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与外国人（欧美白人）之间的距离感和位置感。这向下拉扯了作家们的视线，使其少了些许观察外国人时常有的仰慕与自卑，得以近距离地也较为平等地打量作为近邻或伙伴的白俄。
归根结底，是动荡的时代将白俄抛向了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而随着这一时代的终结，他们又纷纷选择了离开。“二战”之后，大部分白俄在得到苏联政府批准后回到祖国
，但也有很多人选择继续流亡。他们中的一些人远走澳洲、南美或北美，另一些人则在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安排下，以难民身份暂住于菲律宾萨马岛（samar）
。而与当年不堪回首的流亡遭遇相比，在华白俄即将开始的回国之旅同样充满了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对于其中的很多人而言，回归将是另一场更为漫长和痛苦的流亡的开始。事实上，苏联政府清洗在华白俄的序幕在中国土地上就已拉开。1945年8月，进驻哈尔滨的苏军在报上发布消息，邀请在哈俄侨参加集会，包括众多作家在内的13，000余人与会，结果当场全部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所属机构逮捕，随即被塞进闷罐车，运往苏联劳改营
。著名俄侨作家涅斯梅洛夫就是在苏军进驻哈尔滨不久后被捕，“同年9月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格罗杰科夫一座监狱的地铺上”
。即使那些有幸平安回到祖国的白俄，仍是被命运之神诅咒的不幸者，因为“只要他们在哈尔滨居住过，就有了受严重歧视的足够理由”
，最终“等待着他们的基本上还是劳改营或是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