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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的上一级概念是俄罗斯人，而在中国文学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俄罗斯人形象，这在20世纪初几乎完全不可想象。作为除了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强邻，疯狂扩张的沙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贪婪的侵略者。然而，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对俄罗斯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东渡扶桑、以日为师那样的留学热潮。对此，1920年中期曾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盛岳在回忆录中抱怨道：“中俄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线，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然而，只有少数几个中国人去研究俄国与俄语。”同时，他还对缺乏必备的俄语学习资料感到“愤慨”，称其在1925年到达莫斯科时，“连一本汉俄词典也找不到，因而不得不从东京买俄日词典”
。正因如此，当1920年秋赴俄采访途中的瞿秋白经停哈尔滨时，竟为此地“半欧化的俄国文明”所骇怪，惊呼“原来‘西洋人’也有这样的”
。同样，1921年的沈泽民还在翻译美国学者的文章，试图通过俄国文学来认识俄国的国民性
。而除了以索菲亚为代表的俄国虚无党英雄以外
，我们在近代以降的中国文学中几乎难觅俄国人的身影
。那么为何在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俄国人竟成了中国作家笔下的常客？
由此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白俄这一主题何以会抓住彼时众多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并促使他们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白俄叙事？在通常的学术研究分类中，中国作家的白俄书写应该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范畴，并可能因此被命名为“白俄形象”。所谓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指“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
。对此需要厘清两点：第一，此处的“形象”并非仅限于文艺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而是包括人物、风物、景物等各种异国叙事在内，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
；第二，这一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找到‘想象他者’时特有的规律、原则和惯例”
。由此可见，这一研究有三个本质特征：一是“涉外”，二是“建构”，三是“总体性”。换言之，它所关注的是异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总体性规律。
本书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研究方法之一，即将白俄视为一种异国形象。但需要强调的是，白俄是一种独特的异国形象。第一，作为特定的社会历史存在，白俄负载着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涵，它是沙俄、“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和西方的生动镜像（详后），因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国形象。换言之，我们不能把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特定时段出现的白俄形象与作为常态书写的俄国人、日本人等外国人形象等量齐观。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点则是，作为特殊的俄国人，白俄的本质特征主要不在于“涉外”，而在于“流亡”，准确地说，他们是已经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外国流亡者群体。作为流落异国的“白种穷人”，白俄身上少了几许欧美人常见的民族优越感，因而，中国作家笔下的白俄形象也就少了一些形象学研究中常见的乌托邦化的“文化空想主义”
。第三，倘若就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外国人形象建构的具体文本而言，或许不无作家与其笔下异国形象原型有密切接触的例子，但就整体而言，很少有白俄这般大规模地、集中地走进作家日常生活的形象原型。因而，中国作家与作为生活事实的白俄之间，不仅是一种化约的主客对立的认识（cognition）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缔造了一种直接接触的联结关系。对于某些中国作家而言，白俄是一个不乏异国之奇但已颇为日常化的生动个体，他们对待白俄相对少了一些中外对立的骇怪眼光，而多了几分“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
。因而，通俗地讲，白俄不仅是“涉外”的问题，更是“对内”的问题，既是“总体性”的形象识别机制问题，也是需要被优先解释的“个体性”的形象特质问题。
按照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家巴柔的说法，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représentation）”，因而它们“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其所揭示的也恰是制作这一想象物的个人或群体所“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
。这一论断正确地指出了异国形象生产的自我指涉性，不过本书更为关注的是，这种自我指涉性如何融入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视域，也就是说，这一白俄书写不仅有着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维度，更是有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脉络，浸透着作家独特的中国问题关切。萨义德在分析西方小说中的帝国叙事时曾经指出，“必须把一个叙述的结构和它从中汲取支持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联系起来”
，而本书之所以采用“白俄叙事”的提法，正是旨在发掘这一白俄书写在中国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独特建构过程。考辨起来，所谓叙事（narrative），“就是指散文体或诗体的故事，其内容包括事件、人物及人物的言行”
。因此，当我们说白俄是个“故事”的时候，这一研究的关键就不仅在于追问和确证中国文学中的“白俄”形象是否“真实”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与思想特质，而是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探寻：这些“白俄”形象如何在一种对于他者的想象中生成，其生产的过程又是怎样参与形塑了中国作家的文学与思想视域，进而将白俄这样一个“涉外”的形象转化为想象中国未来路向的思想抓手。
萨义德有关“对位法阅读”
的见解提醒我们，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是一个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所完成的他者想象，那么要有效识别这一想象的机制，必须将其置入一个更大的、差异性的话语结构。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这一话语结构至少还应包括在华白俄的自我言说，以及其他国家作家的在华白俄叙事。如所周知，20世纪的俄侨文学是彼时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世界俄侨文学的版图中，中国俄侨文学具有极高的地位。曾有论者指出，“在哈尔滨的俄侨诗人中，至少有三位是一流的，他们可以被写进任何一部俄罗斯文学史，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列入任何一部二十世纪俄语诗歌选集，他们就是：涅斯梅洛夫、佩列列申和阿恰伊尔”
。让人惊喜的是，涅斯梅洛夫等俄侨作家留下了很多思考白俄命运的作品，有的文本更是在主题或题材上与中国作家的白俄叙事接近，构成了可以“平行比较”的案例。此外，近代以来的上海成为日本知识人眼中一个巨大的他者，并由此促进了日本“近代”序幕的揭开
。而在这些众多的上海叙事中，横光利一的《上海故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在小说的一开篇，迎接主人公参木的就是外滩江边长椅上的一群俄国妓女，而在此后的叙述中，以白俄妓女奥尔加为代表的“白俄叙事”一直是构成横光利一的日本想象与世界图景的重要参照系。再者，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留下了若干欧美作家的中国游记，其中不乏对白俄的细致书写。本书将积极引入上述俄侨及外国作家的白俄叙事，试图在与“他者”视线的交错中，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