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倘若追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鲁迅在1922年发表的《为“俄国歌剧团”》一文可谓先导。在受到尼采哲学深刻影响的思想视域中，鲁迅发现了“勇猛”地反抗“寂寞”的白俄演员。尽管彼时的鲁迅还没有明确地在“白俄”及其所负载之政治意义的层面上对此类人物展开思考，但是凭借对于个人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该文仍然显现出鲁迅卓尔不群的思想气质。而接续鲁迅的空谷足音，并将其放大为文坛交响的是蒋光慈。1929年3月，作为中国普罗文学的发起人和重要作家，蒋光慈在其主编的《新流月报》上进行了一次日后给他的政治生命带来莫大灾难的“很大胆的尝试” ——开始连载自己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沦为上海妓女的白俄贵族少妇丽莎的悲惨遭遇，而这一人物形象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以白俄为主人公的肇始。随后，《新流月报》又接连刊发了钱杏邨（阿英）的《那个罗索的女人》和徐任夫（殷夫）的《音乐会的晚上》。不仅如此，同年10月，冯乃超的《断片——从一个白俄老婆子说起》在《现代小说》发表；次年3月，菀尔的短篇小说《“祖国”》刊载于《大众文艺》。当我们今天重新打量那段文学史，以“丽莎”为代表的“白俄主人公”小说的集中出现，使得彼时的普罗文学中形成了一波描写白俄的小高潮。然而，也正因为《丽莎的哀怨》所激起的争议与受到的批判，使得白俄题材成了某种话语禁忌，以致白俄叙事在左翼文学中逐渐归于沉寂。直到1932年，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诗人》，这一旨在揭批白俄之恶的文本成为左翼文学白俄叙事的一次回潮。而彭家煌在1933年5月27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明天》，则以其深刻的苦难书写为左翼文学白俄叙事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5年10月，萧军的《羊》发表，以其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开始为左翼文学白俄叙事注入新的活力，并产生了萧红的《访问》、罗烽的《考索夫的发》、舒群的《无国籍的人们》等优秀作品。而在“民族主义文学”作家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万国安的《国门之战》中也都出现了大篇幅的白俄叙事，前者深入刻画了巴格罗夫等白俄“入籍军”的形象，后者则专辟“间谍”一章来讲述主人公“我”——东北军军官万国安与苏联妻子流波之间的“生死谍变”，而根据文本的交代，这位后来做了苏联间谍的流波，其原初身份本是外红内白、表面上归顺苏维埃的白俄。而在国共两党的文学阵营之外，白俄叙事也不断涌现。1933年8月，陈梦家的诗作《白俄老人》在《文艺月刊》第4卷第2期发表，引起不小的反响。1935年2月，“新感觉派的后起之秀”黑婴在《良友》画报发表了以流落哈尔滨的柴可洛夫兄妹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圣诞节的前夜》，而在一年后，黑婴的文学导师之一——“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则有以白俄间谍丽莎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G No.Ⅷ》问世。20世纪30年代初的巴金及其好友靳以都因喜好异国题材而被当时的评论界所关注，前者在1934年1月发表了以白俄中尉费多·诺维科夫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将军》，后者则在1933年前后创造了由玛丽安娜、巴心·彼得诺维赤、潘葛洛夫等主人公所组成的白俄人物谱系。

倘若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生产的历史情境，仅仅翻检《申报》就会发现，出自那些不知名的作家甚至投稿试笔的文学青年笔下的白俄叙事更是不胜枚举。面对着文坛上层出不穷的白俄叙事风景，曾有评论者感叹，白俄生活的“这一些美与丑的错纵事件，被我们的作家抓住了，写出了他们的没落，暮年的孤寂，生与尊严的斗争，流浪者的悲愁幻景，千万片凄惨的遭遇，迷漫着异国情调：司拉夫民族的气息，被多少读者赞叹着” 。总括来看，这些白俄叙事出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学阵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白俄叙事如此密集地出现，这本身就构成了值得追问的文学与文化现象。