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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白俄”，显然是与“赤俄”相对而生。俄文的白俄——белоэмигрант，本义是指白色的侨民，这是苏维埃当局给予的贬损性政治命名，特指那些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期间（1918—1920），“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并敌视苏联的迁居国外者
。这一群体自称为“эмигрант”，即“侨民”。值得注意的是，中文中的“侨民”是一个中性词，“谓旅居国外之人民”
，而俄文中的“эмигрант”却有着特殊的悲剧意涵：“指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被迫离开祖国的人。”
早在1930年，即有中国学人撰文指出：“‘白俄人’这个名词，在其本身的词义上……是指苏俄境内的‘变民’和‘剥夺公权者’，以及逃亡海外的俄人。所以在这个名词的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的构成，而不是民族的构成。”
到了1934年，“白俄”已被收录于旨在为大众介绍社会科学常识的《新名词辞典》中，特指“反对俄国革命及苏维埃的俄罗斯人，大都流落国外”
，而这也意味着国人有关“白俄”知识的初步定型。
正如靳以在1935年所言，白俄“永远怀念着旧日的帝国，就是年青人也是如此”
。“重返祖国”不仅是这些被迫离开祖国的人们固守的“共同信念”，而且是他们的精神特质
。在此意义上，在华“白俄”构成了为数甚巨的流亡者群体，而非“散居的族群”。一位当代外国学者曾如此辨析两者：“作为政治流亡者的个人或家族，一般都是祖国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份和作为某一集体成员的意识，完全是（或主要是）指向国内的。一旦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打算‘回到’祖国去。”而“散居的族群”则与此不同，他们对“国内民族斗争的参与，主要是在族裔而不是民族主义话语内进行的，是为了声明他们是同一集体的成员。然而他们的命运主要是跟其居住国和孩子成长的地方，而不是跟原来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
。
与白俄“流亡者”身份一体两面地存在着的是其“反苏”的政治态度。1932年10月，《东方杂志》的一篇译文指出：“所谓白俄者，可分三系，第一系即苏俄建国之初，以哥萨克人为中心，起兵反抗之白俄人；第二系即上述苏俄官吏之中途叛变者；第三系则为帝政时亡命在外，二月革命后一度回俄，十月革命后再渡亡命之社会主义者。”
不过，具体到中国语境而言，这一群体的构成似乎更为复杂。在1924年5月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声明书”中，中国政府应俄方要求特别声明：“当将现在本国军警机关任用之前俄帝国人民，停止职务，因恐此项人民之存留与其动作，危及苏联国家之安全。”
此处所言的“前俄帝国人民”就是指“白俄”，而且这一概念的外延不仅包括“十月革命”后的流亡者，还包括此前就已生活在中国的老俄侨。事实上，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之后，所有在华的非苏联国籍的俄侨必须做出国籍上的抉择。1925年4月9日，苏联控制下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发布第94号局长令，停止聘用中、苏两国国籍以外的俄侨员工，将“入籍”的选择直接与俄侨的生存状况挂钩。此举成功地迫使很多俄侨加入苏联国籍，但实际上他们并无苏联认同，成了“‘粉红色人’——表皮是红的而里面是白的”
。
在此情况下，在华俄侨的真实身份一度非常复杂，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当时的在华俄侨可分为五种人：“（一）纯粹白俄或在中国政府保护下之政治犯；（二）领有苏俄公民注册证而候复籍者；（三）领有中国公民注册证而候归化者；（四）完全为苏俄公民者；（五）完全归化中国者。”
此处所言的“纯粹白俄”是指既拒绝加入苏联国籍，又不愿意申请中国国籍的“无国籍者”。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无国籍者”几乎是指称白俄的专有名词，不仅国民政府在行政和法律层面将白俄作为“无国籍者”对待
，左翼知识精英如胡愈之等，亦认为“白俄是代表了思想反动、政治落伍的无国籍的俄国人”
。
由此可见，认定一个俄侨是否具有“白俄”身份，既要看其出身、履历，又要看其对待苏俄（苏联）的政治态度，而后者是更为核心的标准。事实上，如何命名这些在华俄人，本就是一个充满文化政治的议题，而彼时来自不同政治和文化阵营的国人也的确给予这一“所指”包括“白俄”“俄侨”“无国籍人”和“罗宋人”（罗索人）在内的诸多“能指”
，而这一系列的“能指”不仅必须依靠与“赤俄”（苏俄/苏联）的“差异”才能存在，而且只能作为后者的镜像，依靠后者来定义自身。因而，本书也将以“政治态度”作为“白俄”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为核心标准，遴选和确定本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